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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人类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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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因专家一致敦促设计者抛弃技术优先的策略，转而投向以人类为中心的自动化的怀抱。以人类为中心的设计需要首先评估操作机器或同机器互动的人，衡量他们的优势和局限性，而不是把机器的能力放在第一位。技术发展回归了催生原始人类工程学的人本主义原则。这样做的目的是不只依靠计算机的速度和精确性来划分角色和责任，也要让工人参与进来，积极、主动——也就是在圈内，而不是被排除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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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实现这种平衡并不难。几十年的人类工程学研究表明，有许多直接的方法。我们可以编写软件，将计算机拥有的关键功能控制权时不时地转交给操作员。人类如果知道他们可能需要随时接管任务的控制权，那么他就会保持注意力集中、高度投入，提高态势感知和学习能力。设计工程师会限制自动化的范围，确保同计算机协作的人类能分配到具有挑战性的任务，而不是被降格到被动观察的角色。增加人类的任务有助于保持生成效应。即使是计算机正在处理的活动，设计师也可以向操作者提供相关的直观反馈，告知操作者当前的系统性能。这种反馈可以是声音和触觉警告，也可以是视觉提示。定期反馈会提高人员的参与度，有助于操作员时刻保持警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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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适应自动化就是一种以人类为中心的自动化应用，它非常具有吸引力。在自适应系统里，计算机按照编写的程序，密切关注操作人员的行为，根据不同时段的具体情况，不断调整软件和操作人员的劳动分工。例如，当计算机感觉到操作人员需要进行复杂的操作时，它就会接管其他所有的任务，使得操作人员免受干扰，全神贯注地应对关键性的挑战。在常规条件下，计算机可能会将更多的任务交给操作人员，增加他们的工作量，保证他们具有态势感知能力，也锻炼了操作人员的技能。自适应自动化将计算机的分析能力用于服务人类，使得操作人员一直保持在耶基斯——多德森表现曲线的顶端，避免认知过载和认知负载不足。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是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实验室，是创立互联网的先锋。该研究计划局也在研究“神经人类工程学”系统，通过不同的大脑和身体感官，“检测个体的认知状态，然后控制任务参数，克服感知、注意力和工作记忆方面的瓶颈”。自适应自动化也有可能为人类和计算机之间的工作关系注入一股人文气息。一些早期的系统用户报告称，感觉就像是在与人类同事合作一样，而不是操作一台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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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研究趋向于高风险的、复杂的大型系统，应用于飞机驾驶舱、控制室和战场上的系统。如果这些系统出现故障，会造成大量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但是，这项研究同医生、律师、经理和其他分析性职业所使用的决策支持类应用也存在一定的相关性。这些程序都经历了多轮人员测试，确保学习和使用起来简单易懂，但是一旦进行深入研究，越过了用户友好界面，你就会发现，以技术为中心的设计原则仍然处于主导地位。约翰·李写道：“通常情况下，专家系统就像是假肢，可能会用更精确的计算机算法替代人类存在缺陷的、相互矛盾的推理。”这些系统会替代人类判断，而不是作为人类思维的补充。随着应用程序数据处理速度和预测灵敏度的提升，程序员会将越来越多的决策任务交给软件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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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嘉·帕拉休拉曼也深入研究了自动化对人类的影响，他认为用软件来取代人类决策是错误的。