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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不平等的遗传 附录5 环境因素对种族间不平等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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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无数种方法可以帮助我们透视当代美国社会的种族不平等现状。我们已经看到，仅仅是明确种族分类本身就是一件极其复杂而艰难的工作。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应该来回顾一些统计数据。通过比较非西班牙裔白人和黑人的地位，我们可以看出些许端倪。需要说明的是，统计数据来自受试者在调查问卷中填写的种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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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对比中发现：黑人拿到本科文凭的概率只有白人的一半。和这一教育差异密切相关的是，黑人的失业率是白人的2倍，即便是有工作的黑人，他们从事专业性工作或是管理工作的机会也只有白人的一半。平均来讲，黑人的薪水只有白人的七成。更夸张的是，非裔黑人的资产不到白人的1/10（如果我们比较收入相似的人群，这一差距会缩小，但不会消除）。除了这些经济上的差异之外，其他方面也存在较大的差异，比如，家庭结构、健康状况和教育程度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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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们发现的大规模种族间差异，可以用几种能自圆其说的理论来解释。过去种族压迫的阴影可能还未完全消散，无论是文化上还是经济上。有研究表明，如果白人和黑人孩子来自背景相同的家庭，父母的教育程度和财富状况基本一致，那么两个孩子在学校和工作岗位中的表现情况几乎相同。3在这种情况下，种族差异的缩小应该只是时间问题——可能要经历许多代人。但问题在于，现实中的差距并没有在缩小。我们先来看教育。学校里的黑人女孩还能偶尔超越一下她们的白人同学，但黑人男孩子却一直停滞不前。资产的差距则更加夸张，黑人和白人间的财富差距已经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这些又该怎么解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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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派解释说，自我轻视的文化解释了为什么美国黑人——以及其他被迫来到这片土地的人——和多数人相比有较大的差距。这一理论认为，主流价值观中成功的意思是“像白人一样”。黑人轻视教育，因为这意味着向压迫者妥协，于是渐渐形成了一种“自暴自弃”的文化。这一理论最早由人类学家约翰·奥布（John Ogbu）提出，它的优点在于同时解释了主动移民者的成功和被迫移民者的失败。4那些自愿来到这一大洲的人会主动了解、适应当地的习俗，而那些家园被占领或是被锁链绑架来的人却充满敌意。这一理论可以解释第一代非裔的成功，也可以解释后面几代的衰落。这一理论有几种变体，比如，把贫困与否视为关键因素，而非是否是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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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派声称上面的理论是对受害者的苛责。相反，我们应该关注社会上的种族歧视。以找工作为例。对绝大多数公司来说，决定留用谁主要看的不是面试的表现。如社会学家马克·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在1973年指出的，我们大多数人是通过关系找到工作的。5这里所说的关系并不是泛泛的关系，而是特指与我们具有弱连接的朋友——虽然认识，但不经常见面。他们能给予我们很多近亲和家人无法给予我们的信息，毕竟我们和家人知道的信息基本上是一样的。从面试官的角度来说，一个被员工推荐的新人比陌生人更有可能被雇用。首先，面试官可以在面试前从自己的员工那里得到很多被推荐人的信息。其次，推荐人是用自己的名誉做的担保。也就是说，如果被推荐人干得不好，推荐人也有责任，所以人们只会推荐自己认为足够优秀的朋友。最后，我们都喜欢和相近的人共事，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从我们已有的社交网络中找寻。虽然上述理由都很有道理，但是它们最终促成了种族间的职业隔离，加剧了种族间的不平等。在某些行业中存在一些制度化的与肤色相关的招聘渠道，如公务员考试。