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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子，脑子，厨子：人类与食物的演化关系 “以鱼补脑”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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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肉类在人类演化上的优势往往泛泛而谈。对生活在热带稀树大草原的捕猎者而言，肉类是现成的高密度热量来源，同时也富含蛋白质和多种维生素、矿物质。而我在前一节谈到，包含更多肉类的饮食令消化道缩短，促成了关键的肠胃-脑部能量分配调整。但对于脑容量的增加和认知功能的提高这两项演化趋势而言，肉类中没有哪一种具体的营养成分是必不可少的。弗雷德·普莱维奇（Fred Previc）曾指出，随着饮食中肉类的增多，早期人属摄取的蛋白质增加，而且这种饮食条件是稳定的、经常性的。[25]这意味着他们潜在地摄取了更多的酪氨酸，这种氨基酸是神经递质多巴胺的前体〔4〕。普莱维奇认为，人脑中许多多巴胺通路对于高级认知功能和语言功能非常重要，这些通路随着人类的演化变得越来越精细、复杂。而包含更多肉类的高蛋白饮食可以帮助维护这些神经通路。尽管酪氨酸与多巴胺之间的联系可能对脑部功能很重要，但是饮食中酪氨酸的增加带来的优势并不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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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的祖先从树林中迁出时，居住在草原上的大型食草动物并不是唯一的动物性食物来源。湖泊和河流提供了一个现成营养源：鱼类和其他水生生物，这些食物在林冠中是完全无法获取的，树上可没什么溪水、河流。在我们祖先脑容量增大的演化过程中，吃鱼会不会是一个飞跃性的开始？斯蒂芬·坎南（Stephen Cunnane）和迈克尔·克劳福德（Michael Crawford）提出了这个演化史上的难题：如果早期人属需要靠技术才能获取肉食，这就要求他们已经具备了较大的脑容量和较先进的认知能力，那么最初，在早期人类尚无认知能力获取高品质饮食之时，他们如何供养已经增大的脑部呢？[26]人类的进食行为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使得他们在智力没有明显提高的情况下，支持了脑部的演化？答案也许就是吃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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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关于肉类重要性的讨论不同，“以鱼补脑”假说（fish-for-brains hypothesis）并不立足于整体营养水平，而是关注水产中的某些特定膳食物质。[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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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来说，水产饮食论的支持者关注的是发展神经系统所必需的脂肪酸。他们认为脑部相对较小的人族动物摄入了含丰富脂肪酸的水生食物，这促进了他们脑容量的增加（之后他们便可以利用更大的脑部研究更先进的狩猎技术、合作行为等）。这些脂肪酸中最关键的是二十二碳六烯酸（DHA）和花生四烯酸（AA）。AA也存在于蛋黄和陆生动物的内脏、肌肉中，但是DHA的最佳来源是鱼类和贝类（水产中也含有AA）。克劳福德、坎南及其同事提出假设，认为早期人属开发利用了非洲湖泊和河流的浅滩，那里可以获取大量的鱼类和贝类。他们指出，这种捕获并不需要技术进步，而是应当视为传统采集技术的延伸。因此，水产使得人类的演化能够跳出认知革命的死循环，有了一个飞跃性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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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有趣的假说，它并未描述稀树大草原上矮小而聪明的人族动物大战凶恶巨兽的场景，而是把狩猎的起源设置在水草丰美的池边河畔。不过水产饮食假说也存在一些问题。最明显的就是人脑必需的脂肪酸可以从其他食物中获取，或者由人体从其他物质合成。[28]另一个有力的批评是，几乎没有考古证据可以证明人类曾充分利用水产食物。当然可以反驳说远古时代人口稀少，人类的活动可能很难在地球上留下证据，因此证据缺失并不能证明它没有发生过。话虽如此，在许多海滨地区都发现了现代人类留下的贝丘〔5〕，相比之下，非洲近200万年至100万年前的考古记录仍然不支持早期人类大量食用水产的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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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非洲之外，考古证据有了新的发现。最近的研究认为早期的人族动物可能确实利用过海洋资源。在4万年前的直布罗陀海峡附近（靠近西班牙）生活着一支沿海而居的尼安德特人，他们肯定吃过海洋生物。由克里斯·斯特林格（Chris Stringer）带领的一队考古学家在一个洞穴遗址的灰层中发现了壁炉地面、莫斯特文化〔6〕的石器（几乎总是与尼安德特人相关）、凿石薄片以及大量取自附近河口的贻贝贝壳。[29]尼安德特人曾在此短期居住，这为我们展示了尼安德特人生活的精彩片段。正如斯特林格及其同事所写：“这种居住水平……记录了尼安德特人的许多活动，包括挑选采集软体动物、将贻贝运送到洞穴住处、在洞穴中生火、利用热量打开贝壳、食用贻贝、处理灶台余烬以及最终抛弃这个居住点。”[30]同一地区的深度挖掘还在更早期的居住点中发现了海豹、海豚的残骨，以及陆生哺乳动物的残骨，后者属于尼安德特人的典型狩猎对象。这些沉积物中还发现了少量鱼类残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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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布罗陀的尼安德特人遗迹彻底证明了现代人不是唯一食用海鲜、水产的人族动物。