帕拉休拉曼表示，只有当决策支持类应用向专业人士传递所需的相关信息而不是给出某些具体的行动建议时，才真正体现了它们的价值。人类有了思考的空间，才会产生最智慧、最具创造性的想法。李教授也同意这种观点，他写道：“弱化自动化的方式取得的成功更多，它对操作人员的行为做出评论，而不是担当主宰者的角色。”最好的专业系统会呈现“替代性的解释、假设或选择”。附加信息或通常意料之外的信息有助于抵抗人类与生俱来的认知偏见，这种偏见有时会对人类判断造成误导。这些信息会强迫分析员和决策者从完全不同的角度看待问题，扩大选择范围。但是李教授强调，系统应该让人来做最后的决断。他建议，在有证据表明在不存在完美自动化的情况下，“自动化程度越低，例如自动化只扮演评论者的角色，导致错误的可能性就越低”。计算机在对大量数据进行快速分类方面能力超群，但是人类专家比这些数字伙伴更敏感、更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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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求使创意产业自动化更具人文主义气息的人也想开辟出一块区域，保护专家从业者的思想和判断。许多设计师批评时下流行的CAD程序简单粗暴。本·特瑞纳是旧金山Gensler公司的一名建筑师，他称赞计算机能拓宽设计的可能性。Gensler设计了上海中心大厦，这座节能型的摩天大厦呈螺旋上升式。特瑞纳指出，这栋新建筑就是个例子，如果没有计算机，“就无法建造出来”。但是，他也担心设计软件具有彻底的写实主义，建筑师必须定义输入的每一个几何元素的意义和用途，这就丢失了手绘设计稿所带来的开放式的、无拘束的探索。他说：“画出来的一条线可以是很多东西。”但是，数字线条就只能代表一种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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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1996年，建筑教授马克·格罗斯和埃伦·都仪伦提出了一种可以替代那些缺乏想象力的CAD软件的应用。在概念蓝图里，这个应用具有“纸”一样的界面，能够“捕捉使用者模糊不清和不够精确的想法，并在视觉上呈现出来”。设计软件“同手绘草稿一样，也具有启发和暗示的特性”。此后，许多学者也提出了类似的想法。最近耶鲁大学计算机科学家朱莉·多尔西带领团队创造了一种设计应用原型，这个应用配备有“思想画布”。同由计算机将二维图稿自动转化为三维虚拟模型不同，这个系统以触屏板作为输入设备，建筑师可以直接绘制三维草图。软件团队解释说：“设计师绘制线条，也可以擦掉重新绘制，不受多边形网格的限制，也摆脱了参数管道不灵活的缺点。使用我们的系统，用户可以在开发创意的过程中反复优化，非常简单，不需要在创意成型前提供精确的几何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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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技术为中心还是以人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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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技术为中心和以人为中心的这两种自动化形式之间的矛盾并不只是专业学者所关注的理论层面上的问题，它也影响着企业家、工程师、程序员和政府监管者每日的决策。在航空业，自打30年前引入电传操纵系统以来，两大主导飞机制造商在飞机设计上就存在分歧。空客公司追求以技术为中心，以实现飞机基本“无人驾驶”为目标。空客公司决定替换掉传统飞机驾驶所用的笨重的前置控制杆，取而代之的是侧装式的、小巧的操纵杆，这正体现了公司的目标。这种类似于游戏控制杆的装置将输入信号传送给计算机，短时高效，其间不需要太多的人工干预，却可以为驾驶员提供具体的反馈。同玻璃驾驶舱的概念一致，空客公司强调，飞机驾驶员的角色应该是由计算机操作员而不是飞行员来担任。此外，空客还编写了计算机程序，在特定情况下，计算机会推翻驾驶员的指令，从而保证飞机一直处于软件规定的飞行包线参数内。是软件而不是驾驶员行使最终控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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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音公司在设计电传操控飞机方面则采用了相对以人为中心的策略。公司决定，不允许飞行软件凌驾于驾驶员之上，这可能更受莱特兄弟的青睐。即使是在极端情况下，飞行员也对飞机的控制拥有最终决定权。波音公司不仅保留了传统的体积较大的操纵杆，并且让操纵杆提供人工反馈，模拟飞行员直接控制飞机转向装置时的体验。