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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漠与餐桌:食物在丝绸之路上的起源 9 葡萄与苹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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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有象征意义的丰饶之角(cornu copiae )是许多餐厅桌 上的核心装饰品,在欧洲的静物画里尤其多见。它是象征着祥瑞、丰收与富饶的神圣羊角,起源于古罗马。丰饶之角往往与大地女神盖亚(古希腊)和特拉(古罗马)联系在一起,也可代表大江大河等自然元素,还与掌管丰收的农业女神德墨忒尔息息相关。关于丰饶之角的由来,有一种说法是它来源于宙斯。传说当宙斯还是个婴儿时,为了躲避吞噬儿女的父亲克洛诺斯,被藏在克里特岛上的岩洞里,由外形为山羊的哺育女神阿玛耳忒亚照料。婴儿宙斯在喝奶时不小心折断了乳母的羊角。而在另一个版本的神话中,希腊最大的河流——阿刻罗俄斯河的河神头上生有羊角,被宙斯之子赫拉克勒斯折断后便化为丰饶之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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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神经常被描绘为手持丰饶之角的形象,角中盛满秋季的果实,以示人类对河流滋养土地、孕育丰盛果实和谷物的感恩之情。在罗马的卡比托利欧山(今卡比托利欧博物馆所在地),伫立着两尊大型白色大理石雕塑,两位肌肉健美的男性各擎一只丰饶之角。其中一人斜倚在狮身人面像上,另一人则斜靠着正在为双胞胎婴儿哺乳的母狼(见图15)。这两尊雕像是尼罗河与台伯河的象征。起初,台伯河的河神斜靠在一只象征底格里斯河的老虎身上。公元2世纪,埃留斯·阿里斯提得斯(Aelius Aristides)发表了一句名言:“从五湖四海、天涯海角,四季物产皆运往罗马,希腊人和 野蛮人的艺术也尽数汇聚于此。若有人想纵览天下奇物,那只能环游世界,或者来到罗马。”(Behr,1981)富有神话色彩的古罗马境内有3000条河流,它们滋养着三大洲上的水果和谷物,绵延至已知世界的尽头。丰饶之角时常出现在雕塑和壁画中,角中盛有桃、苹果以及其他各色水果,比如经由丝绸之路来到罗马的葡萄和石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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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公元2世纪的雕塑照片。分别为尼罗河(左)与台伯河(右)的化身,两位河神手中都擎着丰饶之角,现存于罗马的卡里托利欧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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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本书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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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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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饶之角中最重要的果实是葡萄,它与古典文化密不可分,是希腊酒神狄俄尼索斯(以及罗马酒神巴克斯)的象征。葡萄酒令人昏昏欲睡,又让人飘飘欲仙的效果在整个古代世界都广受推崇。赞美葡萄酒的文字在古代中国、波斯或阿拉伯国家比比皆是。斯特拉波写道,葡萄酒在波斯的地位极其重要,并且 进一步指出葡萄酒的产地位于中亚南部的马瑞安纳(Mariana)。希罗多德也提到过葡萄酒对于波斯人和斯基泰人的重要意义。两位作者都记载了波斯人习惯在酩酊大醉时讨论重大商务和政治问题的风俗:如果第二天早上他们仍然接受当时的决定,便会言出必行。这两位古代历史学家都因夸大其词而著称,但他们的这一观察得到了10世纪波斯诗人菲尔多西的印证,后者的《列王纪》(Shahnamah )中也有类似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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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和古罗马文献中反复出现的一个观点是:波斯人和古代世界的其他民族之所以冥顽不化、文明程度低,是因为他们只喝醇正的葡萄酒,而希腊人和罗马人则会在葡萄酒中掺水以减弱酒力。他们还提到,波斯人会举办敬奉酒神狄俄尼索斯的活动,打扮成斯基泰人的模样,载歌载舞,开怀痛饮。有趣的是,在公元一千纪晚期中国西部的粟特古墓中,壁画上同样有描绘酒神节欢庆场面的内容。这表明在葡萄沿丝绸之路传播的同时,酿造和饮用葡萄酒的文化也随之传播开来(Wertmann,2015)。与葡萄一同传播的还有对葡萄酒之神的崇拜,以及在饮酒时纵情起舞、抛开社会习俗约束的习惯。