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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科学讲什么：我们究竟该如何理解心智、意识和语言 [:1700244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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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社会的群体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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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通常认为蝗虫不具有成熟的心智，也不是自主的个体，因此不会为蝗虫的心智是否只限于个体的问题感到困扰。我们很容易接受生活区域过度拥挤能够造成蝗虫大脑的重构和重组这一观点。如果这能让我们对人类族群的行为有一些认识，那会是什么认识呢？学校兄弟会虐待新人的做法、卢旺达的种族大屠杀、阿布格莱布监狱的虐囚事件，以及越南美莱村大屠杀背后是否都存在类似的生物影响呢？心理学便足以解释这些事件吗？我们讨厌拥挤，我们能够强烈地感受到自己遭到了侵犯，或者吵闹的背景噪声令人烦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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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林斯顿大学兼牛津大学的数学生物学家伊恩·库赞（Ian Couzin）在实验室中发现了人类群集的行为证据，不过他把人类称为二流的群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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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基于对各个物种群集行为的数学建模，他发现了单个脑细胞具有类似的行为。他以基本的知觉，即大脑如何理解来自眼睛的大量信号为例，提出了一个问题：“你的大脑如何理解这些信息并对你正在看到什么做出群体决定？”对他来说，这个问题的答案在于细胞层面的内群体，细胞间的沟通方式类似于蝗虫之间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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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验室研究中我们只是二流的群集者，这不足为奇。我们显然缺乏易于证明的群集行为，但这并不代表我们与蝗虫的大脑功能存在根本性差异，而是反映了我们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有意识地控制一些生物现象。蝗虫的大脑隐藏层中不太可能存在强烈反对嗜食同类和大肆破坏的文化与道德偏见。较低生命形式中发生的群体生物学改变，更有可能与最终行为存在直接的相关性。随着神经系统复杂性的增强和自我意识的出现，根深蒂固的道德、社会性、文化价值观，以及反抗本能的有意识决定，都会使得群体生物学改变所带来的行为效应变得更难预测（假如说我们有能力减弱自己的固有倾向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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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科学的“知”与“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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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人类行为极其复杂，而且群体层面的生物学改变与个体行为之间没有准确的相关性，证明人类“群体心智”的生物学基础确实令人望而却步。例如，假设你想研究青少年观看暴力电视节目是否会增加其打架的发生率。你区分了控制组和研究组，让控制组被试不看电视，研究组被试每天晚上看三个小时的武术节目，即反复播放《布朗森》（Bronson）、《十三号星期五》（Friday the 13th）和《得州电锯杀人狂》（The Texas Chainsaw Massacre）。三个月后你发现两组被试的打架发生率一样。你能否得出结论说，电视暴力没有任何影响？你可以反驳说，不能看电视节目本身激怒了控制组的被试，所以两个组都出现了更多的争执。除非我们完全理解了影响行为的所有变量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否则我们无法确定所谓的控制组真的是中性的，还是受到了我们没有想到、没有认识到的偏差的影响。鉴于在对复杂行为的研究中，存在无法确定理想的控制组这一固有的问题，难怪行为研究依然是一门不周密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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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我们都至少曾经有过一次类似蝗虫的经历。想象你坐在满席的体育馆或电影院里，比赛或电影已经结束，你开始向出口走去。你只能看到眼前几英尺的位置，紧跟着前面的人。你什么也没想，随着人流一小步一小步地向出口方向蹭。对于步幅的改变，你没有多想，因为迈小步是向前走同时又不踩到别人的唯一方法。基于你的能动感，你觉得自己在有意识地改变着步态。但是你怎么知道这是你的选择，还是群体心智的结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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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一下诸如跟着音乐的节奏敲击这样简单的事情。