虽然操纵杆只是向计算机传送电子信号，但通过程序设定，操纵杆会有阻力和其他触觉提醒，模仿飞机副翼、升降舵和其他操控面运动给驾驶员带来的体验。约翰·李表示，研究发现，在提醒驾驶员飞机方向和运行已经发生重要变化时，触觉或触觉型的反馈比单纯的视觉信号更有效。并且，因为大脑处理触觉信号的方式同视觉信号不同，“触觉警告”不会“干预同时进行的视觉表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综合的触觉反馈把波音飞机驾驶员带离了玻璃驾驶舱。他们驾驶大型喷气式客机的方式可能和威利·波斯特驾驶的小型洛克希德维加飞机不同，但是相比于空客驾驶舱里的同行们，波音飞机的驾驶员拥有更多身体上的飞行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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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客公司制造出高端大气的飞机。同波音飞机比起来，一些商业飞行员更喜欢空客。两家飞机制造商的安全记录十分接近。但是，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故反映出空客以技术为中心的设计理念的短板。某些飞行专家认为，法航空难的部分原因可以归咎于空客飞机驾驶舱的设计。录音记录记载了驾驶员控制飞机的全过程，皮埃尔·塞德里克·博宁回拉侧杆，副驾驶员戴维·罗伯特对博宁犯下的致命错误视而不见。而在波音飞机的驾驶舱里，每一位驾驶员都能清楚地看到其他驾驶员的操纵杆以及其他驾驶员对操纵杆的控制行为，如果这还不够，两个操纵杆会作为同一个单元运行。如果某个驾驶员回拉操纵杆，另外一名驾驶员的操纵杆也会向后移动。借助视觉和触觉提示，驾驶员们可以保持同步。相反，空客飞机的侧杆比较隐蔽，驾驶员的操作动作较小，并且，两个操纵杆各行其是。飞行员很容易就会忽略另一位飞行员的动作，特别是在压力上升而注意力下降的紧急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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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罗伯特及早发现并纠正了博宁的错误，驾驶员可能会重新控制A330。切斯利·萨伦伯格认为，如果驾驶员在搭载了以人为中心的控制设备的波音飞机驾驶室里，法航空难发生的概率会“大大降低”。杰出的法国工程师伯纳德·齐格勒是空客公司的顶尖设计师，他于1997年退休。最近，他对空客公司的设计哲学表示了担忧。在空客公司总部图卢兹接受作家威廉姆·朗格维舍采访时，齐格勒表示：“有时，我在想，是否我们制造的飞机太容易操作了，以至于它们飞不起来，因为如果飞机驾驶难度较高，机组人员就需要特别警惕。”他进而建议空客公司应该“在驾驶员的座椅里安装一个滴答作响的断续器”。这可能是个玩笑，但是齐格勒的看法同人因研究员对人类技能和注意力维护研究得出的结果一致。有时，自动化系统给操作员提供的应该只是一个好想法或是类似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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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2013年给驾驶员的安全警告中，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鼓励驾驶员在飞行过程中多采用手动控制模式，虽然是实验性的，但这也体现了对以人为中心的自动化的支持。航空管理局已经认识到，让驾驶员更加深入地参与飞行可以降低发生人为错误的概率，降低自动化故障带来的影响，提高飞行的安全性。提高自动化程度并不总是最明智的选择。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聘请了大批知名的人因研究员，密切关注人类工程学研究，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计划推行“下一代”计划，对美国的空中交通管制系统进行彻底检查。该项目的首要目标之一是“建立适应、补充并增强人类行为的航空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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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融领域，加拿大皇家银行也在抵抗以技术为中心的自动化。在华尔街交易平台上，加拿大皇家银行安装了专属的软件程序，名为THOR，这个软件能切实放缓买卖交易速度，避免高速交易商会利用算法控制交易。加拿大皇家银行发现，放缓交易速度以后，最终执行的交易条款对顾客来说更具吸引力。银行承认，现在通行的高速数据流技术具有强制性，他们在这方面做出了权衡。