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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概念与新环境：以人为本的城镇化 [:1700296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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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概念与新环境：以人为本的城镇化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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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鹤年，加拿大女王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学院院长、教授，2009年荣誉退休。1970年毕业于香港大学建筑系，1976年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城市规划硕士学位，1982年获剑桥大学土地经济硕士学位，1985年获英国雷丁大学土地开发与管理博士学位。研究范围包括土地与城市规划、政策分析方法、西方文化基因。曾在加拿大担任联邦财务部顾问，并创办“国家不动产高级官员论坛”“企业地产高级研修班”“亚太区驻加拿大大使论坛”，于2003年入选《加拿大名人录》。1986年开始回国讲学，现在清华大学、同济大学等高校开设课程，并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土资源部高级顾问和专家组成员。除城市规划外，在科技、经济、金融、贸易、文化等方面出版了大量的专著与论文。2002年被国务院授予外国专家最高奖——“国家友谊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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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概念与新环境：以人为本的城镇化 [:1700296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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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概念与新环境：以人为本的城镇化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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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巨人肩膀上看得更远。”真的，站得高自然看得远。但看得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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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年我写了《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总结和梳理了生活在西方近40年的观察和反思，比较系统地阅读和归纳了西方古哲的思想。越多看原著，虽然多是译本，越觉得自己是井蛙。以为想通的东西，原来破绽重重；以为难找的东西，原来就在眼前；以为高深的东西，原来鱼目混珠；以为浅显的东西，原来内有玄机。与古人神交，使我感受到“人类何其伟大”，有一种“山中方七日”（或者“书中几小时”）的喜悦。西谚有云，“真理使你自由”（The truth will set you free）。我自己理解是“真理解放了你”：当你知道了真理，你不再迷惘，你自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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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事相对”，哪有真理？这是当代文化。我只想指出两个“事实”。第一，“凡事相对”论者不会身体力行，甚至可以说不可能身体力行。在一个“凡事相对”的世界里，没有任何东西是可知的（我们不可能知道所有人、事、时、空的可变性）和可靠的（我们不可能依靠任何人、事、时、空的不变性）。谁能活？但“事实”是人在活着。那么“凡事相对”是错了吗？“凡事相对”论者被迫修正：有些事情比较相对，有些事情没那么相对。若如此，“凡事相对”中的“凡事”就没有逻辑意义了，为此，“凡事相对”论者不可能言行一致。这并不代表言错或是行错，但值得反思。第二，“凡事相对”论者不可能，甚至不应该科学。“相对”当然是指在不同的人、事、时、空里会出现不同的现象。为此，世上不可能有两个相同的现象，因为不可能有两个相同的人、事、时、空。在这样的世界里面，以观察万象去归纳其共性的现代科学无法立足，因为归纳是求共性，求万变中之不变，也就是求绝对。若如此，“凡事相对”中的“相对”就是科学的绊脚石。因此，“凡事相对”论者谈科学是口是心非。这并不代表口错或心错，但值得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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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人说，“真理何物？信则有，不信则无而已”。这是典型“辩者”之言。因为，有，仍可以不信；无，仍可以信。信与不信是意志的选择，有或无是理性的判断。我们总希望我们的选择是建立在理性的判断之上。其实，先哲们对“真理”早有了深入和清晰的分辨——官能不是求真的可靠工具。西方的笛卡尔、我们的庄子都指出，仅凭官能，梦与真难辨。就算经验主义开山祖师洛克也承认，靠官能去寻真理只可以找到“仿真”，是种“意见”而已。就算是非常多的人认同的意见，也不是无可置疑的真，因为官能是永远可以质疑的。当然，官能所得的“仿真”在衣、食、住、行的生活现实中仍然很有“用”。但对理性认真的人，仍难满足。有突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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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倾向亚里士多德的思路。真有两类：事实的真（truth about fact），是对现象的判断；真相的真（truth about reality），是对现象的本质和现象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因果关系的判断。现象会因人、事、时、空改变而变，是相对的；真相不会因人、事、时、空而变，是绝对的。事实与真相同时存在，是不可或缺的一体两面，关键是明白真理使你面对千变万化的现象世界不再迷惘。“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不管孰轻孰重，孔圣给我的启示是，它们之间有逻辑的先后：先不惑，才可以不忧、不惧。知晓真相，自然无忧、无惧，真正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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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真理是存在的，不然，还有什么可望；我希望真理是可寻的，不然，寻真是枉然；我希望我寻真的方向是正确的，不然，何时到达彼岸？我是乐观的。