当你自己敲击出节奏时，你能感觉到自己在控制着它，也在跟随着乐队的节拍。如果你在人群中和其他人一起拍手，你对自己愿意拍手这件事毋庸置疑——没有人在拽着你的手，同时你也感到自己的节奏是群体节奏的一部分。人们曾经以为，理解这种群体行为的最佳方式是，把它看成有一位发起者或领导者，其他人跟随着并“保持同步”（起搏器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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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检验这样的假设，神经科学家克里斯·弗里思和同事让被试两两一组，试着一起敲击出简单的节拍。每个被试都戴着耳机，这样他能够听到对方的敲击声，但听不到自己的。在这种情况下，没有领导者，两个被试都在不断调整自己的敲击，保持与对方合拍。两个被试之间的不断调适（而不是一个跟随另一个）可以被看成两位一流的爵士音乐人在即兴演奏。没有领导者，也没有追随者，没有个体的能动作用，只有一个统一体中两个不断互动的成员。弗里思相信，这两个人应该被视为一个复杂的系统，而不是两个在进行互动的系统。他们两个人的大脑形成了一个正在运转的复杂的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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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研究者对这类同步化研究中的被试进行访谈时，他们所描述的能动程度差异很大，有的人说自己完全失去了控制，有的人说能够很好地控制自己的敲击节奏。另外，有些人说觉得自己被群体所控制着，而另一些人觉得自己与对方在共享控制权。在前文中我们看到，个体能动感的改变会伴随着心理疾病的发生，比如精神分裂症。另外，能动感的改变也可以由暗示引发，比如催眠。同步化只是说明，像大家一起拍手这样简单的行为也能够改变个体的控制感。不难猜想这种现象可能普遍存在，它常被用于群体操纵。观察拉拉队队长让全场观众欢腾起来、军官喊行军口令或杰出的演说家进行动员的场面，你会发现让人们像着了魔似地跟随某人的节奏和韵律是多么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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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影响不仅能影响能动感，也能影响其他心理感觉。多项功能性磁共振成像研究发现，当我们想到自己或产生关于自己的心理表象时，腹内侧前额叶皮层的活动会增强。对西方人来说，这个区域主要在呈现有关自己的词语和图像，或在想到自己时会被激活。而对中国人和日本人来说，当想到家庭成员，尤其是母亲时，或者当研究者给他们呈现有关家庭成员的信息或图像时，这部分脑区也会被激活。这就好像自我意识至少是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所显示的自我意识，会因文化而改变。我们对这一发现的解释方式本身便是大脑回路可能受到了文化影响的体现。西方人可能会采用弗洛伊德学派的解释，指责做“妈妈的大宝贝”的行为。而在亚洲人眼里，这会被视为孝顺和尊重传统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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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科学的“知”与“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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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看一看这个发现对双重文化中的被试有什么作用，研究者让来自中国香港的被试先沉浸在西方或东方文化中，然后再进行测试。首先，研究者给被试呈现了各个领域的西方文化图像，比如食物、饮料、音乐、艺术、电影明星、宗教、传说、民俗和著名的历史遗迹。每张图像呈现10秒钟，然后给被试呈现有关他们自己和亲人的信息或图像，并对他们进行功能性磁共振扫描。接着，第二天他们会接受类似的事先准备，不过这次采用的是象征东方文化的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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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结果是，基于事先被呈现的是西方文化图像还是东方文化图像，被试的自我意识呈现出显著的差异。当东方人事先看到西方文化的图像时，他们的自我意识会只限于自己。当研究者事先给他们呈现东方文化的图像时，他们的自我意识会扩展到其他人。对有些被试来说，这种扩展不仅囊括了与他们关系亲密的人，甚至还包括了处于权威地位但与他们无关的人，比如他们的老板。总之，根据研究者的说法，人的自我意识的神经基础会受到文化启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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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确定感也会被文化影响。请看图7-1的缪氏图形（Müller-Lyer illusion），观察上面的线和下面的线是否一样长。即使你通过测量知道它们一样长，也依然很难放弃下面的线更长的想法。近年来，我运用缪氏错觉理论证明了两条线一样长的智能理解与认为两条线不一样长的感觉是分离的。对我来说，这个论点证明了知道感与智能理解是相分离的。我从不认为这种由基础视觉感知产生的认知不协调可能具有文化根源。