避开了高速交易，每笔交易的金额有所下降，但是相信从长远来看，客户忠诚度的加强以及风险的降低会带来总体利润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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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加拿大皇家银行执行官布雷德·胜山目光更加长远。胜山观察到股票市场倾向于高频交易，他领导开创了一种更为公平的新的交易方式，名为IEX。2013年年末，IEX开放，对自动化系统施加控制。交易公司具有掠夺性，它们的计算机同交易联系紧密，可以从中占据优势，IEX的软件管理数据流确保交易各方能同时收到定价或其他信息，从而弱化了交易公司的优势。IEX禁止高速算法交易和收费计划。胜山和他的同事借助复杂的技术，平衡人和计算机之间的关系。一些国家管理机构也在通过法律法规尝试放缓自动交易。2012年，法国对股票交易征税，一年以后，意大利也加入进来。因为高频交易算法通常执行基于数量的套利策略——每笔交易带来的利润较低，但是可以同时处理上百万笔交易，即使是非常低的税率，也会让高频算法程序的吸引力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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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心——如果技术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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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进行了一些限制自动化的尝试。这表明，至少一些企业和政府机构愿意对流行的“技术优先”提出质疑。但是，这些尝试并没有实现规范化，后续是否能取得成功还是个未知数。一旦“以技术为中心”的自动化在某一领域站稳了脚跟，就很难改变发展路线。软件影响人们如何完成工作，如何组织运营，消费者如何期待以及如何赢利。软件成了经济和社会中必不可少的一环。这就是历史学家托马斯·休斯所说的“技术动能”的例子。在早期发展阶段，新技术具有可塑性。设计者的意愿、使用者的关注以及整个社会的利益都会影响技术的形式和使用。但是，一旦技术嵌入物理基础设施、商业和经济布局以及个人的规范和预想，要改变就很难。这时，技术是社会现状的一个组成部分。技术已经积累了许多惯性，可以继续沿着已有路径发展。虽然某些计算机组件过时了，但是会有新的软件来替代它，新的软件将改进现有的运作模式，改变衡量绩效和成功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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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商业航空系统现在依靠计算机的精准控制。计算机比驾驶员更擅长策划最节约燃料的路线，并且，计算机控制系统可以缩短飞机之间的间距。在提高飞行员手动飞行技能和追求航空业高水平自动化之间存在着根本矛盾。航空公司不会牺牲利益，规则制定者也不会为了给飞行员提供大量的时间来练习手动飞行，从而削减航空系统的运载力。同自动化相关的空难很少，但是一旦发生，后果极其严重，这是高效、高利润的交通系统所需付出的代价。在医疗领域，保险公司和医院将自动化视作降低成本、提高生产力的短效药，更不用说政客了。他们一定会给系统提供者施压，实现医疗实践和医疗过程的自动化，从而节约资金。虽然医生担忧，长远来看自动化会侵蚀他们精湛、宝贵的技能。在金融交易方面，计算机能在10微秒内执行一次交易，相比而言，人类大脑需要近0.25秒才能对事件或其他刺激做出反应。计算机能在眨眼间就处理上万笔交易，它依靠超高的速度将人类排挤出了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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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普遍认为，某一领域广泛采用并积累了惯性的技术一定是最适合这项工作的技术。这样看来，“进步”就是类似达尔文进化论的过程。人们发明了许多不同的技术，各项技术争夺使用者和买家，经过一段严格的测试和比较之后，市场会选出最适合的那几个，只有最适合的工具才能幸存下来。因此，社会会自信地认为，它所采用的技术是最佳选择——在这个过程中被遗弃的那些技术则存在致命缺陷。这是对进步的安慰，用已故历史学家戴维·诺布尔的话来说，这建立在“对客观科学、经济合理性和市场的单纯信仰”的基础上。但是，诺布尔随后在1984年出版的《生产的力量》（Forces of Production）一书中解释说，有一种扭曲的观点：“技术发展一方面被描绘成自动、中立的技术过程，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技术是冷漠、理智和自我调节的过程，而这两者都无法解释人、权力、机构、竞争价值或各式各样的梦想。”