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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概念与新环境：以人为本的城镇化 6 经院派与“公平价格”Scholastics and “Just Pr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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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尼与熊彼特都把资本主义追溯到经院派。其实中古的经院派与现代的资本主义对公平价格的演绎反映不同的历史背景、时代心态和民族性格。资本主义只是藏身在经院派的自由交易理念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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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谈资本主义都是以亚当·斯密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为起点。斯密的理论不是空穴来风。一般认为他的自由经济理论来自重农主义[1]对他的启发，以及他对重商主义[2]的抗拒。斯密在1763年左右开始构思《国富论》，也就是七年之战（1756—1763）刚结束时。他把英胜法败解读为英式经济优于法式经济。当时的法式经济就是重商主义，重商主义有两条支柱：一是政府鼓励出口和保护国内市场；二是以金、银为国家财富的衡量。斯密认为国家财富不能用金、银衡量，应用经济活力（生产力、消费力）去衡量，而经济活力生于自由交易。因此，他最反对政府干预，主张自由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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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密写《国富论》时英国的工业革命尚在起步，当时的英国也不全是自由经济，但不到几年，工业革命已具雏形，随后英国一跃而为工业制成品生产大国。到了1830年左右，英国的生产活力已超越各国，要考虑的是如何扩大和持续这些活力。那时，它要实行真的自由经济了，尤其是国与国之间的自由贸易，好使英国货出口，功利务实的英国人就把斯密捧出来。他的自由经济理论刚好配合上英国工业革命的历史契机，成为经济发展理论主流，变成一种“主义”。稍后，随着大英帝国崛起，自然地成为世界经济的主流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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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斯密回到经院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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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胜利者写的。过去两百年的世界是英语文明，是资本世界，自然奉英国的斯密为祖师。但也有不以为然的，比较有名的是托尼（R．H．Tawney，1880—1962）和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1883—1950）。前者是大英子民，但他反对资本主义。他是英国工党建党时期的理论家，英国走上福利国家之路的倡导者，写有《贪婪的社会》（The Acquisitive Society，1920）和《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Religion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1926）。他把资本主义的兴起与宗教的变质联系起来。熊彼特是奥地利人，拥护资本主义，特别赞赏“企业家精神”，并提出“创造性破坏”的理念，代表作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Capitalism，Socialism and Democracy，1942）和《经济分析史》（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1954，去世后出版），他想把资本主义“发明者”的荣誉从斯密转到更早的宗教思想家。托尼与熊彼特两人都把资本主义的源头从斯密推前500年，回到宗教改革之前的中古世纪。托尼要寻求资本主义的救赎，熊彼特要摘走大英帝国的光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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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谈托尼。他是个虔诚的英国国教徒。他的宗教热忱与他的福利国家理想是分不开的。他对资本主义在英国大展拳脚的演绎与韦伯（Max Weber，1864—1920）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Protestant Ethics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略似：新教的伦理观，特别是教义上比较激进的清教（Puritans），是资本主义成形的催化剂。不同之处是韦伯从社会学的角度去分析，托尼从历史的角度，尤其是从英国历史去追踪，聚焦于16—18世纪宗教思想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他的《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分四个主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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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古天主教会（12—15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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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的社会是一个完整的有机体，一切以教会（天主教）的宗旨和原则为依归，也就是爱神、爱人。商业（赚钱的行业）被视为人类组织中既不可缺但绝不可取的部分。