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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画·影:穿衣镜全球小史 下编 媒材与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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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从欧洲到全球:穿衣镜摄影模式的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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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18世纪,镜屏成了中国皇宫和达官贵人府邸里的重要摆设,但在欧洲,墙壁上和壁炉上方的挂镜却仍是使用大镜的主要方式(见图1.4,1.5)。当玻璃镜本身成为更为普及的商品,设计繁复、雕刻精美的镜框遂成为指示风尚和趣味的标志,不但被有钱人追求,也造就了一批批著名的镜框设计师和刻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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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镜子的下一个重大变化,因此是独立穿衣镜在18世纪末期的出现和之后的流行。它大约两米来高,和欧洲人熟悉的屏风相似,但以镜面取代了饰板和织物,因而在开始时被称为“glass screen”,译成中文恰好是“镜屏”。一个在1787年去巴黎游览的观光客惊讶地看到这一“令人愉悦的发明”并在游记中写下观感。(1)如果他的惊讶说明穿衣镜才刚刚被发明不久,这种物件不到几年就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至18世纪末期已在“许多起居室里被给予荣誉位置,并成为一个时代的象征”。(2)它的设计也进而经历了若干发展阶段:镜面被设计成长方或椭圆等不同形状,有时在两边加以侧翼以反射立体映像。特别是1810年左右出现的一项新设计,使照镜者可以以镜身中部为轴调节镜面角度,因此能够更加灵活机动地映射全身的形象。最后,到了19世纪20和30年代,穿衣镜已经成了欧洲中上层家庭中不可或缺的理容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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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史研究者一般认为这种新式立镜的出现是一个独立的欧洲现象,一方面源于置于台面上的梳妆镜,一方面从遮挡壁炉的矮屏获得灵感。从来没有人想过或建议过,已经发明和发展了一世纪之久的中国镜屏是否对欧洲穿衣镜的产生起到过影响。但是如果我们考虑一下当时中西交流的频繁和欧洲人对于东方文化的兴趣,这种影响应该完全是可能的。当然,我们需要发现更多的材料来证明这一设论,笔者因此希望引起学者们对这个问题的兴趣,在今后的研究中注意欧洲穿衣镜与中国镜屏之间的可能关系。但对本书来说,我们将离开这个话题,在随后的下编中转而聚焦于19世纪发生的一个波及面更为广大的全球现象,即当摄影术在19世纪上叶被发明之后,穿衣镜在摄影中的运用以及对全球化的图像流布所带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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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史研究中的一个永恒问题是这门技术的起点:是1916、1926还是1939?是尼埃普斯、达盖尔还是塔尔博特?争执的焦点往往是技术性的——发明家的实验是否留下了实际作品?摄取的影像是否能够被固定和复制?拍摄的技术是否被权威机构认可并向公众宣布?但是如果暂时离开这些细节上的分歧,所有摄影史研究者都会同意这项发明在人类历史上的划时代意义,因为它首次使用机械而非以人手记录下世界的影像。Photography——“摄影”——一词由希腊语φῶς(phos)和γραφι(graphis)合成,前者的意思是“光线”,后者是“绘图”,摄影因此是“以光绘图”的技术和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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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当欧洲发明家们从19世纪初期开始不约而同地探寻如何把光线承载的影像固定在物质平面上的时候,这也恰恰是独立穿衣镜在社会上普及之时。虽然二者不一定有直接的关系,但其类同之处也相当值得玩味:摄影和穿衣镜都反映了人们对于光、镜和影像日益增长的兴趣,也都以新式设备(apparatus)捕捉光线承载的影像。目前存世的最早摄影作品是法国人约瑟夫·尼塞福尔·尼埃普斯(Joseph Nicéphore Nièpce,1765—1833年)拍摄的《窗外风景》,收藏于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哈里·兰瑟姆中心(The Harry Ransom Center)(图3.1)。这是一块20厘米宽、16.5厘米高的锡板,略微反光的表面上隐约显现出天空和屋顶的影像。那是1826年夏季的一个上午,尼埃普斯把这块涂抹了药物的锡板放到自制的暗箱相机内,朝着工作室窗外的鸽子窝开始曝光。八小时之后他关闭了镜头,把锡板上的药物冲洗干净,得到了这张人类历史上最早存世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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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约瑟夫·尼塞福尔·尼埃普斯,《窗外风景》。