然而在2010年时，心理学家约瑟夫·海因里希（Joseph Heinrich）领导的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团队发现，受不同文化影响的人对这个错觉有不同的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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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缪氏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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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因里希的团队把这幅图展示给来自16个不同社会群体的成员，其中有14个小规模社群，比如非洲土著部落。为了解不同群体成员的错觉的严重程度，被试需要确定为了让两条线一样长，“较短的”线需要延长多少[注：关于这个错觉测试，你可以在以下网址找到：http：//www.michaelbach.de/ot/sze_muelue/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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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测量被试的答案，研究者便能够知道不同群体之间的差异了。美国大学本科生认为需要将“较短的线延长20%才能让两条线感觉起来一样长，这也是所有被试中错觉量最大的，其次是从约翰内斯堡抽取的南非籍欧洲人。另一个极端是卡拉哈里沙漠部落的桑族人，在桑族人看来，这两条线一样长，不需要进行调整，因为他们没有产生错觉。研究发起者总结道：“这说明即使像视觉感知这样很基本的过程，也存在着跨人口的显著差异。如果视觉感知可以各不相同，那么还有什么心理过程是我们能肯定没有差异的呢？”海因里希和他的同事对整个心理学领域提出了挑战，他们得出了一些非常令人不安的结论。终生生活在工业化、民主、富足的社会中，且受过教育的西方人在各种实验中与其他社会成员的反应都不相同，这些实验的内容包括对公平感的测量、对反社会行为的惩罚与团结合作，还包括关于视错觉、个人主义与服从。“在行为科学的许多重要领域中，生活在工业化、民主、富足社会中且受过教育的西方人的测试结果常常为异常值。这个事实使他们成了最不适合将研究成果推广到整个人类的亚种群之一。”研究者发现，96%的行为科学实验被试都来自西方工业化国家，虽然这些国家的人口只占世界人口的12%，而且其中68%的被试是美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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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吉尼亚大学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Jonathan Haidt）[注：作为全球百大思想家、道德心理学的革命者，乔纳森·海特著有畅销书《象与骑象人》和《正义之心》，这两本书的中文简体字版已由湛庐文化策划、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编者注]是海因里希的论文审阅人，他说海因里希的研究“证实了许多研究者一直以来都知道但不想承认的事情，因为它可能带来令人讨厌的结果”。海因里希觉得，许多行为心理学的研究必须在更广泛的文化群体中重做（这是令人望而生畏的提议），或者我们必须认识到，那些发现只适用于受过教育且富有的西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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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普遍适用性的、有关人类本质的科学研究成果，应该独立于地区、文化因素，独立于任何外部影响。是的，这类研究的先决条件之一是，在各种情境和条件下检验其物理原理。但是我们对人类行为的许多信念和知识却来自对一小部分世界人口的研究。我们已经知道这部分人口在各种领域中都和其他人群具有不同的看法，比如公平、道德选择，甚至我们如何看待分享。对此我们通常的反应是进行指责和辩解（如说把本科生作为被试既便宜又容易等），如果超越这些反应，我们便回到了那个反复出现的问题上，即独立的心智自己决定着应该如何研究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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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心智根据普遍原则来运作的观点，反映了我们研究生物系统的通常方式。为了了解人体解剖结构，我们会尽可能彻底地分解一具尸体，从中获得对人类解剖结构的概括性认识。尽管我们知道存在着个体差异，但还是把它们看成一般原则的例外情况。我们自然也会以这种具有误导性的方式研究心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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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智工具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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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避免这种从个别推导出一般的倾向，我们应把有关心智的观点细分成经验性类别（我们如何感受及体验心智）和概念性类别（我们如何思考、描述并解释心智是什么）。我们在个体层面上所感受到的经验性的心智概念，不应该与更高层次上的群体或扩展心智的概念相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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