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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概念与新环境:以人为本的城镇化 2 奥古斯丁的“性恶”Augustine’s “Human Depra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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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恶文化对人性不信任,对人如此、对己也如此,认为人性易陷私欲偏情,不能自拔。我认为最能反映性恶文化的是西方规划界常用的三个相连的名词:多元化(pluralism)、包容(inclusiveness)、意见一致(consensus)。而城市规划中的最基本原则——功能分区,则是性恶文化的一个具体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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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3世纪,罗马帝国进入衰退期。面对危机四伏的未来,各种哲学思维和宗教信仰如雨后春笋,为惶恐的罗马人带来暂时的慰藉。此刻,基督信仰脱颖而出。据吉本[1]估计,当时的基督信徒已超过人口的10%。这是怎样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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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边陲的犹太省(Judea)是犹太人的聚居之地。在庞大帝国的千万子民中,只有他们崇拜“唯一真神”,拒绝参与罗马众神的祭奠,包括对皇帝的效忠祭奠。犹太人很刁顽,多次拒抗帝国的压力。他们既自骄也封闭,认为自己是真神的“选民”,等待他们的真神救赎,既不往外传教,也不接纳别人入教,更不与外族通婚。因此虽然帝国对他们的效忠存疑,但地远人少,也只算是癣疥之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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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公元30年左右发生了变化。有一个叫耶稣(公元的历纪是以他出生之年为开始)的犹太人,自称是真神的儿子、拯救世人的基督,吸引了不少追随者。犹太的长老和经师们以为救世主应是个功勋盖世的大英雄,而不是一个大言不惭的穷木匠。因此,犹太主流认为耶稣大逆不道、妖言惑众,征得罗马总督的默许,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并严禁他的门徒宣扬他的教义,在犹太省到处搜捕,并知会旅居各地的犹太人举报,务求肃清这些“基督之徒”。在族人的排斥之下,这些基督徒决定向外邦人传教。传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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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对真神崇拜,出于敬和畏,他们有“创世纪”的故事。神做了人,一男、一女,叫亚当、夏娃。神本想他们快快乐乐地住在伊甸园,开枝散叶,与神为伴。但人既好奇,也不安分,偏要尝尝神说不能吃的禁果,犯了“不听命”之罪,叫“原罪”(Original Sin)。非但他俩被赶出了伊甸园,受生老病死之苦、七情六欲之困,他们的子孙,也就是所有的世人,都背上了这“原罪”,都要受这些困苦。但是神也慈悲,答应将来有赎罪的一天。这个救赎者会是神的儿子,他会出于神的“选民”(Chosen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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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选上阿巴郎作为“选民”之祖。他没有什么才干,但对神是绝对信任、绝对服从。神选上他是证明任何人都可以得神的青睐。阿巴郎一家人到处流徙,终在现今犹太之地落籍。开枝散叶,建成犹太民族。过了几千年,神的救赎终于来了。神的儿子降生为人,取名耶稣。耶稣就是基督(救赎者之意)。他牺牲自己,代人类赎了原祖父母的罪。从此,人再回到神的怀抱。耶稣传道三年,归纳出的只有两条:爱神和爱人。爱神,因为神爱你;爱人,因为神爱人,所以你要爱神之所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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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救赎之功和以爱为本之道,基督徒称之为“福音”。犹太主流非但不接受,反加以排斥、迫害。于是,基督徒(最初的基督徒都是犹太人)就向外邦人传道。外邦就是罗马帝国的千万子民。犹太人在宗教与文化上闭关自守,但在经济上却很活跃,旅居各地的很多。于是基督徒就从这众多的小核心向外邦人宣扬福音。福音的字义是“好消息”。外邦人听到的好消息是这样的:耶稣救赎不限于选民之列,谁信谁得救,不分犹太人和外邦人;爱是新的诫命,特别是爱人如己。外邦人,特别是妇女和低层阶级如奴隶、士兵,很快就被这个爱的宗教吸引住了。耶稣的被钉和基督徒的被歧视更引起他们的共鸣。他们有些找到了慰藉,有些找到了解放,信徒越来越多。帝国,尤其是帝国的当权者,开始感到威胁。他们的理解如下:如果神是唯一,那么罗马众神,包括了神圣的皇帝的地位何在?如果爱是一切,那么帝国权力的基础何在?在现实里,妇女们、奴隶们、士卒们开始反思。在统治者眼中,这些都是危险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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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64年7月18日晚上,罗马城失火。烧了七日七夜,十分之一的罗马城变为废墟。尼禄皇帝以基督徒纵火为借口,下令镇压。理由是基督徒拒绝参与罗马众神的公开祭奠,亵渎了神明。从64年到311年,前后十个皇帝,基督徒殉道者的血滋润着这个爱的宗教不断成长。