182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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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种意义上,尼埃普斯的锡板也是一面镜子,在物质平面上映射出对面的景物。不同的是它借助药物把这个影像“吸收”和固定,从而成为可以离开自然景观的独立图像。由此我们完全可以理解早期摄影师对镜子的兴趣。在法国摄影家克劳德(Antoine François Jean Claudet,1797—1867年)于1850年拍摄的《地理学课》立体相片中,房间里除了摆拍的人物之外只有悬挂在墙上的一面镜子,从照相机的对面映射出人物的背影(图3.2)。如果说克劳德使用的还是一个镶在厚重边框中的小型壁镜,高大的穿衣镜不久就进入了摄影工作室和影楼。图3.3中的照片显示出一种新的肖像模式:人物的方向被反转,面对立镜而非相机,我们在镜中看到她的面容和身体正面。在那个时期出产的另一幅立体照片里,一个化妆完毕、正准备出门的上层女子坐在一架大型穿衣镜前,用手调整镜面角度以便看清自己的面孔和胸部。她从镜中也会看到身后的丈夫或情人,正在卖力地为她拉紧胸衣背后的带子(图3.4)。这两幅作品,以及影楼制作的带有色情意味的穿衣镜前的裸女像(图3.5),都在1850—1860年之间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如果说它们宣告了摄影中“穿衣镜模式”的开始,那么这个模式在几年之后随即产生出第一批被认为是“艺术图像”的作品,其最优秀的一批例证见于英国业余摄影家克莱门蒂娜·哈瓦登夫人(Lady Clementina Hawarden,1822—1865年)的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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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 克劳德,《地理学课》。黑白摄影,18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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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 皮尔森(Pierre-Louis Pierson),《赛姬》。黑白摄影,1860年代,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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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 不知名摄影家,《在镜前给女士系紧胸衣》。黑白立体摄影,1850—186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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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 费利克斯-雅克·慕林(Félix-Jacques Moulin),《穿衣镜前的裸女》。上色黑白摄影,1851—1852年,盖蒂美术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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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莱门蒂娜夫人的女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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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的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在1939年获得了一批不同寻常的捐赠,所收到的七百余幅照片均出自一位不见经传的19世纪女摄影师之手。这些照片因为从相册中揭下而出现了令人遗憾的卷曲和破裂。但是它们的影像是如此生动含蓄,使得博物馆策展人欣然接受。捐献者是摄影师的孙女,她把传到她手里的这批照片献给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是因为她刚在那里看了一个使她非常感动的纪念摄影术发明一百周年的展览,她想这批照片也许会给研究摄影的早期历史增加一些材料。在随后的半个世纪中,这份资料躺在博物馆的库房里无人触动,直到维吉尼亚·多迪尔女士(Virginia Dodier)——当时还是伦敦考陶尔德艺术研究所(Courtauld Institute of Art)的一个硕士生——从1984年开始对它们进行系统整理。随着研究的深入和由此引出的回顾展和出版物,(3)一个被历史遗忘的女摄影家重新出现在人们面前,以其作品的心理敏感打动无数观者的心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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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于1822年出生在英国的格拉斯科城,闺名是克莱门蒂娜·埃尔芬斯通·佛莱明(Clementina Elphinstone Fleeming)(图3.6)。从军的父亲出身于苏格兰贵族世家,她和姐妹们在格拉斯科城郊的家庭庄园中长大,随着那个时代的风尚接受了艺术、音乐、语言、诗歌和家务的训练。去罗马的一次长途旅行给十九岁的克莱门蒂娜留下了终身印象,特别是意大利的风景和古典绘画,将会在她的摄影中不断发生回响。她二十三岁结婚,丈夫是一个可观家产的继承人。虽然公婆希望儿子找到更加门当户对的妻子,小两口的爱情终于克服了这种偏见,建立了一个迅速扩大的稳固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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