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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螺旋(插图注释本) 21 鲍林来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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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住进了克莱尔学院(C1are College)。在我来到卡文迪许实验室之后不久,佩鲁茨把说我成是一名研究生,从而让我挤进了克莱尔学院。说我打算再读个博士学位当然是无稽之谈,可只有利用这个借口我才可能在克莱尔学院获得一间宿舍。说真的,克莱尔学院之好出乎我的意料。这不仅是因为克莱尔学院位于剑桥大学之内,有着精致的花园,还因为它为美国人想得特别周到。这一点是我之后才知道的。[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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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进入克莱尔学院之前,我差一点进入了基督学院(Jesus College)。当时,佩鲁茨和肯德鲁都认为我无须等待多久就有可能被某个规模较小的学院接收为研究生,因为相对而言,小学院研究生的数量比那些更有名、更有钱的大学院(如三一学院和国王学院)要少。佩鲁茨去询问了物理学家丹尼斯・威尔金森(Denis Wilkinson),想要知道他所属的学院是否还有空余的留学生名额。威尔金森当时是基督学院的教授,第二天,他就告诉佩鲁茨,基督学院愿意接收我,还告诉我应该找个时间去了解一下入学手续。[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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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莱尔学院大楼前,查尔斯·詹克斯(Charles Jencks)雕塑的双螺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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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与基督学院的学监谈了一次话后,我就决定另找其他学院了。这个学院的研究生之所以极少并不是没有原因的。这个学院一向有着严苛的名声,它不接收住宿研究生,我要是进入这个学院,唯一可以预见的结果就是先交一大笔学费,但是我并不是真的要拿一个博士学位啊。与此相反,克莱尔学院研究古典文化的指导教师尼克・哈蒙德(Nick Hammond)却为来自国外的研究生描绘了一个更加绚丽多彩的前景。他说,我从第二学年起就可以搬进学院里住了,而且,我还可以在克莱尔学院遇到好几位来自美国的研究生。[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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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姆饭馆,沃森经常到这里吃早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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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剑桥大学的第一年,我是和肯德鲁夫妇一块住在网球场路的,并没有经历过多少学院生活。注册成为克莱尔学院的研究生之后,我在餐厅吃了几顿饭,每天晚上供应的几乎都是相同的、难以下咽的饭菜:褐色的不明来历的汤、全都是筋的肉,还有味道极重的布丁等。把这些东西勉强咽下去至少需要10到12分钟,而且在此期间,整个餐厅里几乎看不到其他人。第二年,当我住进了克莱尔学院纪念广场R号楼的宿舍时,我仍然不愿在学院吃饭。惠姆饭馆的早餐营业时间要比克莱尔学院餐厅长得多。在那里,只需花三先令六便士,我就能找到一个还算暖和的座位边吃早饭边看看《泰晤士报》,与此同时,我也经常看到许多戴着平顶帽的三一学院学生在那里翻阅《每日电讯报》或《新闻年鉴》。要想在镇上吃到一顿称心的晚餐就更加困难了。阿茨餐馆和巴斯旅馆的饭菜虽然不错,但价格昂贵,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我才会偶尔去一次。如果奥迪尔或伊丽莎白・肯德鲁没有邀请我去吃晚饭,那么我只好去当地的印度餐馆或塞浦路斯餐馆,勉强吞下侍者端给我的像毒药一样的饭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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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森“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会偶尔去一次”的巴斯旅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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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森所说的“白色的药水”应该是氧化镁乳剂(Milk of Magne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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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1月初,我的胃终于无法继续忍受下去了,几乎每天晚上都会有剧烈的疼痛感。