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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服饰史 [:1700378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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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服饰史 第三节 周末赵氏的变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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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周代末年，处在西北的赵国与东胡（今内蒙南部、热河北部及辽宁一带）、楼烦（今山西西北部）接界，这两个少数民族都是善于骑马矢射的。当时汉人的战争是用车战的，车战是便于广大平原而不利于崎岖山谷之地，而骑射较轻捷灵活，所以《日知录》云：“春秋之世，戎翟之杂居于中夏者，大抵皆在山谷之间，兵车所不至。齐桓、晋文仅攘而却之，不能深入其地者，用车故也……骑射所以便山谷也，变服所以便骑射也。”赵武灵王鉴及于此，所以毅然要习骑射，改服饰即是这种原因。《史记·六国表》云：“赵武灵王十九年初胡服”。又《赵世家》传：“武灵王平昼闲居，肥义侍坐……曰：今吾将胡服骑射以教百姓，而世必疑寡人。”即欲改变其固有的服饰制度而穿胡人的装束，并施之于朝会之间。这种变易是为当时所不许可，因而他与肥义商量，但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和能制敌取胜，谋之于赵族中的年长者，欲同起模范作用，最后取得到了一致意见，就决然变服。这就是赵武灵王所以要改服的经过和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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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欲改变的胡服是怎样形制的呢？唐代张守节正义谓主要是废弃上衣下裳，最主要是改去下裳，即废去下裳而只着裤，这种形式在当时是不符合朝会之间的礼服制度的。清代学者王国维氏说：“古之亵衣，亦有襦裤。《内则》：衣不帛襦裤。《左氏传》：征褰与襦，褰亦裤也。然其外必有裳若深衣以覆之，虽有襦裤，不见于外。以裤为外服，自裤褶服始。然此服之起，本于乘马之俗，盖古之裳衣，本（为）车（中）之服，至易车而骑，则端衣之联诸幅之裳者与深衣之连衣裳而长且被土者，皆不便于事。赵武灵王之易胡服，本为习骑射计，则其服为上褶下裤之服可知，此可由事理推之者也。虽当时尚无裤褶之名，其制必当如此，张守节废裳之说，殆不可易也。”王氏，从先前的端衣和深衣等的形制上，从便于骑射的实用价值上，从胡人与汉人生活仪俗上进行推论，说明张氏的论点是合理的。虽当时还没有裤褶服的这个名称，裤褶服的名称始见之于汉末，但从而推之于赵武灵王的胡服形制，也是确切的。因衣裳、襦裤、深衣、袍，汉人早已服之，非此服则无服可改。《事物原会》引《舆服杂事》云：“赵武灵王有裤褶之服。”按所谓褶，即衣之在上者，也是着之于外的，其形制为短身而广袖的袷衣，也有说是一种左衽的短袍。左衽是胡人衣式的特点，广袖想是从胡俗窄袖，为适应汉族服式而演变过来的（见图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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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山西省博物馆所赠的照片，山西候马出上的陶范，东周末、春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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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中上衣一作左衽式，一作右衽式。因一为原范，一为翻模后的衽式。观此像高举双手，又作跪状，疑为当时被俘者之像。根据赵武灵王改服“裤褶”服，其窄袖、短衣，或作左衽，下身着裤，都与当时的东胡族的裤褶服形制相似。《史记·赵世家》传，唐代张守节《正义》谓赵武灵王改胡服骑射，乃是废止上衣下裳的制度；《急就篇》谓：褶为重衣之最在外者，其形象袍而短身广袖，又说是左衽之袍。