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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服饰史 [:1700379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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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服饰史 第四节 仪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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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族人所居都在穹庐（即毡帐），他们原为随水草以居止，得水则止，谓之定营。起行则以骆驼、牛马挽之，车上置室可坐可卧，谓之帐舆。舆之四角，或植以杖，或用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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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主之帐南向独居，前列妾妇，次为扈卫。猎帐所在地曰窝里陀，或作斡耳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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穹庐有二种，燕京之制用柳木力骨，可以卷或张舒，面前开门，上作如伞骨式，顶开一窍，叫做天窗，都用毡为外衣，马上可载之而行；草地之制，用柳木织成硬圈，径用毡挽定，不可卷或舒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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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幼时，即于马上置板而将儿牵络，随母出入。五岁时即令挟小弓短矢，长大后奔骤骑射则跂立而不坐，故其力都在足跗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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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重拜天之礼，国有大事则行之，免冠解带跪祷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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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行礼则交抱为揖，左跪以为拜，见尊贵则膜拜，又以脱帽为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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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佩牌之制，第一等贵臣佩虎斗金牌，次为素金牌，又次为银牌。佩虎符时并以三珠二珠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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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食以马乳与牛羊酪。凡初饮时甲必自饮，然后递饮乙，乙则又先与甲、丙、丁。这种递饮，其初本以作为防毒而出此，后来就习以为常。从这里也可说明，往往有好多礼俗，初时由于实际效用而产生，至后就形成一种礼节制度。又如，有以一手执盏请客先尝，二手执盏为彼此换杯，此恐系后来已极为熟悉者彼此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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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自入主中国后，于至元八年（1271年）起定朝仪，采汉族的朝会仪制，其服饰也仿唐，宋的幞头、唐帽、衫袄，金或镀金的束带、乌靴等形制。元代朝贺时之仪式中行礼最为繁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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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于每岁二月十五日举行请御座旁所置的素伞盖一顶，将伞盖游行于皇城内外，用男女杂扮队戏，执役者都是铠甲袍服，鲜明华丽，至用万余人。事毕仍将伞盖复置御座旁，叫做游皇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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殿内至冬天都用皮帐笼护，夏则用黄油绢幕。内寝屏障帷幄重覆，席地皆编细席，上加红黄厚毡及茸单和金锦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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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民居，一般在窗格间，都用油纸剪贴成花草人物，由室内向外望则无微不见，自外望则不得见其家内情形，即今之所谓窗花者。窗花之所以能成为一种精致美观的工艺美术品，富有装饰性者，与其实用出发的效果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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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正时（1341—1369年），元帝怠于政事，常游宴荒淫，且又信僧徒的秘密大喜乐法，最后趋于倾覆出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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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太祖成吉思汗像。见《文物》1962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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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外白内黑的皮冠（貂皮暖帽），着浅米色毛绒衫，额前有发微露出，垂至帽下末端向左右分披形。冠下耳后垂鬟（两辫做成的鬟）。按《元史·舆服志》有：“服白粉皮则冠白金答子暖帽，服银鼠则冠银鼠暖帽”。此像当乃白金答子暖帽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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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成宗像。戴七宝重顶冠。即史中所称的钹笠冠，以其形似钹故名。上缀大珠一。《野获编》载：“元时除朝会后，王公贵人俱戴大帽，视其顶之花样为等威，尝见九龙而一龙正面者，则元主所自御也”。此记在元代《舆服志》中未载，亦可补正史所载不详者。陶宗仪《辍耕录》载：“成宗大德间本土巨商中卖红刺石一块于官，重一两三钱，估直中统钞十四万锭，用嵌帽顶上。自后累朝皇帝相承，凡正旦及天寿节大朝贺时则服之，耳带耳环”（按陶氏为元末明初人，所记当属确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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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人上至帝皇，下至国人，皆剃“婆焦”（像汉族小儿在头上囟门间留三搭头之式），俟稍长则剪之。在头的二旁者则各总绾小角，即两辫髻垂之于左右肩衣袄上，其在额上者则留而下垂，剪短后散垂于额正中间，名“不狼儿”。此像即作这种发饰，这是与辽、金在发饰上有所不同式样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