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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质性与异质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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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默生曾讲到过一则“出自一位不知名的古人笔下的寓言”。这个寓言说的是，诸神最初只创造了一个身躯极其庞大的“人”，但随后又把这个庞大的“人”分成了“众人”，以便他能更好地帮助自己，就像将一只整手分成五个指头，手就更能发挥手的作用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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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寓言可以帮助我们很好地理解“大众”（mass）与“个人”（person），电视观众与PC用户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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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是一种分化性力量，但它不是造成整体的分裂，而是使整体具有空前的力量。“大众”如同一只“整手”，它的“大”只是意味着笨拙无力，网络使“大众”分化为一个个独立的个人，如同一只整手分化出五个手指，五个手指协作，使一只手具有了一只“整手”根本不曾具有的力量，网络使“各位观众”从大众中解放出来，从而也使“观众”（袖手旁观者的集合体）所蕴藏的巨大力量迸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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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这一概念并不主要是甚至主要不是就数量而言的。“众”既不必然是消极的，也不必然意味着积极的。“人心齐，泰山移”的情形与“鸭多不生蛋”的情形同样普遍，关键在于“众”是如何构成的。中国的先哲们早就意识到一个整体的结构特征与其有无生产性、创造性力量的关系——是“同”还是“和”。“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二女同室，其性不感”、“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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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之所以是“大众”，关键在于构成“大众”的一个一个的人是“同质性的”，无论这一个一个的人的数量有多少，他们之间是没有实质差异的。一个人对于另一个人来说是一种可有可无的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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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一章中我们谈到，秦始皇维护自己的统治的办法是努力保持他所统治的人的同质性。使民众同质化是“愚民政策”的“精髓”，但使民众同质化却有多种异曲同工的方式。旧约中的上帝采取的是“变乱口音”的方法，目的同样是为了阻止民众间的交往和沟通。在传播媒介如此发达的社会，又出现了更巧妙、更含而不露的使民众同质化的方法。钱钟书的话一语破的：“古代的愚民政策是不让人知道什么东西，现代的愚民政策是只让人知道一种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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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典型的传播媒体的电视，既没有“焚书坑儒”，也没有“变乱口音”。相反，它让人每天接受着五花八门的知识（而秦始皇把除农书和医书之外的书全部烧掉），它让处于世界任何一个角落的人知道其他地方的人知道世界其他地方的人在想什么，干什么（而“上帝”却是让一个人不知道另一个人想的和说的是什么。然而它自有使民众同质化的手段。这个手段就是将包罗万象的知识作扁平化、平均化处理，将所有人的声音压缩为同一个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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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打开电视机的时候，你似乎很难说电视给它的观众提供的视野是狭隘的。相反，你常常觉得电视的内容简直是异彩纷呈。在一个关于某种饮料的电视广告里竟然出现了“夸父逐日”的场面（当夸父快要渴死的时候，突然眼前出现了一罐饮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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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德国思想家阿多尔诺曾经说过：“人们已不再从音乐会上听到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而是每天从芭蕾香水广告的四句‘欢乐颂’唱词中得知。”电视由于“两分钟规则”而无力具备选择的幅度，于是它把一切纵深性的东西都平面化，橱窗化，以繁茂芜杂、五花八门来冒充丰富多彩，企图以大杂烩式的信息来包容人的感受、人的知识的全部内容。它不得不附庸风雅（这常常被标榜为“雅俗共赏”）并因这附庸而肆意的败坏、污染风雅。它通过使观众全都“无所不知”的方式来使观众一无所知，通过使观众全都会说同样的话因而不会说每一句属于自己的话的方式来“变乱口音”，通过使人们每天以道听途说的方式“阅读”电视台发布的伪百科全书的方式来“焚书坑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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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尔德对于电视的这种把知识、语言进行偏平化处理，从而使观众同质化的方式深有感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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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大众—广播型媒介（mass－broadcast media）的最小公分母的大路货才把人降低到动物的水平，掩盖使人成为人的差异，把使我们超越简单的胃口的更高的抱负和灵感削减掉，把我们降低到易受他人影响和蛊惑的一群，使我们在各个电视频道中狼奔豕突，寻找着血海和肉浪，或者是追逐蛊惑人心、充满怨毒的厥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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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吉尔德的这番话，一个替电视辩护的人马上会说，难道在Internet上就没有低级趣味的东西（“血海和肉浪”），就没有邪恶的东西（“蛊惑人心、充满怨毒的厥词”）吗？谁能保证“网虫”们不是在网上狼奔豕突？如果说电视是一个“白痴盒子”，那谁能保证Internet不是“潘多拉的盒子”？谁能保证“上网”不是引狼入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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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心而论，这些问题的答案都可能是肯定的。