不仅如此,狄俄尼索斯的葡萄酒在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中同样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葡萄酒既是酒鬼的酒,也是国王的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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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酿造葡萄酒乃至西欧大多数白兰地的黑皮诺、霞多丽、赤霞珠、梅洛等葡萄,它们的祖先都是原产于欧洲南部和西南亚西部边缘的野生葡萄。如今,富有的消费者愿意为了购买特定风土的葡萄酒一掷千金:几年前,3瓶拉菲酒庄的1869年葡萄酒在拍卖会上以每瓶近25万美元的价格成交。然而,在波尔多、勃艮第、里奥哈和基安蒂等旧世界产区种植的葡萄,与在加利福尼亚、俄勒冈、智利、巴西和新西兰种植的葡萄,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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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酒之味:粟特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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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特人是丝绸之路上最著名的商旅文化群体。粟特民族起 源于中亚,在公元一千纪时期足迹遍布全中国。在历史文献和艺术作品中,粟特商人常与葡萄酒联系在一起。此时,葡萄种植已成为中亚东部和中国西北地区重要的经济和文化产业。今天包括中国新疆和青海北部在内的地区,在过去被称为西域。这片区域由36个王国(或城邦国家)组成,后分裂为超过50个拥有常住人口、农业活动密集的聚居地。这些边地城池中的一部分最终成为伟大丝绸之路上的绿洲中心城镇,让一队队商旅得以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中找到一站站落脚地,从而穿越浩瀚的沙海。新疆出 产的葡萄声名远扬,今天这些绿洲中仍有许多以盛产葡萄而闻名。虽然中国北方的其他省份(比如宁夏)现已成为全球市场上的优质葡萄酒产地,但是,中国葡萄酒产业的历史发轫于新疆的绿洲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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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4 发现植物考古学遗存的中世纪考古遗址,多为村庄或城市中心。这些遗址中大多出土了古代水果和坚果的遗存,反映了公元一千纪水果贸易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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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中国西部的偏远地区依然能见到传统的维吾尔族酿酒技艺,尤其是在喀什一带。这种葡萄酒常被称为“幕萨莱思”(museles),在阿拉伯语中是“三角形”的意思,酒里添加了多种中亚和东亚出产的水果和香料以增添风味。新疆的绿洲上至今仍在种植许多丝绸之路上的关键水果和谷物,包括高粱(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粟米)、大麦、棉花、瓜、枣、杏和石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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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鲁番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大型绿洲城市,它一度是连接古代中国与中亚的纽带。吐鲁番盆地是一片可耕地,为穿越沙漠的商旅提供新鲜的水和食物。今天,吐鲁番的葡萄酒酿造工艺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欧洲同化,不过,当地传统的酿酒技艺早在公元前一千纪中期便在丝绸之路沿线孕育而生。在1900年至1931年对丝绸之路进行的4次考察中,奥莱尔·斯坦因和他的团队在塔里木盆地的现代城市民丰县以北发现了一处名为尼雅的古村落,在该处遗址发掘出了完整的葡萄园遗迹和保存完好的古葡萄藤(Stein,1932)。尼雅遗址还出土了其他手工制品,包括古罗马钱币和饰有古典纹样的纺织品,让人们得以确定遗址以及其中的葡萄园的年代——据此推断,该遗址可追溯至公元前一千纪末期。有些学者将葡萄最早传入新疆的时间确定在大约公元前3世纪或4世纪。支持这一判断的证据有山普拉古墓群01号墓01号墓室中出土的挂毯,挂毯上的花纹似乎是一串葡萄(见图16)。对墓室内材料的放射性碳年代测定表明,其年代接近公元1年。