对技术进步的普遍观点替代了复杂、奇特的历史，给我们呈现了一种简单的、怀旧的幻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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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布尔通过机床制造业在“二战”以后的自动化经历，阐述了技术获得认可、积蓄动能的复杂历程。投资者和工程师开发了几种不同的技术，用于机床、钻床和其他工厂工具编程。不同的控制方法都有各自的优缺点。这其中最简单也最具独创性的系统名为Specialmatic，由普林斯顿大学工程师菲利克斯·P·卡拉瑟斯发明，纽约的一家小公司Automation Specialties负责该系统的市场推广。通过一组密钥和度盘对机器的工作进行加密和控制，Specialmatic将编程的权力交到了技术熟练的工厂机械师手里。诺布尔解释说，机器操作员“能够根据金属切削的外观、声音和气味设定并调节进料和速度”。除了将经验丰富的手工匠的隐性专业知识融入自动化系统，Specialmatic还具有经济优势：制造商不需要雇用工程师和咨询师对设备进行编程。卡拉瑟斯的技术获得了《美国机械工》杂志的称赞，称其“能够实现机器的完全装配和编程”。借助Specialmatic系统，机械师可以体验自动化的高效性，同时“在整个机器工作周期内，一直享有对机器的全面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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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Specialmatic一直没有找到市场立足点。当卡拉瑟斯埋头于自己的发明时，美国空军将资金投入另外一项研究中，该研究由同军队保持长期联系的麻省理工学院团队负责，开发“数字控制”，这是一项数字编码技术，是现代软件编程的先驱。数字控制项目获得了大量的政府补贴，拥有颇具威望的学术背景。并且，这项技术也迎合了企业主和管理者的需求，他们面对接连不断的劳动矛盾，渴望获得更多的机器控制权，从而降低工人和工会的权力。数字控制也闪耀着尖端技术的光芒——战后人们对数字计算机不断高涨的热情也推动着它的发展。制造工程师协会某篇论文的作者后来写道：麻省理工学院系统或许是“一个复杂、昂贵的怪物”，但是工业巨头（例如通用电气和西屋电气）却冲过去拥抱这项技术，从没给Specialmatic等替代者机会。数字控制完全不用赢得为生存而展开的艰难的进化战争，它在竞争开始之前就已经胜利了。编程优于人，它在“技术优先”的设计理念背后，势头正旺。对于普通大众来说，从来就不知道还有其他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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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师和程序员不应该承受以技术为中心的自动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他们可能有时仅仅追求技术梦想和愿望，这是错误的。他们无力抵抗“技术自大”，用物理学家弗里曼·戴森的话说，“技术自大会让人们产生错觉，认为自己拥有无穷的力量”。但是，工程师和程序员也对雇主和客户的要求做出回应。软件开发人员在编写自动化程序时总是需要做出权衡。采取推动专业技能发展的必需步骤——限制自动化的范围，提高人的角色参与度和活跃度，鼓励通过预演和反复修改开发自动性——牺牲速度和收益。学习就会导致效率降低。如果公司追求生产力和利润的最大化，就很少会接受这种取舍。毕竟，他们投资自动化最主要的原因是降低劳动力成本并实现操作的流水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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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个体，当我们决定使用哪种软件应用或计算工具时，也总是追求高效率和便捷性。我们选择的程序或工具会减轻我们的负担，节省时间，我们不会选择增加工作难度和时间长度的工具。科技公司在设计自己的产品时，自然要迎合客户的这种想法。公司为了提供所需体力和脑力最少的产品，展开激烈竞争。谷歌总裁艾伦·伊格尔在解释许多软件和互联网业务的指导原则时表示：“在谷歌和其他所有地方，我们尽量让技术是傻瓜式的。”在商用软件的开发和使用是否需要工业系统或智能手机应用的问题上，对人类命运的担忧无法同节省成本和时间相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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