有关经济的讨论聚焦于公平价格（just price）和高利贷（us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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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宗教改革（16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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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经济活动激增，但早期的宗教改革者（后来变成新教[3]）对经济的看法跟天主教无异。改革家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的思路反映农村经济，比天主教更保守。但改革家加尔文（John Calvin，1509—1564，法国人，但基地在瑞士）对商业和商人比较接受。他虽然坚持基督精神，但对商业行为有不同演绎：（1）经商赚钱不是罪，但不容挥霍浪费；（2）勤劳、节俭、克制、虔诚是美德；（3）贷款收息是商业活动中很自然和必需的事，但不能收高息。改革虽是宗教的事情，但因为改革者强调宗教上的个人化，和对俗世事务的鄙弃，结果是削弱了教会（无论是天主教或新教）的权威，导致教会日后从经济领域撤退（或自愿、或被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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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英国国教（16—17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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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的英国经济在改变，羊毛出口导致大量耕地转为牧地。封建制度下的土地用途和产权走上商业化——买卖频繁、地价上涨、地租上升，贫农和失地农民激增。英国国教教会[4]的领导层严厉批判这些现象，因为他们仍持有直接来自中古天主教会的伦理观和社会观。下层社会的凄惨、上层社会的贪财大大地震撼了他们。因宗教改革而诞生的英国国教可说是一个政府的部门，高层教士像高级官员。他们运用政府权力，包括立法和司法手段（特别是“教会法庭”）去遏制这些社会现象。但这只是“贼过兴兵”，因为世界已彻底改变了，教会只能强烈批判社会不公，但没法有效地制止。实践上的无能导致理论上的滞后，教会停止思想，教会的教训也从此失效。与此同时，个人主义与俗世哲学（主要是启蒙运动）崛起，应运而生的新富、新贵对教会干扰政治与经济（尤其是教会法庭）大大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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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清教徒（17—18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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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清教徒是加尔文派信徒。他们是新的、自主的和骄傲的中产阶级。在17世纪，他们的权力激升，支配国会、处决国王、建立共和。早期的清教徒仍坚持宗教的道德观应该支配经济活动。稍后，清教的个人主义倾向及17世纪的蓬勃商机淹没了这些道德观，清教开始崇拜“工作”、强调克制、鄙视济贫。这使他们在经济领域上取得非凡成就，但同时，个人化的信仰和虔诚抹杀了社会责任感，视“贫穷”为一种“罪有应得”，因为贫者必是懒于工作或自甘堕落，因此济贫就是鼓励罪人。从18世纪初开始的两百多年，清教思想支配整个英国的宗教和经济，英国国教教会完全弃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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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尼的福利国家思想出于浓厚的中古宗教情怀，坚持公义是经济理论的基础。他认为中古天主教会的公义原则在宗教改革初期仍得保存，但加尔文派的经济思路已开始反映16世纪经济蓬勃、经商赚钱的现实。加尔文教派传入英国，产生清教。清教有个人主义的潜在倾向，并相信勤俭克己乃得救的“保证”[5]，因此他们可以接受，甚至支持自由竞争去求财。托尼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不在它热衷于赚钱，而是它对公义的冷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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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彼特生于天主教家庭，在大学念古罗马与天主教法律，他对资本主义的看法是正面的（虽然他相信资本主义的内部机制和动力会使它慢慢演变为社会主义）。他的《经济分析史》主要是显示资本主义理论不是出自英国斯密的创意，而是来自斯密之前，甚至宗教改革之前的天主教会主流经院派[6]。他的观点是斯密和经院派一脉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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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院派之前，西方文明的智库存于寺院之内，可称“寺院派”（Monastics）。经院派开启于9世纪，查理曼大帝在欧洲广设学校（School一名源此），以柏拉图（哲学）和奥古斯丁（神学）为主。经院派的特点是通过辩证去把哲学与神学统一，也就是以理性支持信仰。到12世纪，很多希腊古籍重现欧洲，尤其是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13世纪时经阿奎那吸纳整理，成为西方中古后期的正统伦理观和社会观，包括有关经济行为的规范。熊彼特指出，经济史学者往往从阿奎那的封建时代经济理念一跳几百年到16世纪初以至18世纪中欧陆诸国发展庞大海外殖民帝国时期的“重商主义”，也就是贸易保护主义，然后再捧出英国斯密的自由经济理论取代之。他认为，从阿奎那到斯密的几百年里，经院派的经济理论其实是不断随着经济实情演变，特别是经院派后期的萨拉曼卡学派[7]早就发展出现代资本主义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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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彼特从人脉去追溯。