所以黑人更容易进入某些岗位也就不难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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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社会可能存在一种有目的的种族歧视，这种歧视会让少数人难以发现自己的潜力。一些研究表明，在当代社会中歧视是员工间行为差异的主要原因之一。研究者在背景信息相似的简历上随机写上非裔姓氏或白人姓氏，发现黑人收到的回复更少。6对面试过程的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7如果一个孩子的名字像是非裔，他在学校里的待遇也会受到影响，即使与兄弟姐妹相比也是如此。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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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有针对性的歧视可能是有意识的，也可能只是统计意义上的。也许这种歧视是人们的心理在作祟：企业雇主（或房产经纪人、教师）可能对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有一种无意识的反应，只是单纯不想与他们过多交流。科学家进行了一系列实验来研究无意识的倾向，即所谓的盲从。这些实验发现，不只是白人，黑人自己也存在一种内化的刻板印象。这种印象把黑人群体和害怕、厌恶等负面情绪联系起来。9这样的潜意识是通过盲从实验得出的。在实验中，被试者要求对一系列词语和人脸做出按键反应，研究人员检测按键反应时间。当黑人的脸和积极的词汇放在一起时，被试者反应会慢，而黑人和消极词汇放在一起时则会变快；白人的脸则会有相反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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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证明究竟是何种非理性的情感驱动了我们实际的行为。这种负面印象有一个毁灭性的结果，即这种印象会逐渐变成现实。20世纪60年代进行过一次经典的皮格马利翁实验（Pygmalion in the Classroom），10充分解释了这方面的影响。在实验中，研究者告诉教师，班里一部分孩子在最新的智商测试中获得了更高的分数。1年之后，他们发现这些“被选中的”孩子的认知能力提高幅度更大。事实上，所谓的智商测试是不存在的。仅仅是老师认为这些孩子更棒，导致孩子被区别对待，而这一区别造成了真实的差距。类似地，在克劳德·斯蒂勒（Claude Steele）和约书亚·阿伦森（Joshua Aronson）的实验中，他们在一群黑人学生考试前给了他们负面的暗示：告诉他们测试成绩存在种族差异。测试结果显示这些孩子比控制组的孩子分数更低。11这些实验说明，我们非理性的印象是可以造成真实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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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公开宣扬种族歧视言论已经为社会所不容，调查发现，种族歧视的公开言论已经减少了60%。但是社会学家仍然难以知道种族主义者到底是不是真的放弃了极端观点，还是他们只是学会了隐藏自己。12这就是调查者所谓的“社会愿景偏倚”。不只是种族，性别、体重等性质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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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采取了多种方法来区分政治正确和真正的种族和谐。一种方法是上文提过的暗示性实验；另一种方法是选举的结果。选举结果似乎要乐观一些。美国人选出了一位黑人总统，而且票数与民调很接近。政治学家第一次发现民调结果和实际选举结果大相径庭是在1982年，那一年洛杉矶的黑人市长汤姆·布拉德利（Tom Bradley）和乔治·多克梅吉安（George Deukmejian）竞争加州州长的位置，后者是个白人共和党员。13直到选举日当天，民调一直显示布拉德利会稳赢，但选举结果恰恰相反。类似的事情在1993年重演，纽约市的黑人市长大卫·迪金斯（David Dinkins）输给了他的对手鲁迪·朱利安尼（Rudy Giuliani）。民调同样给出了错误的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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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又是社会愿景偏倚在作祟。当调查者询问市民的倾向时，他们说了一套，可在投票站他们做了另一套。这应该不是危险的种族主义者对调查员的欺骗，相反，这更像是一种无意识的过程。人们普遍认为支持黑人竞争者更加“友善”，但选举日真正支持他的人却没有那么多。也有可能是各种因素让民众在最后时刻改变了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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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虽然国会和州立法机关内的少数族裔代表并没有激增，但布拉德利效应似乎在减弱（或者是像有的研究所指出的，这种效应只出现于几次大事件中14）。