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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规理想国 [:1700314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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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规理想国 建筑批评的心智——中国与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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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60年来，在建筑学这个小小的知识环境中，有一股批评的力量。不管它是来自官方还是民间，都会借助建筑媒体或学术论坛，直率或委婉地发表着自己对建筑世界的看法。随着时间的流逝，那些观点和主张，嘈嘈切切，大都淹没在社会巨变的洪流中。严格地说，它们或许不能全部归入建筑批评文章之列，或许我们也无从确切地知道，具备了怎么样的价值关怀、思想深度和审美趣味的文章，才能算作“真正的”建筑批评。但是，有声音的地方总有立场。决定讲话的效率和它的最终的现实影响力的，是发言者本人的心智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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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历史时期的心智状态，由整个社会心理和知识容量所决定。从“经史子集”到“古今中西”，百余年间，中国知识人经历了知识结构上的现代蜕变，作为中国新知识人一分子的建筑师们，其观念和命运跟国运密不可分。 可以说，建筑脱离手工授受的匠人传统成为专门的学科，知识人进入建筑领域，将被证明是中国建筑文化的一个重大转折。关于建筑、城市、景观（或更广义的生存环境）的革故鼎新、新的知识体系的建立、新的批评风气的形成，甚至“中国式”的生存远景的想象，都跟建筑智识化的过程同步。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建筑月旦之间，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一点点睁大的眼睛、一步步开放的心智，是不同时期不同的格局、气象和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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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建设量和建筑知识的持续增长，人们讨论建筑、规划和环境问题所采用的词汇和关注的角度也一直在发生变化。需要追问的是，我们的建筑话语从哪里来？我们关注的范畴由谁决定？我们评论建筑和环境问题的心智结构，是如何形成的呢？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本文主要以《建筑学报》等专业媒体中发表的文章为研究对象，通过不同历史时期曾引起普遍关注的四个话题，在时间的纵深上讨论中国建筑批评心智的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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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1961：“主义”与“民族”之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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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54年元月的发刊词中，《建筑学报》明确了自身的历史使命（为国家总路线服务、为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化城市和建筑服务）和学术目标（民族形式、社会主义内容）。发刊词中强调，“批判地介绍祖国建筑遗产及其优良传统”，是学报的重要任务。本着上述精神，《建筑学报》第1期就先后刊登了介绍苏联城市建设经验的文章及梁思成撰写的《中国建筑的特征》。在本期末尾，张镈撰文介绍自己设计的北京西郊某招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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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和讨论随即展开：1955年第3期《建筑学报》刊登了范荣康、刘敦桢的文章，对《中国建筑的特征》一文的观点以及西郊招待所的民族形式展开强烈批评。这一年的主题为反对铺张浪费，一切“追求美观、形式主义乃至复古主义倾向”都遭到严厉批判。梁思成的主张被认为是“以民族形式社会主义内容的建筑为幌子，实际上鼓吹以法式做法为出发点的形式主义复古主义建筑”；而现代主义和国际式，则被视为“欧美资产阶级最腐朽堕落的世界主义建筑的抽象构图”。接下来的两年中，民族形式遭到持续围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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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时期，建筑批评类文章往往冠以“几点批判”、“几点意见”或“与……商榷”字样，建筑问题的讨论具有强烈的政治意味。一些基本但要紧的问题，例如形式与阶级的关系、传统建筑的艺术价值、技术表现与艺术性的关联，都在“民族形式”的话题之下，围绕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的现实，展开旷日持久的讨论。 对外面的世界到底是接受还是排斥，让建筑工作者难以取舍，因此，《我们要现代建筑》一文，也在一定范围内引起争论。 