斯密的经济学思路来自老师哈奇森[8]，他是格拉斯哥大学[9]“道德哲学”（moral philosophy）的首席教授。“道德哲学”的理念来自亚里士多德，主要包括伦理学、经济学和政治学。在道德哲学里的“经济学”（economics）其实是“家政”（household management）。在道德哲学里的“政治学”却有一门叫“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聚焦于处理民间合约中有关公平和法律上的具体问题。但是，慢慢地，这些聚焦点从民间合约的法律和宗教层面转移到经济活动的操作和经济现象的解释，也就是从哲学到科学、从政治经济学到经济学。在这个转变中斯密的确做了很大贡献，但哈奇森对斯密的影响是无可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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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奇森又受谁影响？他还不算是现代经济学家，他的身份是道德哲学家，聚焦于伦理，尤其是自然之法。当时，自然之法被视为道德哲学的基础，而道德哲学是“政治经济学”的基础。在哈奇森时代，自然之法的理念有两个宗教源头：天主教和新教。天主教的自然之法（主要代表是阿奎那）被视为传统；新教的被视为现代（也是现今主流）。现代的代表人物是一前一后的荷兰法学家兼诗人格劳秀斯（Hugo Grotius，1583—1645）和德国法学家兼经济学家普芬道夫（Samuel von Pufendorf，1632—1694）。此中，格劳秀斯在讨论合约（contracts）和价格（prices）时，特别引用阿奎那和经院派后期的学者的观点。这两人的理论是苏格兰启蒙时期所有大学伦理哲学教科书的基本教材，身为首席教授的哈奇森当然会用这教材，斯密在他的《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中也屡屡提到。熊彼特跟着指出，普芬道夫的政治经济学来自格劳秀斯，而格劳秀斯的思想来自天主教经院派。他在《经济分析史》上是这样写的：“格劳秀斯在他的第二卷中只略谈了经济，如价格、垄断、利息、高利贷，谈得很有理，但并没有在经院派后期的理论上增添什么有意思的东西。”“普芬道夫在经济学上比格劳秀斯深入得多，但对我来说他仍是没有在经院派后期的知识和分析工具上增添什么。”熊彼特的结论是重农主义（自由经济）和重商主义（保护主义）对斯密的影响属次要，斯密的经济学可追溯到老师哈奇森的道德哲学，继而上溯到普芬道夫和格劳秀斯的自然之法，最终达到经院派的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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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托尼和熊彼特是殊途同归，得出同样的结论：要认识现代资本主义就要追溯到中古天主教经院派。但上面谈到的只是历史沿革，实质的理论内容与其文化背景的演变过程又是怎样的？托尼的线索是意识形态，聚焦于社会公平，结论是现代资本主义在逐利中忘了公平；熊彼特的线索是分析理论，聚焦于经济效率，结论是中古经院派早取得资本主义的真髓，即经济效率就是经济道德。我们来看看经院派理论是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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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了解，无论是经院派的早期学者或后期的萨拉曼卡学派都不是单纯的经济学者，他们主要是神学和哲学家，考虑范围远远超出现代经济学者所能企及的思想领域。同时，他们也务实，是政府政策的设计者、国际关系的斡旋者。经院派后期的耶稣会会士更是银行家，干预国家和国家之间的财政与债务。因此，经院派的实际经验非常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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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经院派有一个像阿奎那的中心人物和一套完整、一统的主导思想，但到了萨拉曼卡学派时代就比较松散。那时正处于现代前与现代之间青黄不接的时期，议论纷纷也是可以理解的。它的主要经济思路可归纳为一句：产权可以私有，产权拥有者可以以产谋利，但在非常时期资产要共有、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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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古封建庄园的小规模经济和市场不成熟，甚至不存在的情况下，经院派的经济原则是从消费者（小农户）角度，去反制造业结社垄断，和反商人对非当地人歧视，也就是从弱者角度出发的反欺诈、反剥削和反操纵。但到了16世纪，经济疾速发展，经院派的萨拉曼卡学派就开始关注垄断对自由贸易的影响。当时并没有“竞争”（competition）的理念，但有“较量”（rivalry）的理念。在若干程度上这也是斯密所指出的“自由经济”（freedom of trade，他也少用“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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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神学家，经院派要首先处理经济价值（value）是什么。阿奎那认为一件东西的真正经济价值是人们给予它的评价（esteem），不是它“天然的贵贱”（natural dignity），不然，一只有生命的老鼠会比一粒没有生命的珍珠贵。他的结论是，在交易中价格是以需要（wants，其实needs更贴切）来决定，没有需要就没有交易，改变了需要也会改变交易，满足需要的能力（want-satisfying power）就是效用（utility）。到了萨拉曼卡学派的下半段[10]更有了重要的补充：（1）效用价值固然要紧，但更重要的是人们评价的高低，宝石虽然只可作装饰，但人们对它的评价高于人人必需的麦子；（2）价值会因时、地而异，玻璃小饰物在欧洲没有人青睐，在非洲却卖高价。因此价值决定于消费者的偏爱取舍（scales of preferences），也就是评价和比较的主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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