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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螺旋（插图注释本） [:1700223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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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螺旋（插图注释本） 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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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提到的所有人物现在几乎都还健在，且仍在积极从事研究工作。赫尔曼・卡尔卡已经到了美国，担任哈佛大学医学院的生物化学教授。[197]约翰・肯德鲁和马克斯・佩鲁茨仍留在剑桥大学，继续从事蛋白质X射线研究，他们因为在这个领域的成就获得了1962年的诺贝尔化学奖。[198]，[199]布拉格爵士在1954年移居伦敦，出任皇家研究院院长，他对蛋白质结构仍然保持着浓厚的兴趣。[200]休・赫胥黎先是在伦敦停留了几年，后又回到剑桥大学继续从事肌肉收缩机理方面的研究。[201]弗朗西斯・克里克在布鲁克林停留了一年后又回到了剑桥大学，探索遗传密码的性质和作用。在过去的10年里，克里克已经被全世界公认为这个领域首屈一指的人物。[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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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里斯・威尔金斯则继续花了多年时间集中精力研究DNA，他和他的同事们证明，双螺旋结构的基本特征确凿无疑。后来，威尔金斯又在对核糖核酸的结构研究中做出了重大贡献，接着他转向了对神经系统组织和作用的研究。[203]彼得・鲍林现在住在伦敦，在伦敦大学学院教授化学。他的父亲，长期在加州理工学院执教的莱纳斯・鲍林已经退休，现在他的科学研究工作集中在了原子核的结构和结构化学上。[204]我的妹妹伊丽莎白在亚洲住了好多年，现在和她的那位在出版机构工作的丈夫以及三个孩子住在华盛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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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所述事实与细节如果与上述诸位的记忆有不符之处，只要他们愿意，鄙人随时欢迎指正。然而，有一个不幸的例外是罗莎琳德・富兰克林已于1958年不幸离世，年仅37岁。[205]考虑到我在早期对她的学术水平和个人品德的错误印象（如本书的前半部分所述），因此我现在必须阐述一下她所取得的成就。富兰克林在伦敦国王学院实验室从事的X射线研究，现在被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是十分杰出的。她区分了DNA的A型结构和B型结构，这项工作本身就足以铸就她的声誉。更重要的是，她早在1952年就运用帕特森重叠法证明磷酸基团必定位于DNA分子的外部。后来，她转到伯纳尔实验室，从事烟草花叶病毒研究。她很快就把我们关于烟草花叶病毒螺旋结构的定性概念发展成为精确的定量图谱，确定了基本的螺旋参数，证明了核糖核酸链处于从中心轴到外周的中间位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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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人后来回到了美国任教，所以不像富兰克林那样能经常见到克里克，她后来还经常向克里克征询建议。每当富兰克林完成一项非常出色的工作时，她会向克里克求证，以保证克里克支持她的推理。以前发生的那些不愉快的争执，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烟消云散了。我和克里克都非常欣赏富兰克林正直的品格和宽宏大量的秉性。可惜的是，我们是在多年之后才逐渐理解了这位才华横溢的女性和她的斗争精神，她为了得到科学界的承认而不懈奋斗，但是科学界往往只把女性视为严谨科学推理之余的消遣玩物。富兰克林的勇敢精神和高贵品格无疑是我们所有人的榜样：即使在意识到自己生命垂危时，她也没有叹息和抱怨。直到去世前的几个星期，她还在不遗余力地坚持从事高水平的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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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4月2日结晶学国际研讨会于马德里召开，这是会议期间拍摄的一张照片。从左到右依次为：安・卡利斯、弗朗西斯・克里克、唐・卡斯珀（Don Caspar）、阿伦・克卢格、罗莎琳德・富兰克林、奥迪尔・克里克和约翰・肯德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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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螺旋（插图注释本） [:1700223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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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螺旋（插图注释本） 获诺贝尔奖的前前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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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节的内容节选自沃森的著作《不要烦人》中的“获得诺贝尔奖的适当态度”，出版于2007年（由阿尔弗雷德・A.