以此像的服式相比较，似属符其形式，唯窄袖为异。盖胡人本窄袖，汉人则又改其制为广袖。此像出土时间早于赵武灵王，但其衣式，与胡服相似，所以认为是胡人的服饰。赵武灵王的改服胡服，谅即取此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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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洛阳金村出土，金银错镜中之射虎图纹饰，选自《战国绘画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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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上所戴者，为双鹖尾冠。《后汉书·舆服志》载：武冠俗谓之大冠，加双鹖尾，竖左右者为鹖冠，又名冠，为武骑勇士所戴。像中冠作弁式，当为用武弁而插以双鹖尾，与汉之大冠略异。其插双鹖尾者为鹖冠；其施于大冠上者，则为武弁大冠；后世武弁大冠有改插貂尾者，则叫做貂蝉笼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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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中所着的，当属于战甲一类的服饰。《左传》载：襄公三年，楚伐吴，“使邓廖帅组甲三百，被练三干”。组甲是漆甲色成为组文，被练是被用练做的战袍。这二种战服，一种以兕犀或水牛皮做的甲，而用组条连缀成整体的甲状；一种是用绵练一类的织物做成战甲式的战袍，类乎后世的绵甲。当然，组甲坚而较重，被练轻而便捷。此像中有圈点纹，一若作甲扎状者，但马脚上亦有之，恐非甲片形像。但其臂与身均分属不连，与三属之甲即上身与肩臂、髀裈、胫缴三个组成部分的说法相合，则知像中所着的当是组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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靴是北方民族所着的，以其便于跋涉于水草之间，适应于胡人的游牧乘骑，赵武灵王也必变履舄而改着靴。《释名》云：“古有舄履而无靴，靴字不见于经，至赵武灵王始服。”虽然古代的鞋子也有用皮制的，如《左传》中的豹皮做的舄；《仪礼·士冠礼》夏用葛，冬皮屦，但都没有统的，而靴是有统的。《说文解字》“鞮，革履也，胡人履速胫，谓之络鞮。”《中华古今注》：“靴者，盖古西胡也，昔赵武灵王好胡服，常服之，其制短靿黄皮，闲居之服。”这是着靴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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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头上戴的冠，也采用了北方民族的貂皮冠。依据汉代胡广的说法：“意为北方寒凉，本以貂皮暖额，附施于冠。”则当时赵武灵王亦必采其貂皮而施之于冠上，有可能在原有的皮弁形制的基础上而加上胡人的特式，用貂皮暖额。《战国策》齐婴儿谣曰：“大冠若箕”，注谓大冠，武冠；箕，簸器。言其冠形若簸箕式者。此种冠是否即是赵武灵王所戴的形制，尚难证实，推之当时齐国已有此冠，其由来或自赵国。大冠至汉世称之为武弁大冠，想系初时在弁形上加以箕式形的一种冠，如图4.3.2头上所戴的类弁形。其加箕形者而又加貂皮暖额者则称之为貂蝉冠，因其前加金蝉之饰的原因。其后由实际御寒的作用改变为将貂尾插之冠上作为冠饰，再加金珰附蝉，所称的貂蝉冠大致由此而得名。后其子惠文王立乃有赵惠文冠之名。《后汉书·舆服志》云：“武冠，一曰武弃大冠，诸武官冠之。侍中、中常侍加黄金珰，附蝉为文，貂尾为饰。”这种从实用始而后形成附饰作用，是合乎一般服饰发展形成过程的。由于大冠两耳旁有掩耳保暖的两片，其后又改成细薄如蝉翼，所以认为惠即蝉的意思，这可能是后世人推而附加其说，因惠文王即武灵王之子，继位后因就前冠式而改进之，因而后人就称之曰惠文冠。按《玉篇》引《山海经》云，鲎鱼如车文（车当为惠）。刘逵注《吴都赋》作惠文冠，因“鲎鱼似便面”，推之则惠文冠如鲎鱼，鲎鱼如便面（障面扇），知惠文冠形如便面形，其冠当是大冠。这种惠文冠，当时尚无确切的形象，其后期武弁大冠的形象，见之于汉代的画像及实物中两耳旁作细如蝉翼状即此。