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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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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德运动结束几十年后，对于社会各界对机械化的巨大分歧，马克思给出了最有力也最具影响力的解释。他在文章中经常表示，工厂的机器设备是邪恶的，是寄生虫，他把机器描述成“统治并榨干人类劳动力”的“死劳动”。而工人则成了那些“无生命机器”的“有生命的附属物”。在1856年的一次演讲中，马克思表示未来并不光明，他说：“所有的发明和进步都将赋予物质力量以智慧生命，而人类生活却被愚化成了物质力量。”除了机器的“邪恶影响”，马克思还发表了其他观点。学者尼克·戴尔–维斯福特（Nick Dyer-Witheford）解释说，马克思也表示“机器能解放人类”，并对此表示了肯定。马克思在同一篇演讲中提到，现代机器拥有“神奇的力量，能降低劳动强度，提高劳动力产出”。机器将工人从职业狭窄的专属范围内解放出来，使工人有机会发挥全部潜能，成为“完全发展”的个体，能参与“不同活动”，进而实现“不同的社会功能”。不从资本家的角度考虑，如果工人能利用好机器，那么技术就不再是压迫工人的枷锁。机器就像滑轮组里面的上升滑轮，将帮助人类完成自我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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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20世纪的到来，机器在西方文化中越来越多地扮演着解放者的形象。在发表于1897年的一篇赞扬美国工业机械化的文章中，法国经济学家埃米尔·勒瓦瑟（Émile Levasseur）列举了新技术给“劳动阶层”带来的好处。新技术提高了工人的工资，减少了购买商品的开销，创造了极大的舒适。新技术还促使人们对工厂进行了改造，工作环境变得更干净、明亮，同工业革命早期那种典型的、黑暗的、地狱般的工厂相比，现在的工作环境舒适多了。最重要的是，新技术改变了工人的工作方式。“工人不再承担繁重的工作任务，而是将需要大量体力的工作转交给机器来完成；工人成了监管者，靠智慧工作，而不是肌肉。”勒瓦瑟承认，工人仍然对操控机器怨声载道，“在操控的过程中需要时刻关注机器的动向，这让工人们备感疲惫”，工人也谴责机器“将人转变为机器，使人退化，工人成了只需要反复重复同一个动作的机器”。但是，勒瓦瑟认为，这些抱怨都是狭隘的。工人们只是没发现机器给他们带来的众多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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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和学者认为，从本质上来说，脑力劳动要优于体力劳动，他们认为技术乌托邦正在形成。在卢德运动期间，奥斯卡·王尔德发表了一篇随笔，虽然面向的对象不同，但他同样预见到，总有一天，机器不只是能减轻人类的劳动负荷，而是能帮助人们彻底摆脱那些辛苦的工作。他写道：“所有非智力劳动，所有单一的、乏味的劳动，所有令人作呕的劳动，所有工作环境恶劣的劳动，都将由机器来完成。未来世界将建立在机器奴役制的基础上，人类将奴役机器。”王尔德认为，在机器奴隶的帮助下，未来的世界必然是这样一番景象：“毫无疑问，未来人们将奴役机器，就像大树在不停生长而乡绅却可以酣然入睡。人类将享受闲暇，提高自身修养，这才是人类生存的目的——绝非劳动，而是创造美好的东西，阅读优美的篇章，或仅仅怀着敬畏和愉悦的心情认识世界，而机器会去完成所有那些必要但无趣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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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抑制了这种高涨的热情。经济的崩溃让人们对20世纪兴旺的“机器时代”产生了强烈的抗议。工会、宗教组织、富有改革精神的社论家以及绝望的市民，全都开始抱怨那些抢走工作的机器和拥有机器的贪婪商人。畅销书《人类和机器》（Men and Machines）的作者写道：“机器并不是造成失业的原因，但它激化了愤怒的情绪，使之演变为人类的一大困扰，从现在开始，生产力越强，情况就变得越糟糕。”加利福尼亚州帕洛阿尔托市市长给总统赫伯特·胡佛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恳求总统采取措施抵御工业技术的“科学怪人”，他表示这是灾祸的源头，“正在吞噬我们的文明”。有时候，政府也会煽动大众的恐慌。联邦机构发布了一份报告，将工厂的机器描述成“像野生动物一样危险”。报告的作者写道，技术发展越来越快，超出了人类的控制，而社会跟不上技术发展的步伐，对其带来的后果猝不及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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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大萧条并没有使王尔德的机器天堂梦想化为乌有。