同时，周卜颐在1957年下半年发表了两篇介绍沃尔特•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的文章《华•格罗毕斯》（即沃尔特•格罗皮乌斯），第一次以基本正面的态度推广一位“对立世界”中享有盛誉的建筑人物。这个连载于1957年的8月号结束，9月风气急转直下，反右斗争开始呈现出一片刀光剑影。此时的批评文章，就与学术，甚至与建筑关联甚微了。舆论开始一边倒地倾向于苏联经验，而理论性商榷和建筑本体问题的探讨，在1958年大跃进后基本噤声，几乎所有的批评文章都政治挂帅。同时，随着国民经济的复苏和工业发展，大量的项目介绍开始占据学报的版面。人们不再提出自己的观点，也不再对别人的设计发表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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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20世纪60年代前期，建筑学界风气开始呈现出明显的重理工轻人文倾向，关于建筑的美学、哲学和史学讨论都淹没在滔滔的技术文章中。中国的国家建设从一穷二白开始，大多数建筑工作者都是从零起步，对自己和世界都谈不上了解。改革开放之前这30年，建筑知识界对外部世界总体上是隔膜、排斥和自我封闭的。哪怕是单纯跟随时代发展的技术主张，也要拿出苏联或社会主义阵营其他国家的实例来佐证。20世纪50年代是新中国建筑批评心智的孕育期，新中国成立初期特殊的社会现实，令建筑讨论的中心话题从“民族形式”很快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结果，关于建筑本体和美学风格的讨论随着政治运动的深入很快销声匿迹。这一时期的理论话语主要沿袭自新中国成立前的建筑理论和苏联的建筑理论，建筑讨论形成了一个“经典范畴”，其中的关键词如“形式”、“功能”、“美观”、“节约”，可以上溯到维特鲁威时期的建筑观念，而对经济节约的提倡、对建筑诗性的排斥和对外观象征意义的高度重视，直到今天还影响着社会舆论对建筑的品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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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那一代建筑人来说，政治正确是学术讨论的前提。可是政治正确并不能保证学术正确，其内涵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封闭和自足的价值观得到提倡，如今则反其道而行之，任何追随西方最新理论主张的姿态都可能被视为“开放创新”而得到褒扬，哪座建筑、哪个建筑师受到西方世界关注，就会在国内声名鹊起。尽管如此，信息容量决定心智水平，对那个时期的建筑人来说，这个世界上正在发生什么，其实是不想知道、不敢知道，也无从知道的事情。有人说，“70年代以前的‘民族形式、社会主义内容’曾剑拔弩张，实际上也不过是政治帽子互相扣的游戏”， 这并不是历史的实情；事实上，在国家结构发生重大变革、一切都不可预知的情况下，中国建筑知识人在信息受限、实践机会贫乏、活动空间紧张的条件下，尽自己最大努力去思考、对话与探索。这种责任心和勇气，即便在今天也是很难重现的。但它极大地受制于一个时代，从而与身外的世界彼此暌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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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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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香山饭店”持久讨论——“传统形式现代化”是否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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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第1期《建筑学报》刊登钟训正、奚树祥的文章《建筑创作中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沉寂了20年的建筑思想，又有了破土而出的机会。人们几乎一起把眼睛投向外部世界。其实从前一年开始，几乎每期学报都用一定篇幅介绍曾一度被意识形态屏蔽的外界建筑作品，此时，作品背后的思想开始引起人们极大的兴趣。可是百废待兴之际，如何继承建筑传统的宏大命题，又一次摆上台面。怎样在学习的过程中汲取精华，避免全盘西化？对于这个问题，不管是跻身现代建筑巅峰的贝聿铭，还是突然被抛进汪洋世界的新一代中国建筑人，都无法视而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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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形式的现代化是否可能？贝聿铭用香山饭店给人们提出了问题。贝聿铭本人是现代主义的嫡系传人，在他身上，很难看到对现代主义建筑的美学体系、精神气质和伦理功用的批评立场，狮子林中的童年回忆、格罗皮乌斯的言传身授和社会主义祖国的召唤，成为贝聿铭一个人拉接着的三个世界。香山饭店于1980年开始设计，1982年落成。时至今日，关于这个建筑的讨论一直没有断绝。它成功了吗？它失败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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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讨论始于1980年4月彭培根的一篇《从贝聿铭的北京“香山饭店”设计谈现代中国建筑之路》。文章开宗明义，指出“国内建筑风格的形成进而向国际建筑界进军是我们这一代的共同的责任”；同时他也认为，现代科技、传统文化和居住问题得到解决，才可以创造出与西方抗衡的“新中国人民的建筑”。一种新的、属于“当代中国”的新“风格”的从无到有，成为一代建筑人心目中的甜蜜许诺。岂料文化融合是个痛苦不堪的过程。20年之后，热切的期待转化为强烈的失落，同样是这位作者，在西方建筑师大举侵入中国之际，在各种场合对“建筑殖民”的前景发出痛心疾首的呐喊。