盖用漆纱为之，以其有似蝉翅状且其式亦相似的原因（见第五章图5.1.16男诸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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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带。胡人的腰带，也因为他们习惯于马上奔驰，且又居无常所，需将随身应用物件附带在身，因而将革带下附加以若干小环，以便于将随带物悬挂于革带之上。《赵策》：“赵武灵王赐周绍胡服衣冠具带，黄金师比。”具带即胡人革带之带钩而有黄金饰者，赵武灵王亦用之。所以春秋战国时的这种铜或镶嵌以金的带钩，出土实物极多。古代用皮革为带早已有之，如管仲射桓公中其带钩。《传》定公六年，“定之鞶鉴。”又如庄公二十一年，王以后之鞶鉴与郑伯也是。其他如在冕服中亦有大带革带，不过上不加以金银之饰，而鞶鉴则是以鉴为饰。鉴即当时的镜，是以铜为之，其时间上是要早一些。湖南常德楚墓中亦有铜带钩的出土，但带饰之有蹀躞，即有环和加饰金银等，应自赵武灵王始。赵武灵王改变服饰，当时亦有影响他处者，也对后来的服饰起了不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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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服饰史 第四节 战国时期的服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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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春秋时，周天子的权力日趋衰微。自七国崛起后，各自独立，七国之中以秦处西陲，在服饰和仪俗上略与其他各国相异。如《国策》张仪说韩章中所云：“秦虎挚之士，跿跔（一作徒跣）科头”。此虽言其勇鸷，但也示秦勇士的特点。其他如武将用绛帕作为首饰，早期的秦文公用旄头为虎士们先驱者的首服。到周显王时也曾赐秦献公黼黻之衣，即衮冕服之类，秦孝公作武帻。这种绛帕、旄头、帻也为以后的武士所服用。这都是秦所具有的制度。又如后来苏秦说魏时有云：“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称东藩，筑宫室，受冠带”，就是接受秦制冠带制度。这可略见当时秦与其他六国在衣冠制度上是有所差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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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其他六国，仍袭前代形制。不过自周末始，各国间已有不全遵周之制度，僭越者亦颇多。到了六国时，由于交相争霸，即所谓五伯迭兴，战兵不息，这样把一些礼仪减损了，冕服上的佩玉韨废弃了。也由于地理上的关系，各国诸侯的爱好和奢俭的不同，产生了一些在服饰上的差异。除前赵国的改胡服外，其他如楚国春申君的三千食客中的上客皆着珠履（有些夸张，可能在履上缀几颗珠宝）；孟尝君有价值千金的狐白之裘（当时贵白狐皮）；赵国平原君后宫百数，婢妾被绮縠；儒者服儒服，长裾褒袖，方履等。在地区上楚国的服式较为短小；赵国的卫王宫之卫士衣黑色的戎衣；《楚辞·屈原九章》：“冠切云之崔巍”，切云冠即高冠；齐之大冠；赵邯郸的将军、大夫皆服貂服等。当时寒士如齐国楚邱披裘带索去见孟尝君；苏秦说秦王而不被用时，他还穿着草鞋，脚上缠着裹腿；而贫者还是着粗陋的短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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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衣在当时亦作为一种除朝服等以外的常服。荆轲刺秦王时，秦王当时着的即是罗縠单衣。单衣是无裹的宽博的衣服，这在汉武梁祠画像中“荆轲刺秦王”图中可以见到。剑士们则服短而不宽博的短后之衣并戴低而卑的冠，有点像后世的包巾。又《吴越春秋》：“太子嚭……解冠帻，肉袒”。说明春秋之时已有帻，至战国时文武都有戴裹者。出土的战国时木俑中所戴者有些象是帻类。【2】苏秦说魏襄王中有“苍头二十万”，就是以青巾裹头而异于众徒，在秦则称之为黔首，都是属于徒卒之类者所裹的。又魏法有犯罪小者，别用丹巾漆其领，这同春秋时有出卖自己妻子求食者用绿色巾裹头者，都是一种薄刑和表示别于众人的标识。可知春秋、战国时一般首服有帻和裹巾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