但是这些发现并未提供更多关于古代人类吃海鲜的证据——直布罗陀的这一支尼安德特人生活在尼安德特人最初活动范围的外围，而且当时处于支配地位的人族动物是现代人。斯特林格和同事甚至推断，直布罗陀的尼安德特人要比欧洲内陆的同类存活的时间更长，因为他们可以从水、陆两条途径获取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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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万年的时间在人类的演化史上只是沧海一粟，对于水产饮食假说，更关键的时期是200万年之前，我们可以在更逼近这一时间点的考古证据中发现海鲜的踪影吗？爪哇岛的一个河流遗址中就发现了这样的证据。在19世纪90年代初期，荷兰军医欧仁·迪布瓦（Eugène Dubois）在爪哇岛发现了首批直立人遗迹，该遗址称做特里尼尔（Trinil），位于梭罗河畔。考古人员对该遗址的年代颇有争议，但是时间框架推定在150万年至90万年前。特里尼尔在当时就位于河畔，与现在一样，距离湖泊、三角洲和海边都不算太远。迪布瓦和后来的研究人员从该遗址中收集到了大量材料，包括许多软体动物、鱼类、哺乳动物、鸟类、爬行动物的残骨，以及一些人类祖先的遗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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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斯·约尔登斯（José Joordens）及其同事重新分析了特里尼尔遗址发现的材料。[31]经过仔细检查挑选，他们从中识别出至少11种可食用的软体动物和4种鱼，这些水产都可以从浅滩中捕获。可见几乎没有任何技术水平的人族动物在这些水域做得非常不错。但是直立人充分利用这些水产储备了吗？为了寻找答案，约尔登斯和同事又研究了这些贝壳的尺寸和分布情况。其中有两种软体动物的数量非常多，且呈现出两点有趣的特征：第一，这些贝壳遗迹并不是均匀分布在遗址中的，而是集中出现在一个区域的岩层中；第二，几乎所有的贝壳样本都属于个头较大的成年软体动物，没有发现幼体。这并不是因为当初化石挖掘人员忽视了小型贝壳和碎片，他们在这方面是一丝不苟的。约尔登斯和同事提出的假设：这些直立人挑选了个头大的成年贝类，食用之后又将外壳在一个固定地点丢弃，这个贝丘在100万年后才被我们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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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安德特人开发了水产资源，直立人很可能系统性地食用贝类，这些发现无疑拓宽了我们的视野。尽管这些证据与人属在非洲的起源关系不是很密切，但是却告诉我们，早在现代人出现之前，人族动物的饮食种类已经有了很大的扩展。对水产饮食假说的批评并不是毫无道理，除了水产之外确实还有其他的食物来源可以提供丰富的脂肪酸，但是同理可知，陆生动物肉类提供的营养也都可以在植物性食物中找到。但是狩猎假说不仅从理论上解释了人类饮食中肉类比重的增加，还提供证据证明了这一趋势在特定演化条件下确实存在。所以尽管肉类也不是生理必需的，它仍很可能在人类脑部和认知的演化中扮演了关键角色。而想要给水产饮食假设下定论，我们仍然证据不足。从另一方面来看，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可信度日益增长的结论：人属脑容量的增大和智力的提高，与食物种类的拓展和多样化相伴相生，动物性食物不仅取自陆上，也取自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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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子，脑子，厨子：人类与食物的演化关系 从杂食到超级杂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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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们把目光从肉食上收回来，暂时停下对陆生、水生的讨论。归根结底，对于主要依靠植物性食物获取热量和营养的人类，动物性食物比例的提高让他们获得了更高品质的饮食。食肉的证据表明，人类杂食性的发展基于技术水平，而不是依靠特化的、与饮食相关的生理特征来扩大食物来源。不过先进技术的发展仅仅是人类认知演化的表现之一。人类行为的可塑性和灵活性也是智力增长的重要表现。我们的祖先有能力探索周围环境、尝试新的食物种类、与社会群体中的成员交流有关食物的信息，这些与制造使用工具一样，都是非常重要的进步。水生食物可能并不是脑容量增加的必要条件，但是我们祖先愿意尝试包括水产在内的新食物，这无疑推动了他们的演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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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180万年前，人属成员首次走出非洲。他们向北迁徙，经过现在的中东，继续向旧世界进发，到达欧洲、中国和印度尼西亚。饮食的多样化是这次直立人大移居中至关重要的因素。[32]面对新的环境、季节变化和丰歉的自然交替，他们一定设法维持了饮食的高品质。其他动物对于当地环境有更好的适应性，但是石器以及考古记录中无法保存的木质、皮质工具使直立人占据了一定优势，而烹饪则帮助他们更好地利用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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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些因素帮助我们这些祖先征服了旧世界：通过社会群体得到的共通传统与知识——换言之，他们的文化。现在我们对直立人日常生活的认识都只能靠猜测。但是我们知道，有些黑猩猩群体拥有的一些独特的做法和工具，是其他群体中观察不到的。[33]通过群体成员的观察学习，这些传统可以维持很长的时间。此类行为一般被视为原始文化（protocultural），而非文化。但是其中的区别更多的是程度上的不同，而非本质上的不同。