在黑人与其他族裔竞争时，选举前的民调正越来越准确。奥巴马的险胜与内特·席尔瓦（Nate Silver）的预测完全一致，俄克拉荷马州前州长德瓦尔·帕特里克（Deval Patrick）也是如此。同时，民主党的非裔候选人哈罗德·福特（Harold Ford）输了，输票比例几乎与民调相同。或许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更宽容的民族态度受到了政治正确的影响，但是大选季的选民都是很“诚实”的。当然，也有人毫无顾忌地表达争议性言论，如特朗普（Donald Tru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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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形式的劳动力歧视或许也正在发生。这种歧视不是因为社会心理学，学者都将其称作统计歧视（statistical discrimination）。例如，雇主会假定一切都是平等的，非裔教育水平落后是因为学校分级和地区间差异。而更好的教育通常意味着更高的技能。这一类论据就是所谓的统计歧视，因为当事人没有出于个人倾向歧视黑人，相反是用自己的知识和经验得出了黑人不如白人的结论。15这是一种由来已久的种族歧视：现有的职业间的不平等被资本主义体系维持着，因为体系本身永远在追求效率，而这通常意味着企业将雇用更有可能成为优秀员工的人。从白人的角度来看，他们并没有搞什么阴谋诡计，但是也没有为改变现状做出努力。由于黑人父母在职场上不受喜爱，他们的子女也只能上比较差的学校。正如库尔特·冯内古特（Kurt Vonnegut）那句名言“就这样下去”（So it goes）。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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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不平等的遗传 附录6 基因型填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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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形曲线：美国社会中的智力与阶层结构》是在基因组革命前写的，所以当时根本不可能回答关于种族、智商、基因相互作用的研究所提出的问题。但现在我们也许能够回答了。如果我们把第二章中讨论的针对教育的多基因分数在分析中换成针对智商，结果会发生哪些变化？如果在这个维度上黑人（平均）得分低于白人，这是否能告诉我们，在教育和认知能力方面的种族差异确实存在遗传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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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目前这个分数能预测白人中教育或认知能力差异的6%。所以，对于智商这个据称遗传力高达40%的指标来说，这并不是一个好消息。智商遗传差异的另外34%可能遵循与我们所观察到的那6%截然不同的分布。欧裔和非裔有不同的连锁结构更增加了这种可能性。让我们回想一下，这个分数的数据横跨众多国家，无数研究，数十万人。但他们全都是白人。已被大型基因分型芯片公司（如Illumina或Affymetrix）分型的遗传标记都是人类群体中最常见的变异（在给定位点通常只有两种标记，如G或T，其中较不常见的等位基因出现的频率至少为1%）。由于基因分型服务最常见的消费者是欧裔和其他白人（例如，23andme的客户中约77%为欧裔，只有5%为非裔美国人1），其芯片在设计时就旨在检测欧裔人口中常见的遗传变异标记。因此，由于多基因分数是从白人样本得出的，所以在应用于非裔美国人时，它们只能检测出相对较少的常见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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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只是问题的一部分。更大的问题是被分型的标记（也是多基因分数计算的基础）并不一定是SNP，即能带来某些实际生理影响，并通过其他机制影响大脑发育或行为习惯的单核苷酸变异（如能提高身高，进而增强自信心的SNP）。它们就像长途铁路沿线插的旗子，沿着染色体轨道相间分布，起标记区域的作用。人类基因组中有30亿个核苷酸，其中1%在今天的人类群体中表现出了已知的变异。这意味着有3000万种基于SNP的遗传差异来源。当然，其中大部分是无意义的。一般来说，基因分型芯片可以直接测量100万个标记（10年前大约为50万个）。这意味着我们仅仅测量了人类遗传变异的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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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千人基因组计划（以及更早的国际人类基因组单体型图计划，Hap-Map Project），我们对基因组的了解远远不止100万个已测等位基因。