在某些方面，大萧条让人们发现，那个乌托邦式的发展愿景更加生动，更加必要。我们越是把机器看作我们的敌人，也就越渴望将它们变成我们的朋友。伟大的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1930年写道：“我们正在被一种新型的社会疾病折磨，有些读者可能还没有听过它的名字，但在未来几年，这种疾病被提及的次数会越来越多——它就是‘技术性失业’。”机器接管了我们的工作，虽然社会经济也在创造有价值的新工作，但其速度远远比不上机器。但是凯恩斯向读者保证，这种技术性失业仅仅是一种“临时失调”现象，发展和繁荣将会回归，人均收入会上涨，得益于机器劳工的创造力和高效率，很快我们将不必再为工作担忧。凯恩斯认为，很可能100年后（也就是到2030年），技术的进步会将人类从“为物质奔波”中完全解放出来，并帮助我们最终到达“经济的极乐世界”。机器将承担更多的工作，但这不会再让我们感到担忧或绝望。到那时，人类会实现物质财富的平均分配。而我们面临的唯一问题是如何有效地利用我们无尽的休闲时光——我们要学会如何“享受”，而不再是如何“争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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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仍在奋斗，并且可以十分肯定地说，到2030年，“经济的极乐世界”还不会到来。但是，如果凯恩斯在1930年那些灰暗的日子里提出的想法能实现，那么他对经济的预想基本上是正确的。大萧条确实是暂时的。增长回归，就业增加，收入上涨，公司继续购入更多更好的机器。虽然还存在缺陷和弱点，但经济恢复了均衡，亚当·斯密所提出的良性循环又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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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美国总统约翰·F·肯尼迪在西弗吉尼亚的演讲中宣告：“我们相信，如果人类有能力发明新的机器，将人类从工作中解放出来，我们就有能力将这些人再带回到工作中去。”从句首的“我们相信”开始，整句话都凸显了典型的肯尼迪风格。简单的词语重复出现，引起人们的共鸣：人、能力、人、工作、能力、人、工作。句子的节奏像鼓点一样，步步推进，最后得出一个振奋人心的结论——“回到工作中去”，带着必然性。对听众来说，肯尼迪的话像是故事的结局。但其实不然，这是一章的结束，也是新一章的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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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机器人取代你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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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技术性失业的担忧又有所加剧，特别是在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经济萧条时期，许多美国大公司，例如通用汽车、IBM以及波音公司，在大“重组”的过程中辞退了上万名工人，这激起了人们的恐慌感。人们担心新技术，特别是廉价的电脑和智能软件会将中产阶层赶出职场。1994年，社会学家斯坦利·阿罗诺维茨和威廉·迪法兹奥出版了《没有工作的未来》（The Jobless Future）一书，暗示“替代劳动力的技术变革”将“创造低工资的、暂时的、没有福利的蓝领或白领工作，体面的、长久的、在工厂或办公室内的工作会越来越少”。而后几年，杰米里·里夫金出版了《工作的终结》（The End of Work），这本书的内容让人感到不安。里夫金宣布，计算机自动化的发展带来了“第三次工业革命”[1]。“在未来几年内，更复杂的新软件技术会把人类文明推向一个几乎没有工人存在的世界。”他在书中指出，社会已经到达了转折点。计算机可能会“造成大量失业并导致全球性萧条”，但是，如果我们愿意改变当代资本主义的信条，计算机也可以“解放人类，让我们的生活更闲适”。这两本书同其他类似的书一起在社会上掀起了轰动，但和之前的情况一样，人们对技术性失业的恐惧很快就消失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经济复苏加速，并借着网络的急速繁荣达到了顶峰，这转移了人们对可怕的大失业预言的注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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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以后，伴随着2008年的金融危机，人们的焦虑感又回来了，这次比以往更强烈。