克诺夫出版社和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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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奖章的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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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诺贝尔奖提名的人，本来是不应该知道自己被提名的。负责考察候选人并颁发奖项的瑞典科学院已经在他们的提名表上把这项政策说得非常清楚。但是雅克・莫诺却没有保守秘密，他告诉弗朗西斯・克里克，斯德哥尔摩卡罗林斯卡医学院的一位工作人员，在1962年1月的时候要求他将克里克和我提名为该年度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候选人。[206]后来，克里克到哈佛大学来做一个讲座，当我们在一家中国餐馆吃饭的时候，他又把这个秘密透露给了我。不过他告诉我，我们不能再对任何人讲这件事了，免得消息又传回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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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瑟·科恩伯格“笑眯眯地看着自己手里拿的一个DNA双螺旋模型”，摄于195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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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自从我们发现双螺旋结构之后，有关我们有朝一日肯定会获得诺贝尔奖的消息就传扬开了。在我母亲于1957年不幸去世之前，芝加哥大学著名的医生兼科学家查尔斯・哈金斯（Charles Huggins）就告诉她，我肯定会获得诺贝尔奖。[207]尽管一开始，许多人都怀疑“DNA复制是通过链的分离来完成的”这一说法，但是1958年完成的“梅塞尔森-斯塔尔实验”确切地证明了这种现象，此后这种置疑的声音就消失了。1959年，亚瑟・科恩伯格（Arthur Kornberg）与另一位科学家分享了当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瑞典科学院的这个决定本身就足以表明，他们丝毫不怀疑双螺旋结构的正确性。在得知自己获奖之后，科恩伯格特地拍摄了一张照片。在照片上，他笑眯眯地看着自己手里拿的一个DNA双螺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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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10月18日是宣布当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日子。那一天终于要来临了，我难免有些紧张。人们都在猜想，负责这个奖项的瑞典教授们征求了不止一个候选人提名，这说明他们在前期讨论过程中意见出现了分歧。在宣布获奖者的前一晚，我上床睡觉的时候还在想着，明天把我叫醒的应该是来自瑞典的某个电话吧。然而，提前把我吵醒的却是重感冒。一觉醒来，斯德哥尔摩那边的消息传来，我的心沉下去了。虽然身下垫着电热毯，但是我仍冷得瑟瑟发抖。我不想起床。直到上午8点15分，电话铃终于响了。我冲进隔壁房间抓起电话，听到了某家瑞典报纸的记者的声音，他告诉我，弗朗西斯・克里克、莫里斯・威尔金斯和我——詹姆斯・沃森，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他问我感觉如何？我还能说什么呢？能说的当然只有：“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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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报：沃森在获得诺贝尔奖那天上午还在哈佛大学给学生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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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先打电话给爸爸，然后又打电话给我妹妹，将这个消息告诉了他们，并邀请他们陪我到斯德哥尔摩领奖。很快，我的电话就开始响个不停，朋友们纷纷向我发来了贺电，他们从早间新闻中获知了这个消息。很多记者也打来了电话，但是我告诉他们，我要等上午那堂病毒课结束之后才能接受采访，请他们到哈佛大学来找我。随后，我慢条斯理地吃完了早饭，当我走进教室时上课时间已经过去了一大半。一进门，一大群学生和朋友就涌上前来，他们都在等着我。黑板上也写着一行大字：“沃森博士刚刚荣获诺贝尔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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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显然不想上病毒课了，于是我干脆跟他们谈起了我的感受。我告诉他们，当我们第一次发现碱基对如此完美地契合于DNA双螺旋结构的时候，我的感觉也像现在一样，既激动又得意。我还告诉他们，与莫里斯・威尔金斯一起分享这个殊荣也令我非常开心，因为正是在看到了他的A型DNA结晶X射线照片后，我们才认识到存在着一个非常规则的DNA结构有待我们去发现。如果不是因为发现了莱纳斯・鲍林提出的DNA结构模型中的错误而重新回过头去研究DNA的话，那么威尔金斯很可能会凭着自己的努力成为全世界第一个看到双螺旋结构的人。他在罗莎琳德・富兰克林去了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之后，就已经全身心地重新投入到了对DNA的研究中。获奖的消息传开之后，威尔金斯正在美国，他在斯隆-凯特琳研究院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而他的旁边就摆放着一个硕大的DNA模型。如果罗莎琳德・富兰克林还在世的话，诺贝尔奖最多只能由三个获奖者分享这个沿袭已久的规则也许会被打破。然而不幸的是，在双螺旋结构发现之后不到四年的时间，她就被确诊为卵巢癌，于1958年离开了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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