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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无所不在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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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如麦克卢汉所指出的，人的所有器官及其机能的延伸（如车轮是腿的延伸，电话是口和耳的延伸，电视是耳朵和眼睛的延伸，电脑是人脑的延伸）最终都是一种交往（传播）媒介。服装的御寒功能纯粹是指向个人的（个人穿上什么衣服，其冷暖自知），但服装出现之后很快就成为一种交往媒介——在人的社会生活中担当贮存信息、传达信息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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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衡量服装“好”与“坏”就不再以个人的身体感受（寒和热）为标准，而是看它是否能有效地传达出穿衣服的人所希望传达的信息。一个人的服装再也不是单单指向他自己的身体感觉，而是诉诸他人——他人的眼睛。从“锦衣夜行”、“衣锦还乡”等成语中我们能清楚地感受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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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服装生动地体现了人的社会性。在最个人化的状态下，人也感到有一双或无数双眼睛在暗中窥视、监视着自己。或者说，在最个人化的状态下，我们也感受到他人的权力。弗洛伊德说得好，文明人在睡觉时也要穿上睡衣——如果他（她）光着身子睡觉，他（她）会感到难为情。我们有时会听到这样的说法：某个人的服装很有个性。但这里所谓的“个性”并不意味着纯粹的“个人性”，而是相对于他人的他人并且诉诸于他人的眼睛、他人的评价的某种独特性、新异性。正如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个人电脑”，也不存在着严格意义上的“个人化服装”。因为无论是电脑，还是服装，都是一种交往（传播）媒介，都体现着人与人之间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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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服装的个人化很容易导致一种追求个性的喜剧和闹剧。这一点在近现代出现的服装现象——时装——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时装的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新”。所谓时装，就是最新流行的服装款式。每一个投身于时尚潮流的人都是抱着一种要在服装上与众不同，要在人群中脱颖而出、鹤立鸡群的动机。然而如果每一个抱着这样动机的人都极力追逐着时尚潮流，那么在短暂的自以为得计之后，他会失望地发现，他的服装实际是对于许许多多人的服装的滑稽可笑的重复和模仿，他所追逐的“新潮”转眼成为“旧潮”。于是，新一轮的更“新”的“新潮”应运而生，迫使人们不停地玩这个永无结果的游戏，不停地上演这场使人陷入永无宁日的闹剧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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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逐时尚潮流的行为之所以短命，之所以具有滑稽和闹剧色彩，是因为追逐时尚的行为从一开始就具有反讽意味：赶时髦的人表面上是在服装上表现出一种个性，却没有想到自己是在屈从着无数双“无所不在的眼睛”的权力。他不自觉地在看他人的眼色行事，而不是基于自己的判断行事。“追求个性”的行为很自然地成为“追求无个性”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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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梭罗形象地描绘了人们在选择服装上是如何屈从于无所在又无所不在的他人的眼色的。他说，我们采购衣服，常常是由爱好新奇的心理所引导的，并且关心别人对它的意见，而不大考虑这些衣服的真实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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梭罗没有明确地意识到服装是一种交往（传播）媒介，但当我们把服装看作是一种交往媒介时，就更能理解梭罗所要表达的观点了——在日益都市化的社会中，个人早已不是个人，而是作为他的衣服的附属品，成为大众尚下的信息传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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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作为服装这种媒介的附庸品——的两边，都是“他们”：“他们”传达着信息，“他们”接受着信息。我们不能明确地说出“他们”是谁，正如我们也很难说出“我们”到底是谁，但我们却时时感受到“他们”存在，“他们”是一个抽象的他者，“他们”像上帝一样具有一双暗中监视着我们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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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他们”就是我们的上帝。用梭罗的话说，“他们”是一个“跟命运女神一样的某种非人的权威”。他们”是我的“悦己者”，我不得不为这个悦己者容。我必须时时刻刻讨“他们”的欢心，尽可能让他们在一瞥之间就注意我，认可我，接纳我。一旦被“他们”接纳、认可，我就感到很舒服，相反，我感到沮丧和无。而实际上“他们”注意、认可、接纳的并不是我，而是由他们自己发布并由我来传达的信息。我是一个抽象之物，一个衣服架。我与他们好像是在交往，但完全是一种抽象的、与我无关的交往，不信你换一套不入时的甚至有补丁的服装试试（如果有补丁的服装没有成为时尚的话，因为这也是有可能的）——他们根本就不认得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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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被“他们”认可后得到的舒服感受是有代价的，而且在转瞬即变的时尚下，这种舒服感受是转瞬即逝的。所以我必须密切注视着随时出现的新的时尚。