我试着交替使用发酵苏打和牛奶进行治疗,但毫无效果,因此,尽管伊丽莎白安慰我说这没什么大不了,我还是决定去看医生,于是我来到了当地医生在阴冷的三一街上开的一家私人诊所。那个医生让我欣赏了一会儿挂在诊所墙上各种各样的赛艇用桨后,用一张简单的处方把我打发走了。那是一瓶饭后服用的白色药水,[135]我差不多服用了两个星期,药水服完后,我担心自己患了胃溃疡,于是又去了那家诊所。然而,对我这个可怜的、有着长期不愈的胃病的外国人,那个医生连表示同情的话都没有多说一句,还是用同样的处方打发了我,于是我只好再次去三一街配那种白色的药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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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牙地”19号克里克夫妇的寓所,由奥迪尔手绘,克里克用它来当明信片,作于196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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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克夫妇与弗雷迪·古特弗罗因德和克里斯蒂娜·贝内特(Christine Bennett)在“葡萄牙地”19号克里克的家中,摄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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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晚上配好药后,我来到了克里克和奥迪尔的新居楼下,希望和奥迪尔聊聊八卦新闻以减轻我的胃痛。在那之前不久,克里克夫妇已经从“翠扉”搬到了“葡萄牙地”(Portugal Place)附近一处较大的寓所。那幢楼房底下几层原有的沉闷的墙纸已经完全剥落了,而奥迪尔正忙于为其中一个房间赶制帘子,这个房间很大,可以隔出一个浴室。她给我端了一杯热牛奶。一开始,我们谈到了彼得・鲍林的趣闻,他垂涎于佩鲁茨的女管家,一个名叫尼娜(Nina)的丹麦姑娘,接着又谈到了我怎样才能与在斯克鲁普巷八号开高级供膳寄宿处的卡米尔・普赖尔(Camille Prior)拉上关系的事情。其实,普赖尔那里的伙食并不比克莱尔学院食堂好多少,但许多在剑桥大学进修英语的法国姑娘都住在那里,那绝对是另外一回事![136]然而,要想坐到普赖尔的餐桌边,直接去求肯定是不行的。奥迪尔和克里克都认为,要想在那里谋得一个座位,最好的策略是提出跟普赖尔学法语。她过世的丈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一直是一位法语教授。要是她看中了我,她就会邀请我去参加她举办的酒会,那样我就可以不时见到那些外国姑娘了。奥迪尔答应帮我打电话联系一下,看我是不是可以去跟普赖尔学习法语。后来,我骑自行车回了克莱尔学院,一路上一直在想着这次我的胃痛应该会好起来了吧。[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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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宿舍后,我马上点起了火炉,但是我知道,在上床之前这个房间是不会暖和起来的。我的手冻得抓不住笔,只得紧紧靠在壁炉边上取暖,同时想象着几条DNA链怎样才能以美好而又科学的方式折叠在一起。但没过多久,我就不想更多地考虑这个分子层面的问题了。我转过头来做了一件更加容易的事情,即阅读有关DNA、RNA和蛋白质合成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生物化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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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当时所有的证据都使我相信,DNA是一个模板,RNA链就是在它上面合成的;而RNA链又是蛋白质合成模板的理想候补者。另外,一些利用海胆完成的实验也给出了一些含糊的资料,它们似乎表明DNA可以转化为RNA。但我却宁愿相信另外一些实验的结果,这些实验证明DNA分子一旦合成就非常稳定。“基因永存”这个想法听上去似乎相当合理。因此,我在书桌上方的墙上贴了一张纸,上面写着“DNA—>RNA—>蛋白质”。这里的箭头并不表示化学转化,只是用来表明遗传信息从DNA分子的核苷酸序列流向蛋白质分子的氨基酸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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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入睡的时候,我还在沾沾自喜地觉得自己已经搞清了核酸和蛋白质合成之间的关系。可是第二天起床穿衣时,房间内寒冷彻骨,我的头脑又清醒起来。是的,标语式的口号不能代替DNA结构。要是拿不出DNA结构模型,在附近那家酒吧里经常会遇到的生物化学家们就会进一步认定,克里克和我永远不可能懂得生物学复杂性的根本意义。更糟糕的是,如果克里克不再考虑蛋白质卷曲螺旋结构,我也不再研究细菌遗传学,我们就仍然会在一年前的位置上原地踏步。很多次在饭馆吃饭时,我们俩都绝口不谈DNA问题,只是饭后在后院散步时还偶尔会提到基因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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