也有些学者认为“原始文化”一词专指语言出现之前传统的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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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怎么说，直立人都无疑是具有文化属性的动物。我们不清楚他们是否有语言能力，但是他们必定拥有一套交流系统，而这套系统包含了我们现代口语中的某些元素。直立人脑容量的增大意味着储存信息能力的增强，他们可以在社交群体内分享信息。考虑到直立人群体生活环境的多样性，不同群体的饮食也必然产生分化。除了生态因素引起的分化外，文化因素大概也引起了饮食的分化，不同的直系后裔中，长期保存了不同的饮食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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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立人的杂食性可能标志着我们自身杂食性演变过程的开端，我们的杂食性与生态学家数据表里的杂食性不一样，并不是简单的“x％的植物性食物、y％的肉类、z％的海产”。肯尼亚北部生活着一群过着传统放牧生活的山布努（Samburu）人，文化人类学家乔恩·霍尔茨曼（Jon Holtzman）对他们的饮食习惯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霍尔茨曼结合文化背景描述了山布努人的饮食，为人类饮食的变化过程提供了一幅生动的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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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布努菜肴看起来就像一道道谜语。一方面，在山布努人的生活里，最重要的人际关系和价值观的复杂建构中，核心问题之一就是一个人吃什么、怎么吃。食物和进食习惯对于社交行动和象征体系而言是非常关键的。而一个人吃什么种类的食物、在什么样的情境下吃、和谁一起吃，这些问题都是构建个人和群体身份的关键方面，受到种族地位、亲属关系、性别以及年龄因素的制约。另一方面，山布努饮食的种类非常少，原则上仅由三种畜产品构成：奶，每日必需品；肉，诱人的补充食物，主要在仪式场合或是有牲畜意外死亡时食用；血，被认为与奶类似，可以补充生命活力，或是在食物匮乏时食用。尽管看似简单，现实中的山布努食谱要复杂得多。[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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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山布努人不吃什么几乎和他们吃什么具有一样重要的文化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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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食限制也用来构建种族界限。山布努人严禁食用许多可食用的东西，例如鱼类、爬虫、禽类、驴子以及许多狩猎动物。而最严格的禁令是不得食用大象，因为山布努人认为大象和人类很相似。此类饮食禁忌将山布努族与放牧的图尔卡纳族（Turkana）、狩猎的多罗博族（Dorobo）区别开来。[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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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所有的人类文化一样，山布努人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历史和饮食习惯。然而，我们仍可以视之为人类杂食性的典型例子。在人类社会里，食物和进食体现在文化网络中，这张大网涵盖了地位、家族、身份等诸多内容。即便在食物紧张或是饥荒的年代里，人类文化也并没有陷入混乱。[36]当食物短缺发生时，社会文化有一套非常模式化的应对方式。起初有非常集中的共同活动，人们一起搜寻、储藏替代性的食物。随后社会性有了一些消退，人们开始各自囤积食物，不再参与集体活动；由食物资源引发的暴力和攻击增多。随着饥荒的持续，一些文化实践和社会风俗开始不可避免地崩坏。尽管如此，彼得·法尔布（Peter Farb）和乔治·阿梅拉戈斯（George Armelagos）仍指出，即便是经历了严重的饥荒，文化体系的“骨架子”还是保存了下来，他们认为这就是“食物与文化、社会密不可分的证据”。[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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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杂食性的基本理解是“一个物种的食物来源广泛”，但是人类的杂食性超越了这一定义。如前文所述，一个人吃什么取决于其演化史——为适应特定环境条件而演化出的生理特征，也取决于其私人史——他的经历与偏好，此外还取决于其文化史——诞生、成长、生活的文化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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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弗雷德·克罗伯（Alfred Kroeber），美国人类学研究的先驱之一，认为文化是“超机体的”（superorganic）。[38]他认为既应当把文化视作有机体，又应当视之为超乎有机体之上的超机体。克罗伯指出，就如同有机体具备了超越无机物的属性一样，文化的一些特质，如传递性、高变异性、价值标准等，并不能从有机组成或者个体行为的角度来解释。文化是超机体、超个体的，其传播依靠后天的学习，而不是个体的基因遗传。文化存在与变化的层面位于个体层面之上，甚至位于由个体组成的集体的层面之上。尽管如此，人类的生物属性、物理定律以及自然规律还是对文化现象产生了实实在在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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