利用来自世界各地的人类样本，千人基因组计划对2500名个体进行了新一代的全基因组测序（千人基因组的名字来源于第一阶段测定者为1092人）。新一代测序包括扩增个体的DNA，然后将其分解成许多随机小片段，并读取这些片段。为了获取个人基因组（全部30亿个碱基对）的完整“记录”需要约28次读取。不过，只是为了检测大多数变异（至少存在于1%的人口中）的话，通常读取4次就足够了。每人读取4次乘以2500人意味着该项目能够检测出发生于至少1%的人口中的变异。对于基因的编码区，他们进行了额外的读取以获得更多“深度”（即较稀少的变异）。而且，与对变异仅进行有限采样的商业芯片不同，千人基因组几乎涵盖了全部基因组。此外，它不仅适用于白人，也适用于从中国的汉族到塞拉利昂的曼德族再到越南的京族等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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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还通过元分析手段为基因分数测量做出自己的贡献，将自己测量的SNP添加到了千人基因组平台，以便所有人（无论使用哪种芯片）都能够接收更多的相关人群信息（至少在理论上如此，因为一些研究也许存在数据缺失，或者其他妨碍等位基因被填补的变异）。“填补”活动需要利用染色体轨道周围的SNP，通过将它们和特定单倍型（同方向变动的SNP组合）进行匹配的方式来推测其周围发生的变异。想象一下，Illumina芯片在1号染色体的10号位（从链的一端数起的第十个碱基对）测量C和A的变异。在1000号位，该芯片还测量了变异T和A。填补平台（10号位和1000号位之间的位置序列）也许还存在6个显示出显著变异的其他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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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段DNA，我们的样本中的每个1号染色体有4种可能性——C和T，C和A，A和T以及A和A（前一位是10号位点的，后一位是1000号位点的）。如果我们发现C和T之间包着一个特殊的中间序列，它几乎存在于每一个千人基因组样本中，如ATGGA，那么我们可以把那些变异填补进来，从而增加纳入分数计算中的等位基因数量。以上是一个过度简化的过程，因为填补不仅基于夹着某个特定序列的两个碱基，而且也不是每次都有如此确定的一个固定序列，但基本思想是一样的。填补的一个好处是，不同芯片可以获取大致相同位点的信息；另一个好处是我们得到了更多的信息。这样做的效果虽然不如去测量中间片段，但也有不少好处。事实上，对于欧裔人口，在重复样本（希望能预测其结果的样本）中，使用填补碱基在已测的碱基之上所增加的预测力非常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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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走填补这条路会绕很大弯？答案是，填补是在种族群内部进行的。也就是说，这个分数（以及大多数针对其他结果的分数）是基于填补到欧洲HapMap或千人基因组样本的数据计算的。我们回想一下，非裔的单倍型结构与其他人十分不同。具体来说，撒哈拉以南人口的变异要多得多。这就意味着，即使已测的基因型在欧洲和非洲裔美国人群中恰好显示相同的双等位基因变异（即C和T分别为10号位和1000号位的锚定SNP），它们中间夹着的变异序列在两类人群中也很可能截然不同。也就是说，非裔人口会有更多、更不同的单倍型，因此对美国黑人来说，填补会更加困难和不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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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A6.1表示了实际情形。我们从23andme读取了我们的原始数据，并选择了一个随机的SNP——它恰好在8号染色体上，标签为rs1380994。当我们使用来自千人基因组的欧裔人群（实际上是来自美国犹他州的北欧和西欧裔人组成的一个样本，种群代码为CEU），在8号染色体上该SNP的区域的连锁结构中画出该SNP时，可以看到，给定的连锁（即排在一起的碱基）阈值R2=0.3，于是这个SNP就让我们能够观察到四个基因，加上基因之间的序列。这意味着，如果rs1380994在我们的多基因分数中，它可能会检测到跨越四个不同蛋白编码区的遗传效应。对尼日利亚伊巴丹的约鲁巴人的千人基因组样本中的同一个SNP（rs1380994）做同样处理后，我们发现SNP只代表了一个蛋白质编码基因。2由于非裔样本中的变异较大，所以收到的效果较差。而且，这还只是非洲的一个城市的一个部落！与此同时，一般认为，美国人样本综合了大部分西欧族裔。想象一下，如果我们在西非同样地理跨度内的受访者中取样，这一个SNP能提供的观测范围就要小得多。关键在于，SNP承载的含义因种族而异，因此并不具有真正的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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