到4世纪初,君士坦丁大帝登位。他母亲是教徒,对他有很大的影响。未登基之前,他与争位者战。士卒中基督徒很多,他答应他们在十字架旗帜下作战,功成之日,对基督信仰解禁。313年,他履行诺言,颁布“米兰敕令”(Edict of Milan)。从此,基督徒就可以在帝国内自由活动和传教。380年,狄奥多西(Theodosius)一世将其定为国教,就是今天的天主教。这时已距离耶稣出生逾三百年。这个国教是从被歧视和被迫害的社会边缘转成为被尊崇和被显扬的社会主流,当然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需要,但它也要适应新的局面。此中,最关键的是建立“正统”,特别是真神与真理的“一统”。中心人物是圣•奥古斯丁(St.Augustine,354—430年)。他的思维和理念,奠定了西方人生观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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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古斯丁对神、人和世界的演绎支配着中古欧洲的社会、经济与政治近千年。甚至可以说,今天西方人的人生观,如果不是顺他的,就是反他的,但都是以他的为参照。他的时代是基督徒终于得到帝国允许(313年),成为国教(380年),以至帝国开始崩溃到灭亡(476年)。他的思想反映了这个时代,也反映了他多姿多彩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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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时候,他任性放纵,但也同时着意找寻人生的终向。他才华横溢,30岁就当上帝国米兰皇廷的修辞学教授,在当时是最高的学术地位。他对声色情欲的追求也是人所共知的。虽然放荡,但总有不满足的感觉,不知何去何从,苦恼极了。有一天,他内心困扰难当,就在住所的小花园来回踱步。突然听见一个小孩的声音,不断地说,“打开书看看,打开书看看”。他遂打开手边《圣经》,刚好是保罗(保禄)致罗马人书第13章,13—14节:“我们该脱去黑暗的行为,佩戴光明的武器。行为要端庄,好像在白天一样。不可狂宴豪饮,不可淫乱放荡,不可争斗嫉妒。但该穿上主耶稣基督,不应只挂肉性的事。”这段话触动了他心灵深处,他马上改变生活态度,领洗入教。这些,在他有名的《忏悔录》(Confessions)里都一一记了下来。这本真挚感人的剖心之作至今仍是自传的范本。他思维丰富而复杂。此中,对西方人最具影响的是他的“性恶论”。这个理念其实完全反映了他的宇宙观和人生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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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古斯丁相信理性与信仰是一致的。他的信仰使他倾向于柏拉图的宇宙观。在他的《忏悔录》里,记录着他求真的过程。他曾信摩尼教[2],但与摩尼高僧一辩之后,大失所望,遂放弃这信仰。偶然得看“柏拉图之书”[3],发现这才是他追求的真理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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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的宇宙观出于他观察到的宇宙之美和秩序。宇宙万物都好像有其目的,因此,他认为宇宙不可能成于偶然,总有一个归宿,他称之为“至善”(The Good)。万物是借它而生,但它是无可名、无可知,是超越理性。理性可以知道它,但不可以明白它。奥古斯丁借用这套思路去统一信仰与理性:真神就是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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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宇宙观底下出现奥古斯丁的伦理观,关键在“原罪”与“神恩”。耶稣的降生,以至教会的建立,完全是因为“原罪”。原罪是“不听神命”之罪,人类被赶出伊甸园。耶稣降生、受难,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是以“听神命”的牺牲补偿了人类原祖父母“不听神命”之罪,使人有机会重返神的怀抱。这个“不听命”就是奥古斯丁“性恶”的根源。且看他的演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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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和夏娃吃了禁果之后)……他们用无花果叶掩盖身体上那些从前没有什么可耻,但现在却变得可耻的部位……吃了禁果,犯了越轨之罪后,他们为什么把目光投视到这些器官,而不是投视到犯罪的手和口?……这是因为他们的眼睁开了……可是他们从前每天都看见这些器官……为什么突然地对赤身裸体感到羞耻,对这些器官的裸露感到羞耻,要马上把它们遮盖?是不是因为他们看到了这些器官——他的在明处,她的在暗处——已不再服从他们的意志控制?这就是他们应得的苦,正因为他们不服从神的旨意,因此他们生儿育女的器官不再服从他们的意志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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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古斯丁认为神创造人,给了他“意志自由”(free will)。“原罪”的效应是这个意志完全堕落(depraved)。也就是说,人类的意志完全受肉身和私欲偏情支配,再没有真正的自由了。此中,以性欲为最。[4]他强调人性丧失了“不犯罪的意志”(the will not to 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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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有没有自由意志是人类恒久以来不断思考的问题。