对此，我付出的最起码的代价是我必须不断地花对于基本的、纯个人的生活根本不必花的钱，我必须在买柴米油盐的账单（如梭罗在《瓦尔登湖》中开列的那些账单）外另开一个账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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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一种账单上的钱数要比前一种账单上的多得多。我们的生活成了主要是为付清后一种账单而奋斗的生活。我们常常不是为吃不饱饭（我们通常称之为“主食”）而焦虑，而是因为缺少机会到大饭店里去“吃饭”而焦虑。其实我们到那里根本不是为了“吃饭”，而是为了吃由名厨主理的菜（我们偏偏又称之为“副食”）。甚至我们到那里也不是为了吃菜，而是为了“吃”一种“在那里吃”的感觉。甚至我们也不是为了自己才去“吃”这种感觉，而是为了在“吃”的时候或吃之后被“他们”注意，或者说是因为“他们”认为我们这样“吃”才有价值而去“吃”。我们以这种方式“吃”的那种抽象的食物才是我们希吃的真正“主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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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绝大多数行为，都不再是个人行为，而是一种或显或隐的与“他们”交往的行为，或者说是以相当高的代价被“他们”接纳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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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娼妓化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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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与抽象、陌生的他者（抽象、陌生到我们不知道也不必要知道这“他者”是谁）交往方式是一种什么样的交往方式呢？联系到麦克卢汉的有关论述，我们可以把这种交往行为称为“娼妓化交往”。嫖客与妓女的关系相当典型地体现了这种交往行为的特征。它至少有以下几个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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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这是一场奢侈、非份的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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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这是完全抽象、陌生的个体因而是毫无个性（我说的是文化、社会角色上的而非纯身体上的个性）之间的交往。对于嫖客来说，妓女可以抽象到只是一个能给予他一时的性满足的女子；对于妓女来说，嫖客可以是一个抽象到手里带着钱的任何男人。简言之，嫖客与妓女互为“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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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与上一个特征相联系的，是这种交往在内容上的低级性。这是男性与女性之间的最低限度的交往。在这种苟合式的交易中，心安理得的背后隐藏着相互蔑视和自我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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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由于它是最低限度的交往，所以无所谓胜任不胜任，性无能者也可能成为嫖客，所以它具有通俗性和普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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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与通俗性和普适性相联系的，是快速性——“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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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特征之外，这种交往的最重要的特征是它的“大批量复制”的特征。娼妓化交往行为的最大特点是对象的非唯一性。娼妓要成为娼妓，就必须把自己的行为方式等同于机器——以相同的方式高效率地提供同一种服务的“性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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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卢汉在专论照片的文化意义时，把照片称为“没有围墙的妓院”。照片与绘画的重要区别在于前者是可以大量复制的。他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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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使人的形象延伸并成倍地增加，甚至使它成为大批量生产的商品。影星和风流小生通过摄影术进入公共场合。他们成为金钱可以买到的梦幻。他们比公开的娼妓更容易买到，更容易拥抱，更容易抚弄。大批量生产的商品一向带有娼妓的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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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时代的生产表现为大批量、高效率的机械复制性。因此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之为以“中心化机构”（工厂、企业、传媒中心）为基地的生产和交往方式的娼妓化时代。麦克卢汉认为，照片这种娼妓化的图像的根本特征还不是它的可复制性，而它的贫乏性和欺骗性。“说‘摄影不会撒谎’，反而只能突出以它的名义所进行的许多欺诈。”任何照片都只是把人和事物的瞬间形象从它的连续性的整体形象中抽取出来，并让它来充当整体形象。一个人很难在生活中持续地按时尚和俗见的要求“搔首弄姿”（在这个词的本来意义上和比喻意义上），但照相机却能将他的“搔首弄姿”固定下来，把某种表情、姿态化作永恒的表情和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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