2009年年中，美国经济从经济崩溃中逐渐恢复，重新踏上发展的道路。企业的利润开始反弹，商人的资本投资恢复到了危机前的水平，股票市场回升，但是就业情况并没有好转。公司在完全恢复以后再招募新员工是很普遍的情况，但这次的雇佣时间差好像遥遥无期。就业增幅缓慢，失业率居高不下。为了探寻原因并找到罪魁祸首，人们又将目光投向了“惯犯”——劳动力节约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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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年末，两位受人尊敬的麻省理工学院研究员埃里克·布莱恩约弗森和安德鲁·麦卡菲出版了一本电子书《与机器竞赛》（Race Against the Machine），这本书的篇幅并不长，他们在书中对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表达了些许不满。他们认为，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没有注意到，技术可能会极大地削弱公司对新员工的需求。他们指出，虽然“历史已经证明”机器在近几个世纪以来推动了就业的发展，但同时也“掩盖了一个丑陋的秘密”。“没有一部经济法指明，所有人或大多数人可以从技术发展中自动获益。”虽然布莱恩约弗森和麦卡菲并没有技术恐惧症——他们乐观地认为，从长远来看，计算机和机器人会提高生产力并改善人们生活——但他们确实举出了一个有力证据，证明技术性失业是确实存在的，并且波及范围很广，且未来可能会变得更糟。他们警告说，人们正在输掉这场同机器的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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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电子书就像是扔到干草地里的一根火柴，在经济学界掀起了一场激烈的、尖锐的争论，这场争论很快就引起了记者的关注。在大萧条之后就已经淡出人们视野的“技术性失业”一词，又一次吸引了公众的注意。2013年年初，电视新闻节目《60分钟》单独划出一个时段，将其命名为“机器的行进”，调查了仓库、医院、律师事务所及制造工厂如何应用新技术来完成工作。记者史蒂夫·克罗夫特感叹道：“庞大的高科技产业为美国经济贡献了巨大的生产力和财富，但奇怪的是并没有给就业带来什么好处。”节目播出后不久，多名美联社作者组成研究小组，就居高不下的失业率问题展开调查，并公布了一份第三方调查报告。他们得出了一个可怕的结论：“技术正在消灭工作。”科幻小说家一直在警告我们，“未来，我们将被机器取代，机器将成为人类退化的罪魁祸首”。美联社记者宣告“那个未来已经到来”。他们引用了一位分析师的预测，到21世纪末，失业率将高达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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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很快不再理会这种预测。自18世纪以来，这种警告就时常回荡在人们的耳边。在每一个经济低迷时期，都会出现一个吞噬工作的“科学怪人”。然后，当经济走出低谷期，开始复苏，就业随之增加，怪物就又回到他的笼子里，人们的担忧也就消散了。然而，这次经济没有像以往那样回升。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我们可能遇到了一个新的麻烦。一些杰出的经济学家也加入布莱恩约弗森和麦卡菲的队伍，开始质疑他们一直坚信的经济学假设：技术推动生产力提高，促进就业，增加收入。他们指出，在过去的10年，美国生产力快速增长，其速度是近30年之最，公司利润达到了半个世纪以来的最高点，对新设备的商业投资急剧增加。这些发展综合起来应该带来就业的强劲增长。但是，美国的经济总量并没有什么变化。诺贝尔奖获得者、经济学家迈克尔·斯宾塞表示，经济增长和就业“在发达国家是背道而驰的”。斯宾塞还提到，技术是造成以下三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机器替代了常规的人工劳动；在制造业和物流系统，机器人的使用态势越发明显，且这一态势将持续下去并不断加快；同时，在信息处理方面，计算机网络正替代白领来完成常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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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对机器人和自动化技术的大量投入可以反映目前的经济状况，政客和中央银行一直推行刺激经济增长的策略。低利率以及政府对资本投资采取的积极税收激励政策，很可能会影响企业的决策，鼓励企业购买劳动力节约设备和软件，如果没有这两点影响，公司可能会将这部分投资用于别处。但是，很可能还存在一个更深层的原因，而且影响更久。