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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服饰史 [:1700378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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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服饰史 第一章 服饰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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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服饰史 [:1700378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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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服饰的初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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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遥远的时间上说，人类开始用天然石块、树枝等捕击野兽，冬则把所获的兽皮用来掩盖保护身体和保暖；夏则裸身或拣取树叶遮掩阳光，免受炎烈。这样和动物只依靠其本身的皮毛来保护或保暖已有区别，即人类已脱离了动物的境界。在这种情形下，可以说最原始的服装已初步有些雏形。在历史上或称之为猿人时期，即史载中的所谓茹毛饮血，食草木之实，衣禽兽之皮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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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在不断与自然作斗争的过程中，总是会不断提高生产力来满足他们的各种需要；不断地改进使用工具，由天然石块而磨制适应于捕猎动物时杀伤力较强的工具，或利用兽骨等制作，来提高生产力，在历史上称之为旧石器时代。再进而入晚期至细石器时代，由于生产力提高了，工具改进了，各种使用的器物包括服饰在内，必然也随之发生变化，使之较适合于人体各个部位的要求。他们把天然的兽皮用石棱锐边和磨制成锐利的骨角等进行分割，用它或披之于身、或掩之于下体，按照人类的意志来适合人体的要求，也就是人类可以支配这些天然物质了，逐渐由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境地。当然，人类是不会满足于现状的，一定会进一步把切割的兽皮或成块或分条，并将分条作为连缀片块之用，或者作为带子来束用。这时服饰的形式必定是进一步有意识地做成某一种式样了。他们在穿着时都可按其所需而自由制作，这时可以说服饰是已经离开了萌芽雏形状态。恩格斯说：“人则以自己所作出的改变来迫使自然界服务于他自己的目的，支配着自然界。”但在这漫长的时期中，服饰的具体形式如何，在目前来说，我们还是无知的。以意推之，当然还是简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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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人类能磨制骨针，并用骨针来缝制衣服，这时服饰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根据目前考古学上的发现，在周口店山顶洞中发掘了一枚骨针，以后骨针又陆续大量地被发掘出来。这种骨针的发现，足以说明我国在一二万年前后，人类已使用这种骨针来缝制兽皮等衣服了。这个时期的服饰形式，必然较前一时期有所发展，可以将切割的各种不同形状的皮片，较为细密地缝制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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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再晚一些时候，又出现了石和陶制的纺轮，又说明了不单是利用兽皮来制作衣服，还进一步用植物纤维来纺线和织成布帛，使衣服的原料又发展了一步。这种骨针和纺轮都有实物可见。在中国历史博物馆陈列着氏族社会时期长短不同的各类骨针，短的不到一寸，并且有几个针眼细得几乎同今天的扎鞋底针或粗的缝纫机针相仿。这足以说明这时的缝纫衣服已有了很大的发展。《礼记·礼运篇》中说：“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未有麻丝、衣其羽皮……后圣有作，治其麻丝，以为布帛。”考古上的发现，同这种世代传说而记录下来的史料是相符合的。如上述的冬则居营窟，这同洞穴遗址的发现亦是与史载一致的。其后在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了如麻布一类的织物残片，足见后人记载的治麻丝为布帛的史料，也是有所依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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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饰既为人类的护体需求，那么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由狩猎而进入渔猎、畜牧与农业时期，各种工具的改进，在服饰的制作上当也更进一步适应人体的要求，这样，美化的要求和审美的观念当亦伴之而生。他们不仅要求服饰式样的合度，并且在服饰本身外加以各类附属饰件等来进行美化。