此中,最关键的是因果(causality)与必然(necessity)的争议。苏格拉底前的希腊哲学家的宇宙观强调因果与必然,主要是针对希腊神话的宇宙观之中众神的随意性、武断性,借此肯定人能够控制自己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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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思想史一般以苏格拉底(前469—前399)为分水。之前是启蒙:哲理的探讨是个人或小团体的活动。之后是成熟:哲学思想影响整个社会的文化气候。从苏格拉底到奥古斯丁,先后出现两个主流。先是希腊转衰、罗马趋盛的公元前3世纪到1世纪流行的享乐派(Epicureanism,也称伊壁鸠鲁派)。此派是唯物主义,认为宇宙万物是由极细的原子组合而成。他们接受因果链条,但认为原子运动有时会离轨或碰撞,产生宇宙中的偶然性,为人的“意志自由”创造出理论空间。但问题是这种偶然性是“无规则的”(random),不是人能够创造和控制的。因此,所谓自由其实只是种“失常”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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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帝国成立于公元前27年,开启两百多年的太平盛世、天下一统。生于乱世、倾向唯物、追求享乐的人生观不合潮流,代之而起的是强调理性、秩序和责任感的克制派(Stoicism,也称斯多葛派或寡欲派)。此派承认因果,但认为有关道德的行为包含着“自愿同意”(voluntary assent)成分。因此,道德行为不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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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乐派与克制派轮替成为主流之际,柏拉图思想仍是香火不绝。公元2世纪末,罗马帝国开始衰落。外面的蛮族蠢蠢欲动,里面的腐化和斗争重现。克制派的悲天悯人和享乐派的功利现实都不足应付这个内忧外患、暴力诡诈的时代。应运而生的是“形而上”而又略带神秘的“新柏拉图派”(Neoplatonism,普罗提诺开创)。此派聚焦于人如何通过理性去模仿宇宙之“真”,作出天人合一的决定:坚持“知真”就会必然地“行真”。[5]这也是奥古斯丁要走的路,不同的是他把“神”与“真”视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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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派认为生活应由理性指挥,而理性之中以天理最高。但是,奥古斯丁认为单是理性不足以解释在道德决定中人的作用(human agency)。这点跟他的人生经历和历史背景有很大关系。在有关意志自由的讨论中他的希腊哲学与他的宗教信仰相互交织、交战,越来越走向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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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由他个人经历说起。他虽然曾是摩尼教信徒,但很早就放弃,可是他仍迟迟不愿受洗入天主教。他指出这不是他理性上的犹豫,而是他内心的冲突、意志的混乱。也就是说,是人性的问题。纵观他对意志自由的演绎,可分为三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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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早期,他针对摩尼教的善恶二元论:假若全善的神是全能,怎会善恶势力相等?又假若恶行是附在人身上的恶魔所为,人怎还能有道德责任?奥古斯丁倾向“缺善论”(absence of good):善恶不是二元对立,恶是没有独立的存在(也就是说,恶不是神创造出来的),它只是善的不足。因此,恶是一种“不完美”(imperfection)。恶行是人的选择,主要是因为人对善缺乏认识。理性认清善恶之后,人会趋善弃恶。这是典型的柏拉图式演绎,也就是哲学性的演绎。这段时期奥古斯丁对人的理性比较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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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到了奥古斯丁受洗入教,继而细读《圣经》,他开始对人的选择能力,也就是以理性去规范道德的能力,越来越悲观。这点他肯定受个人经历的影响。他说他有“恶习”(habit),尤其是情欲上的事情。他年轻时的名句是:“神,请赐予我贞洁、寡欲,但不是现在。”他认为恶习好像有其自身的“必然性”,不轻易会服从理性。择善需要人的意志做出一种极难的转向(reorientation)。至此,奥古斯丁开始质疑意志是否真正自由。这也是他在写《忏悔录》的一段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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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后期,奥古斯丁更贬低逻辑理性对意志的影响力,转向以其他因素去解释人的道德选择,例如对所属团体的承诺、对传统权威的尊重、对神所显示的法规的服从。他把自由(free)和自愿(voluntary)放在一起。也就是把意志自由的焦点从希腊哲学所谈的“理性使人获得真知,真知使人自动行善”的那种经理性而获得的,差不多是自动导航式的“理性自由”逐渐转到那种必须来自心底、脱胎换骨扭转恶习的“感性自由”。此刻的奥古斯丁强调人类的极度无知(理性自由不可得)和人生的极度苦恼(感性自由无处寻),继而踏上一切要“依赖神恩”的思路。这是他写《神的国度》的时期,反映他对人性的极度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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