普林斯顿大学的经济学家艾伦·克鲁格在2011~2013年间曾任巴拉克·奥巴马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他指出，即使是在经济萧条之前，“美国经济也无法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特别是中产阶层职位，制造业所能提供的工作总量正在快速下降，我们对此要保持警惕”。从那以后，情况变得越发暗淡。人们可能会想，工作并没有消失，只不过是转移到那些工资收入较低的国家去了，至少制造业是这样。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近几年，在全世界范围内，虽然总产量在大幅上涨，但制造业的生产总量一直在下降，即使是制造业强国——中国也未能幸免。虽然经济发展给制造业带来了新的工作，但机器取代工人的速度更快。因为工业机器人成本低、技术高超，新增就业和失业之间的差距必将拉大。虽然许多公司，例如通用电气和苹果，正在将生产制造工作迁回美国，但其实这种消息也是苦乐参半。工作回归的原因之一就在于，这些工作岗位大部分都可以借助机器完成，不再需要工人了。经济学教授泰勒·考恩表示：“近来，工厂几乎都没有工人了，因为由软件控制的机器可以完成大部分的工作。”如果没有雇用工人，公司也就没有必要担心劳动力的成本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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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经济，也可以说是机器经济，是最近出现的新现象。这种经济模式才诞生仅仅两个半世纪，只能算作历史长河中短暂的一秒。仅靠有限的经验就对技术和就业之间的联系得出明确的结论是很草率的。利用资本主义基本原理，并结合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我们也许能弄清楚为什么生产最终不再需要劳动力。机器同工人不同，它不会向资本家索要投资回报。机器人不会生病，不会要求带薪假期，也不会要求每年涨薪。对资本家来说，技术的发展解决了劳动力的成本问题。在未来，人们对技术终将吞噬就业的担忧会变成现实，这并不是胡乱的猜想，著名的经济史学家罗伯特·史纪德斯基表示：“终归有那么一天，我们会没有工作可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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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未来”有多远？我们不知道，史纪德斯基警告说，对某些国家来说，“这个未来可能很快就会到来，近得让人感到不安”。在短期内，现代技术的影响更多的是体现在工作分工上，而不是总体的就业数据上。在工业革命时期，人工劳力的机械化毁掉了一些好工作，但也带来了许多新的中产阶层职位。随着公司的不断壮大，市场规模会变大，覆盖范围会更广，公司需要雇用大量的管理人员、财务人员、设计师和营销人员。而教师、医生、律师、图书馆管理员、飞行员以及其他职业的需求也在上涨。劳动市场的构成从来都不是静止不变的，它随着技术及社会的发展趋势而变化。但是没人能保证这种变化始终对工人有利，或者总是扩大中产阶层队伍。现在，计算机可以通过软件程序完成原本属于白领的工作，许多职业因此由高收入工作转为低收入工作，或是从全职变成了兼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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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的经济萧条期间消失的工作大多属于高薪行业，而新增的工作中，有近3/4属于低收入行业。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戴维·奥托对2000年以来美国“就业增长的异常乏力”进行了研究，得出结论：信息技术“已经改变了职业分布”，这造成了收入和财富差距的扩大，“食品服务业和金融业都有大量的工作，但是中等收入的工作却很少”。如果计算机新技术将利润更多地集中到少数人手里，那么，贫富差距的趋势将不断扩大，中产阶层的数量会变得越来越少，甚至某些高收入行业从业者也会渐渐面临失业问题。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表示：“智能机器可能会促进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但也会降低对人的需求——包括聪明的人类。所以，我们可能会发现，社会财富在不断增加，但所有的财富增长都归机器人的主人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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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并不是所有的消息都是坏消息。2013年下半年，随着美国经济恢复增长动力，某些行业的就业率也有所回升，例如建筑业及医疗保健行业。令人振奋的是，某些高收入行业的就业率也在上升。