如山顶洞人已用穿孔的兽牙和小石珠作为身上和头上的装饰品；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的围绕于骨骼的颈项间的骨珠、穿孔的动物牙齿、蚌珠蚌环等；从披发而到束发、辫发等形式（见图1.1.1、图1.1.2），既是从当时实际需要出发，也含着审美上的要求，这也是使服饰发展的一个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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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甘肃秦安县大地湾仰韶文化头形器口像。2．甘肃半山期彩绘陶塑人头像。3．甘肃东乡东源林家出土，仰韶文化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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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三个人头像，都是比较早期的。其中1．据报告云，是距今五千年。三个人头像，二个是作披发状，中一个似乎已将发打起髻来。当然，目前还不能说是属于哪一个民族的发饰，但二人披发的形式是显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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沂南古画像墓中室南壁东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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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一人下有榜题，为苍颉，据原发掘报告中有云：“苍颉右手持着有柄的末端带柔软的东西，大致是笔（图中不十分清晰），右一人大致是沮诵”。并云“都是黄帝臣，此像中作眉骨突起，联想到中国猿人的样子”。按右像手执如小树枝或禾草一类者，是否为沮诵，略有疑处。但二人都作披发状，且身上所披者都为兽皮，坐地衬垫者亦为兽皮，皮又似为豹皮纹。这种服饰很符合于原始人类披发衣皮的初期服饰。此像虽为后汉人所作，想当时对于人类的早期所服的，有一定依据。且此像是写实的，不像女娲、伏羲像作人面蛇身的带有神话人物形象。报告中所说头额类中国猿人。设若当时刻画者是有意识的作此古猿人头像者，则汉代对于人类的起源于猿，似乎已有这样认识了。故特附此图，以佐证史载“未有麻丝，衣其羽皮”的说法是有所据的（《世本》载：沮诵、苍颉为黄帝左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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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在对自然的斗争中，虽然积累了一些经验，但这种认识在那个时期毕竟是有限的，因此对各种自然界所发生的现象是懵懂的。在有的现象还得不到解释时，就认为是有一种力量在主宰着这一切，如对于赖以生存的天和地，绵延繁殖的祖先，都认为应是尊而崇拜的对象。这就产生了宗教信仰。这种信仰必然会反映到生活的各个方面，也反映到服饰制度上来。我们可以从《易·系辞下》中所说的：“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之乾坤。”所说的乾即是指天，坤即是地。天在未明时为玄色，故上衣象天而服色用玄色；地为黄色，故下裳象地而服色用黄色。这种用上衣下裳的形制以及上玄而下黄的服色，就是由于对天地的崇拜而产生的服饰上的形和色。《礼记·礼运篇》云：“以养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这就是对生者和死者以及天地的祀礼，于是产生了祭服和丧服的形制。《周礼》中的“享先王则衮冕”，也是对人类祖先的崇敬在服饰上的表现。这种对天地、祖先的崇拜，也可见之于《论语》：“子曰：禹，吾无间然矣，恶衣服而致美黼冕。”黼冕即是祭服中的服饰。这是说在夏禹时不重视平时的衣着，而把祭祀天地、祖先的祭服加以美化考究，就是把宗教信仰的服饰放在首位，日常的服用却可以不考究，这是我国古代服饰由于信仰而发展的又一个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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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衣下裳的形制和基本的玄衣黄裳的色泽确立了以后，随着历史的进展，必然会在这一基础上使服饰丰富起来，因为天地间的万物又给了人类在服饰上多样的创造性和丰富的想象力。如《易·系辞下》载：“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虞书·益稷》中也载，“予欲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这里所说的也就是将天地间万物的形态、色彩概括地，象征地施之于服饰上。这种采之于自然的形态，除服饰外，同样也绘之于实用器物上，仰韶文化时期的彩陶中的纹饰即是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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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汉书·舆服志》云：后世圣人，观翚翟（雉类）之羽毛有五采（通彩）之文，荣华之色，乃染帛以效之；见鸟兽有冠角、髯，于是制作各种冠或髻式及系冠之缨蕤（见图1.1.1之2．图1.1.3、图1.1.4、图1.1.5之1．2．3．图1.1.6诸像）；见兽（牛）之颈项下有垂胡之形，乃效其式而将衣袖裁成垂胡之式（见第四章图4.4.1之4.5.7.8）。凡此，都足以说明服饰及冠帽也包括发髻在内，造型与施色都是人类在不断观察自然界万物的形态，并把它作为服饰的制裁及其形、色、纹样等的源泉，使服饰在发展上既按实际需求，又可达到审美上的目的。此外，再加以前面所说的保暖、宗教信仰、季节、时令等因素，逐渐使服饰的形、色、纹样多样地统一起来。这是服饰发展中的又一个因素及其重要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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