经古哲的导航，我看到隐约的轮廓，使我有信心的是这些轮廓并没有给我震撼和新奇，而是一种似曾相识的亲切，好像是回家。难道古今哲人寻真最后还是万流归宗？西方古哲的现象世界跟我们的肯定不同，但背后是同一的真相吗？如果是，站在古哲的肩膀上一定会使我们看得更远，善用他们的方法和经验也会使我们看得更清。我对城市规划比较在行，想验证一下。但我相信凡对理性认真的人，无论他干的是什么，都会想明白真相。这书就是我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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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概念与新环境：以人为本的城镇化 [:1700296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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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概念与新环境：以人为本的城镇化 旧概念与新环境OLD CONCEPTS AND NEW SITU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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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概念与新环境：以人为本的城镇化 [:1700296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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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概念与新环境：以人为本的城镇化 1 柏拉图的“恒”Plato’s “Changeless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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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的“恒”迫使我们反思：有没有一些不变的东西？如果没有，我们用什么来衡量一切事情？城市规划是百年，甚至千年的事，如果没有恒量，怎来衡量？能够辨别一些永恒的标准是“择善”，有赖智慧；能够坚持这些标准是“固执”，有赖操守。守恒需要我们择善固执：智慧、操守不可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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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复兴时期画家拉斐尔（Raphael）的名作《雅典学派》（1509—1510）画了几十位西方历史上最有地位的哲人，中央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左手拿着《蒂迈欧篇》[1]，右手伸出食指，作势向上，意谓他关注的是天上、永恒、顿悟、君王。他的宇宙观渗透着他整套哲学思想：他以“恒”（changelessness）贯彻宇宙与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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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前427—前347）观察到宇宙之美和秩序，认定这个宇宙必是经由一个有理性（rational）、有目的（purposeful）、有善意（beneficial）的创世神祇（demiurge），按照一个不变的（unchanging）、永恒的（eternal）模型（model），以数学性的规律，加诸“原始混沌”（preexistent chaos）而营造出来的。因此，柏拉图的宇宙观属“目的论”（teleological）：整个宇宙，以至宇宙中的每一部分，都是有其目的，都是美好的。为此，他断定宇宙不可能成于偶然，必是来自理性的设计。对柏拉图来说，宇宙之美和秩序不但显示出一个“大智”（Intellect）的存在，而且显示出一个模型，供有理性灵魂（rational soul）的人类去明白和模仿。因此，他的宇宙观有伦理和宗教意义。他写《宇宙论》就是要世人知道这个“模型”是怎样的，好使世人认识“大智”，模仿“大智”，也就是去向“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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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柏拉图说某东西是“真”（real/true），他是指这东西是真真正正的“存在”（is/exists/a being）。他分开“永远存在、永不改变”的东西（what always is and never becomes）和“永在改变、永不存在”的东西（what becomes and never is）。前者是永恒的（changeless，也可称“不变的”）、“属智能的”（intelligible），必须通过理性（reason，希腊文logos）去认识，得出的是知识（knowledge）；后者是“属官能的”（sensible），可以经过官能去掌握，但得出的是看法（opinion，希腊文doxa，包括不理性的官能感觉）而已。稍后，他称前者为“形”（Form），后者为“物”（Matter）。举例来说：“圆”的“形”，从来没有人见过，“圆”的“物”到处可见。“圆”的本质是圆周率，而圆周率是不可能经官能感觉去掌握的。它是“永远存在、永不改变”，只可以“经理性去认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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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就是东西的实质（substance）或本质（nature/essence）。例如：狗、人、山、爱、善等的本质来自它们永恒、不变的“形”。我们认识狗之所以是狗，人之所以是人，山之所以是山，等等，是因为我们的理性认识到它们的“形”。但我们的官能所见的每只狗、每个人、每座山、每样爱情、每件善事都只是个特殊的“物”。它们是种仿真（mimic），也称影子（shadows）或现象（phenomena）。只有非物质（non-material）但又有实质（substantial）的“形”（柏拉图原称之为“理念”［ideas］）才是最纯的、最基本的“存在”或“真”[2]。“形”是客观的，其存在独立于思想，只可以靠理性掌握。“形”是完美的，因为它是独一的、不变的、不灭的、永恒的。柏拉图认为“真知”就是“知真”——知道事物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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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宇宙论》里，柏拉图描述至善的“大智”，通过创世神祇，模仿着宇宙的“形”去创造宇宙的“物”，包括人类。柏拉图形容这个宇宙的“形”为一个“活东西”（living thing），由一个或一堆的“形”组成。这个“理想宇宙”（ideal universe）才是“真宇宙”（real universe）。人类的责任就是与至善的“大智”合作，在“仿真”的宇宙里追寻“真”、实践“真”，也就是叫人类认识、模仿至善。这就是“大智”创世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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