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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嬉皮士”——美国精神的真正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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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世纪60年代，在美国出现了一场引人注目的文化运动——嬉皮士运动。“嬉皮士”这一兼顾音义的汉译让人觉得他们是一些缺乏严肃的生活态度的人。其实他们恰恰是一些抱有坚定的个人生活信念，向随波逐流的生活方式大胆挑战的人。在习俗下生活的人们以为自己的生活态度是严肃的，其实他们从未真正选择过，而是因循着一种流行的生活态度，并把这种因循当作是严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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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比随波逐流更不严肃的生活了。然而也正是在随波逐流的生活习俗中，没有人比那些严肃地选择自己生活的人更显得不严肃、更滑稽的了。也只有在美国这个具有“自我依靠”传统的国家里，来自习俗、成规、权威的声势没有强大到能将嬉皮士运动扼杀在萌芽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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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96年5月的一期《时代》周刊（第23－25页），发表了一篇引人注目的文章——《我们把一切都归功于嬉皮士》（We owe it All to the Hippies）。作者斯图华特·勃兰德今年59岁，他自称“60 年代人”（指嬉皮士）。他曾经与他人合作，创办了“黑客大会”和“威尔远程会议系统”。他发现，导致电脑革命的电脑黑客与60年代的嬉皮士在文化价值上有一种密切的亲缘关系。从他的分析中，我们更清楚地意识到数字时代的文化价值。在题记中，作者这样写道：“忘记反战抗议，忘掉长头发，60年代的那一代人留下的真正遗产是电脑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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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兰德说，“刚刚进入互联网的人常常发现互联网决非一个由技术专家统治着，由没有灵魂的人出没的殖民地，而是一个具有鲜明特色的文化阵营”。这个文化阵营里的人是60年代人“大有出息的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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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柏空间（“电子前沿”）与美国有诸多类似。其中最明显的是类似是：二者都是反抗既成的社会和文化秩序的人们的聚居地。这些反抗者不是按照他们所逃离出来的那个国度里的社会和文化秩序来聚居，使这个国度成为旧国度的一个翻版（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就是如此），而是按照一种与旧秩序的没有亲缘关系的秩序来建立一个崭新的国度。“新大陆”之“新”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新，而且是文化和社会秩序意义上的“新”。赛柏空间不是文化上的“水泊梁山”——作案在逃，没有明确的政治和文化理想的人权且避难的地方。“赛柏庞克”来到这里，不是为了避难，而是为了实现一种文化和社会理想。他们有他们与习俗（他们所反抗的社会和文化秩序）对立的“立国”的基础。用勃兰德的话来说，这个“立国”的基础就是“60年代的嬉皮士的社群主义和自由主义政治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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嬉皮士就是一群以反抗既存的文化和社会秩序来保持与文化的源头活水的直接联系的人。他们对于习俗的反抗，实际上是在维护美国的文化传统——因为反抗习俗正是美国的文化传统。他们以自己的方式来捍卫作为美国的立国之本的《独立宣言》，即“自我依靠宣言”。60年代的美国社会出现的这种异端，恰恰美国精神的真正的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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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嬉皮士”到“黑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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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用更通俗的方式表述嬉皮士的文化观（如上所说，这也正是美国的文化观）：为了防止文化之水腐化变质为习俗文化之水必须是流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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嬉皮士的社群主义和自由主义政治理念成为现代电脑革命的根基，就意味着“电脑革命”不是一次性完成而是不断发生的革命——对电脑既有状态的不断反抗。电子前沿里，“苟日新，日日新”是基本的政治理念，无政府主义（anarchism，亦可译成“反权威主义”）是赛柏政治（cyberpolitics）的基本面貌，而黑客、准黑客、技术牛仔在这一国度里同时担当着政治家和持不同政见者的双重身份。黑客是电脑革命的革命家，但由于电脑革命是一场持续的革命，所以每一个黑客者同时也是一个匆匆的过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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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美国明丽苏达州的CDC公司（Control Data Corporation）制造了第一台商业主机型电脑。恰如CDC公司的名称（直译是“控制信息公司”）所表明的，主机型电脑是一种控制信息的“中心化机构”，是政府、企业垄断性处理信息的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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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处于信息的权力中心之外的大多数普通人和小企业而言，主机型电脑很像是一座神秘的紫禁城。