而这种局面，恰恰就是20年开放纲领之下建筑界同整个中国社会普遍价值取向的必然结果。然而对建筑知识界而言，世纪初的局面是“道术已为天下裂”，很少有人会对现实一味排斥，或对未来怀有不切实际的期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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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80到1983年，在《建筑学报》上发表的以香山饭店为题的相关文章共计12篇。传统庭院和中国符号的运用引起人们极大的兴趣。由内向外看的建筑师群体，从“民族化”的旧话题出发，谨慎发表自己对这座昂贵建筑物的评价。香山饭店已经成为事实，从情感上来说，人们却无法说服自己去放心拥抱这样一个未来。含蓄的批评，听起来似乎与文化大局无涉，比如人们普遍怀疑设计手法是否真的值得借鉴；大量的资金投入是否符合改革开放之初的经济现实；选址是否得宜（这一点遭到最多批评） ，等等。怀着普遍的不解和矜持，人们第一次从经济、效率、节能等无可辩驳的“经典范畴”对香山饭店展开了无情的批评（这种批评的角度和模式，日后将反复重现于针对来自体制之外的设计讨论中）。有人说，这座建筑“无补于香山，有损于香山”，“只是一种方法，不是一个方向”，有人甚至从个人口味出发对设计中的某些细节表达了生硬的排斥情绪。尽管不乏同情和赞美，但正面的评价大多类似对贝本人的方案阐释的重复。眼界决定了评价的范畴，而概念的贫乏，限制了讨论的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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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对于中国建筑界来说，贝聿铭是最接近“我们”的一个“外人”，然而外人毕竟是外人。我们可以绕过直接对话，通过自力更生、刻苦学习获得一种思想吗？从人们对这最初的文化交流所表现出来的排斥来看，似乎对此普遍持有乐观的期待。30年过去了，当真正的“外人”以更加不友好的姿态强势侵入我们贫弱的建筑思维之时，圆桌边上的学者专家，并没有给出一个能代表我们自己心智水平的解决方案。面对那么多无力的呐喊和无奈的退缩，人们重新想起了贝聿铭和他的香山饭店。毋庸置疑，那些引起争议的外来建筑师，其实都在努力实践着自己的理想。可是只有贝聿铭的理想才跟我们自己的如此贴近，因此哪怕你对香山饭店有如此众多的责难，却不能不认真思考它所提出的问题——而它本来就不是一个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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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山饭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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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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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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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大部分中国建筑师还在探索外部形态为主传统现代化方法的时候，贝聿铭提出了空间为主传统现代化转换的视觉”。贝聿铭是极少数在30年的时间里，“始终要表达中国精神信念的建筑师。”——崔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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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前后，随着贝聿铭的苏州博物馆落成，人们又一次开启了中国形式与西方现代如何结合的话题。只是此次，批评的心智已经大为不同于20多年前的讨论。韩国建筑师崔富得在一篇文章中说：“当大部分中国建筑师还在探索外部形态为主传统现代化方法的时候，贝聿铭提出了空间为主传统现代化转换的视觉。”贝聿铭是极少数在30年的时间里，“始终要表达中国精神信念的建筑师”，在就这一点达成肯定的共识之后，人们开始从价值体系、设计手法、细节处理、艺术含量、完成程度和社会功效等诸方面全面评价这座建筑的得与失。关于香山饭店的讨论，第一次脱离了经济性、适用性或历史文化保护的经典范畴，转为对“传统形式现代化”这一命题的直接批评，贝氏所心仪的传统、为了追求这一传统的现代表达所采用的手法工具、其流于浅表的古典精神的空间转译，都被一一指出。在一篇深入讨论香山饭店所预示的“传统形式现代化”理想及其挫折的文章中，作者董豫赣似乎在不断揭示贝聿铭的事与愿违和无能为力，然而在这样冷静无情的分析之中却包含着20世纪80年代初那场讨论所不具备的同情心。如果说香山饭店是一次失败的尝试，那么80年代以来，哪座中国建筑算是成功了呢？恐怕眼下没人能够给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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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贝聿铭所提出的问题可以理解为：中国建筑知识人将以何种姿态来开启一种新传统的开创事业？在香山饭店落成之际，这个问题也许仍显模糊，如今却格外清晰。只是那时候，我们寄希望于融入，希望外部世界的接纳和认可。如今，在西方世界的生存理想面临全面危机之际，一条中国道路的探索，也许就不仅仅是建筑美学方面的问题，或者说，它仍然从形式开始，到形式终止，但其寓意深远，已经跟我们独特的生存理想关联到一起。是否可以在西方现代语境之外，寻找一种更加合理、更具吸引力的替代模式？建筑心智的转移，已经让那个“传统风格现代化”的命题让位于一个全新的命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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