虽然山普拉没有发现葡萄籽,但是古墓群中的其他 墓葬出土了其他沿丝绸之路传播的关键农作物,包括薏米、桃、杏、胡桃、沙枣、黍和青稞(Jiang et al.,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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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 新疆山普拉古墓群(约公元前1世纪)出土织物上的图案临摹,艺术史学家认为这是一串葡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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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Jiang et al,2009.调整后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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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在吐鲁番盆地,距离山普拉不远的洋海古墓出土的证据显示,新疆种植葡萄的历史其实更加悠久。洋海古墓的墓葬沿绿洲边缘分布。墓群中出土了一根长116厘米的葡萄藤,对这根葡萄藤进行的微观形态学研究表明,新疆早在公元前390年至前210年便已有葡萄种植。洋海古墓群还发现了其他数种丝绸之路沿线的关键农作物,包括大麻酚浓度很高的大麻、用于装饰的野生小花紫草(Lithospermum offcinale )的种子、据推测应为野生种的刺山柑(Capparis spinosa )(Jiang et al.,2009)。仅2003年一年,洋海古墓群就发现了近500座坟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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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史记》记载,是汉使张骞在公元前128年的凿空之旅将葡萄从费尔干纳(大宛)引入了中国(Qian,1993)。当张骞历尽艰辛从西域返回汉朝的疆土之后,据说他曾提到葡萄酒的酿造,还称中亚“富人藏酒至万馀石”(约38000升)。据张骞所述,这种酒“久者数十岁不败”,因此成为其他农作物无法媲美的、能够作为财产长期积累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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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前的数百年里,中国的西域一带早已对葡萄酒有所了解。张骞从西域带回的可能是某个产自大宛(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的费尔干纳地区)的特定葡萄品种,又或许是张骞在大汉帝国的核心——长安一带使葡萄种植得到了普及。关于东亚早期消费的酒的品种,历史文献记载很不明晰,主要是因为汉语“酒”一词有各种不同的翻译。《神农本草经》中提到葡萄可用于酿酒,这部著作应当成书于公元1世纪至2世纪,但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这本书主要是对年代更早的某部典籍的辑录(Huang,2000;Huang et al.,2008)。同样,在三国时期(220—280)魏文帝曹丕(字子桓)保存至今的一份诏书中,也提到了葡萄酒的甘美,将其与粮食酿造的酒相提并论(Huang,2000)。汉使前往西域并未实现与中亚游牧民族大月氏联手对敌的使命,无论葡萄酒传入长安究竟是不是凿空之旅的功劳,古代亚洲真正的葡萄酒酿造者和贸易商——四海为家的粟特人——还要等待好几个世纪才能登上历史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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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历史记载和艺术文献都充分体现出葡萄酒在公元后一千纪里对粟特(中亚古国)和新疆诸城邦的重要性。塔吉克斯坦北部穆格山城堡(7—8世纪)出土的粟特文献证实,当地葡萄酒消费金额和销售数量都很庞大(Yakubov,1979)。从这些文献来看,葡萄酒常常作为礼物赠送给宾客,或者用于付款,同时也是敬献给政要的礼品。在穆格山城堡遗址出土的各种水果遗存中,人们发现了葡萄的种子(Danilevsky,Kokonov,and Neketen,1940)。新朝(9—23)编年史中则有记载称,大宛生产葡 萄和葡萄酒,粟特人喜爱葡萄酒和舞蹈(Laufer,1919)。综合中国古代早期的历史文献,历史学家注意到,许多记载都提到葡萄酒是大宛的主要饮品。历史文献还提到,粟特人在罗布泊(蒲昌海)建立了一个名为“葡萄城”的聚居地,据说城池中心便是一座葡萄园[1] (Yakubov,1979)。一部据说是梁元帝(552—555年在位)所写的典籍中记载,月氏善酿酒[2] ,不过这可能只是借用了《史记》中的描述(Laufer,1919)。范晔(398—446)编纂的《后汉书》中记载,新疆小镇哈密种植葡萄、稻米、两种粟米、小麦、豆类、桑和大麻[3] 。此外,在提及栗弋国(当代大多数学者认为“栗弋”即为“粟特”)的篇章中,作者提到马、牛、羊,以及葡萄等各种水果和葡萄酒都是当地的物产[4] (Hill,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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