它按照严格的程序、分寸发布着操纵性的信息，而外人对实质性的信息一无所知。在这一点上，主机型电脑与欧洲中世纪的拉丁文圣经很相似。当时的人们相信，圣经里记载着上帝的话，表达着上帝的旨意。按道理，信仰和想信仰上帝的人们（信徒和平信徒）应该有权利了解上帝到底说了些什么。但教会为了独家代理上帝在人间的权力（实际上是行驶教会自身的强权），就将圣经以特别的方式塑造成一个关于上帝信息的“紫禁城”，除了教会中人，谁也别想进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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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当这个紫禁城的高不可攀的宫墙的是一种垄断性文字——拉丁文。圣经、神学著作、宗教仪式所使用的语言都是拉丁文，普通教民要想得到福音，就必须借助于教会这一中介。罗马天主教会权力的衰落是与欧洲各民族自己的语言的成熟和印刷技术的发达相伴随的。德国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为了从实质上消解罗马天主教会的权力，做了一件釜底抽薪的事——将拉丁文的圣经翻译成德语。任何一个能读懂德文的人都能直接阅读圣经，再也用不着由懂拉丁文的神职人员来为他们口头发布上帝的旨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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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葛洛庞蒂也看到了主机型电脑在独裁性上与中世纪基督教会之间的相似性，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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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前，使用电脑就好像驾驶登月艇一样，懂得机器操纵魔法的人廖廖无几。那时的电脑语言极为粗糙，甚至根本没有什么语言可用（只有许多拔动开关和一闪一闪的灯泡）。我的看法是，科学家曾经下意识地想保持电脑的神秘性，就好像中世纪黑暗时期的僧侣，刻意维护自己独尊的地位，或像当时的某些人，要独自把持古怪的宗教仪式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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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主机型电脑的独裁性和垄断性，持文化无政府主义立场的嬉皮士把它斥责为“中心化控制的化身”，但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认为，对于这种独裁机器，单纯的指责无济于事。于是他们像西部牛仔似地闯进了电脑技术领域，试图捣毁这样的机器。这些人就是最早的“黑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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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客”一词是英文hacker的音义两全的汉译。hack有“乱劈、乱砍、碎尸、肢解”等义，hacker 即“肢解者”、“捣毁者”。将“中心化控制”碎尸万段是黑客们的基本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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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者史蒂夫·利维在1984年出版的《黑客：电脑革命的英雄》（“英雄”亦可译成“主角”）中列举了三代黑客（90年代又出现了新一代黑客）。这三代黑客都致力于消解中心化的主机型电脑的信息霸权。通过他们的努力，电脑从主机型电脑演变成了实际上的个人电脑（虽然“个人电脑”这一名称是后来出现的）。如果没有黑客，电脑的型态至今仍可能是主机型电脑——一种供少数专业人员使用的机器。大多数对于电脑很可能只是听说过它，却无缘也无需见到这种机器，如同大多数人无缘也无需见到正负粒子对撞机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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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电脑的出现就宣告了主机型电脑的没落，它不是一种想与主机型电脑平分秋色的电脑，而是把主机型电脑置于四面楚歌的境地。它的出现意味着新世界的诞生，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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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柏空间作为相对独立的国度，也有其独立宣言。利维把黑客们在电脑技术方面开疆辟土时的行为和说话方式称为“黑客伦理”。它就是赛柏空间的“国父”们发布的“独立宣言”。（按勃兰德的说法，“黑客伦理”是利维事后的归纳，黑客们并未将他们信奉的伦理准则写成正式的“宣言”。）他们的“独立宣言”包括以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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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电脑的权利应该是不受限制的，而且为一切人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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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信息应该是免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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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脑上你能创造出艺术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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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脑能改进你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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