虽然劳动力需求和经济周期的联系不似往日那么紧密，但两者之间还是存在一定的联动性。计算机和软件的普及也带来了一些非常有吸引力的新工作，并创造了大量创业机会。但是，从历史角度来看，计算机及相关领域的员工人数并不多。总的来说，私营部门创造了新的高收入工作，但其数量还不足以将传统工作淘汰下来的中产阶层工人全部消化吸收。我们不能全都成为软件程序员或是机器人技术工程师。我们不能全都逃到硅谷去，也不能全都靠设计开发精巧的智能手机应用谋生。[2]平均工资停滞，公司利润持续上涨，经济成果可能还是会流到少数的几个幸运儿手里。肯尼迪那振奋人心的话将变得越来越不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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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这次会不同？是什么改变了新技术和新工作之间的联系？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回头看看莱斯利·伊林沃思那幅漫画里站在工厂门口的机器人——那个叫作自动化的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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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键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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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是最近才进入语言系统的新词。据我们所知，它最早出现在1946年，福特汽车公司的工程师认为需要创造一个新术语，描述安装在公司流水线上的新机器。福特公司副总裁在一次会议上说：“给我多点儿那个自动的业务。”“更多点——‘自动化’。”福特的工厂早已因机械化而闻名，所有工作都可以在一条设计精密的机器流水线上完成。但是，工人们仍需要在机器间手动运送元件和配件。这样一来，工人就控制着生产的速度。1946年，福特公司安装了一种新设备，改变了这一局面。机器接管了处理和传送原料的任务，整个装配过程实现了全面自动化。在当时，这种工作流程的变化对工人的影响还不大，但的确产生了一些影响。控制复杂工业流程的任务从工人手里转交给了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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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这个新词很快传播开来。两年后，在一份关于福特机械的报告中，《美国机械工》（American Machinist）杂志的专栏作者给出了自动化的定义：“一种通过机械设备操控工件的艺术……同生产设备有时间上的先后顺序，这样就能通过在主要位置上设置按钮，控制整条或部分生产线。”随着自动化在越来越多的行业和生产过程中得到普及，并且开始承担相应的文化寓意，自动化的定义也得到了扩充。一名哈佛大学的商业教授在1958年抱怨道：“近几年，几乎没有哪个词像‘自动化’那样，为了不同的表述目的或是用来描述人们的恐惧，而不断遭到曲解。”“它是技术回升的口号，是制造业的目标，是工程领域的挑战；它是广告标语，是工人运动的旗帜，也是技术进步的恶兆。”随后，这位教授给出了他对自动化的理解，非常具有实用意义的定义：“自动化就是指同工厂、行业或工作场所中原有的事物相比，自动化程度更高的东西。”自动化不是一件东西或一种技术，而是一种力量。它更像是一种进步的标志，而不是一种操作模式。任何尝试解释或预测自动化影响的行为都只能算作初步探索。因为在所有技术潮流中，自动化既是新鲜事物，又有历史基础，在每个发展阶段都需要对自动化进行重新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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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刚刚结束不久，福特的自动化设备就问世了，这并不是巧合。在战争期间，现代自动化技术就已经成型。1940年，纳粹开始对英国进行闪电轰炸，这时，一个非常急迫且艰巨的挑战摆在了英、美科学家的面前：如何用地面上笨重的高射炮发射重型导弹，击落高空中快速移动的炸弹？要准确瞄准高射炮需要人们进行心理计算，并对高射炮的位置进行物理调整——要瞄准飞机下一步可能移动到的位置，而不是当前的位置，要在飞机还处于射程内时，就完成射击，这对士兵来说太复杂了。这不是人类能做到的。科学家发现，首先要借助雷达系统传回的追踪数据以及对飞机飞行线路的统计预测，经过计算机计算，确定导弹的运行轨迹，然后将计算结果自动传送给高射炮的瞄准机制，自动开火。此外，需要根据之前发射成功或失败的数据，不断对高射炮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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