远程电脑不仅不能避免反而可能加剧电视的许多负面价值。“第一选择”并不一定比“最小公分母”好。“网虫”们在寻找色情、暴力等内容方面完全可能做出“第一选择”。色情狂们借助于 Internet，可以方便地与世界范围内的妓女进行联络和交往（这是本色的“娼妓化交往”），恐怖分子在网上发布关于如何自制炸弹的最为详细的说明书；新纳粹主义者在网上发表恶毒的宣言；唯恐天下不乱者伪造各种耸人听闻的真假难辨的“新闻”；骗子们在网上肆无忌惮地发布面向全球的虚假广告……这些都是无法回避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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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样一种邪恶的狂欢场面，很多人自然而然地觉得，与电视相比，网络化的电脑在传播低俗品味的文化方面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样的话，网络化的个人电脑怎么可能造就一种比以电视为主要标志的大众文化优越得多的文化？但替电视辩护的人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点：电视的内容是同质性的，而电脑的内容是异质性的，电脑用户与ISP之间的关系是非等级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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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的内容拒绝“深度”，因为它无法解决“深度”与“广度”的矛盾，广告是它的命根子，为了广度它必须牺牲深度。电视这个“窗口”是一个橱窗，它所展示的内容是它全部的家当。你无法也无需走进这个橱窗去探幽索微。平庸、浅薄是它的天性，也是它的宿命。而电脑这个窗口与其说是“窗口”，不如说是“门”，“盖茨”（Gates）发明的“视窗”（Windows）其实就是无数扇可以走进去的“门”（Gates）。这一扇扇门是完全不同的门——陋室之门与王宫之门，天堂之门与地狱之门，迷宫之门、春宫之门、圣殿之门……这些“门”对应于我们身上的各种成份——高尚的与卑下的，理智的与感性的，外在的与隐秘的，清醒的与迷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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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异质性的门对应于本来是异质性的我，多重媒体对应于多重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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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不同于物（无论是“物体”还是“植物”、“动物”）的最主要标志在于他的存在状态是异质性的，他的需要是多重的（如马斯洛所揭示的那样），而“物”的存在状态总是单一、固定的。一个人高尚的人不在于他没有庸俗、低级的欲望，而在于他不沉溺于那些欲望。一个人高雅不在于他从不看电视，而在于他决不会迷恋电视，因为他感到生活中有更好的东西强烈地吸引着他。他甚至感到电视的内容算不得邪恶，而只是感到那些东西有些滑稽，提不起他的兴趣。他知道，流行歌曲之外还有音乐，电视剧之外还有文学。他知道红土和白萝卜自有其用处，但红土不是朱砂，白萝卜不是象牙。更重要的是，他只想使自己与正派和高雅的人达成一种默契和会意，而决不想在庸俗人中显得鹤立鸡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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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道理，一个庸俗的、品位低下的人不在于他接触的东西是庸俗、低下的，而在于他接触这些东西时显示出来的方式和态度是庸俗和低下的。他总是接触这些东西，因而沉溺于这些东西。他的美学原则是：“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什么是最好的，我只知道我最喜欢什么”。他真诚地以为所谓音乐就是电视上的“天王巨星”、“金童玉女”们唱的那些东西，真诚地以为广告词充满着诗意和智慧，真诚地以为他不理解的东西不是毫无价值就是装腔作势。他的哲学见解凝聚在一句理直气壮的反问里：“不就是那么一回事吗？”男人和女人之间不就是那么回事吗？宗教不就那么一回事吗？政治不就是那么回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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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这种哲学也就是电视的哲学。林林总总的电视节目总是在重复这种哲学。《欢乐颂》？——不就是那么回事吗？米开朗基罗、达芬奇、爱因斯坦？——不就是那么回事吗？特莉奥佩屈拉？——不就是伊丽莎白·泰勒演的那个“埃及艳后”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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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电视造成的是一种有文明的野蛮，一种有教养的粗俗，一种无所不能的一无所能，一种表现为人人都追求“新奇”、“个性”的扼杀创造性、毫无个性的时尚。在处于这种野蛮状态的人们之间的差异降到最低限度，即最大限度的同质化——“就是那么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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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第一部中评述爱默生的交往理论时已经指出，在两个心智浅陋的人之间是无所谓真正的交往、沟通的。当一个人对我说“今天天气不错”或“最近物价涨得很厉害”，我对他的意见表示同意，但我无所谓是不是他的“知音”或“知己”。一个人成为另一个人的“知音”、“知己”，一定是这两个人在一个独特的领域、独特的境界中不期然而然的“相见”，一定是在不是在除了“最低公分母的大路货”之外别无选择的东西上达成共识。这两个人很可能素不相识，但当他们在某个人迹罕至的“地方”，甚至是在“无人地带”里相遇时，俨然有“他乡遇故知”、有“相见恨晚”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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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相遇的时刻，是在耐心的“选择”、“寻找”之后突然相见的时刻，因而一定伴随着身心的震颤，伴随着欣喜若狂——通常所说的“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就是这种心情的典型表现。当一个人在网上冲浪时找到了非常切合自己，仿佛专为你而准备，对你具有“超适用性”的信息时，你都能体会到类似的狂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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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拒绝深度，拒绝差异，拒绝个人性，它向你提供的大部分信息只能保持在“今天天气不错”、“最近物价涨得很厉害”的层次上，它无法使你体会到这种深刻的、隐秘的、极富个人色彩的欣喜。电视只能让你泛泛而知，或者你只能与它作泛泛之交。作为广播媒体、大众媒体，它无法向你提供人迹罕至之处或“无人地带”的，它永远把你带到人声鼎沸、人头攒动、众目睽睽之处。“他乡遇故知”和“洞房花烛夜”的体验无从谈起。“收视指南”的确可以使你在许许多节目中作出选择，然而电视台早已为你划定了选择的范围和幅度，你的选择实际上是在“低水平过度重复”的信息中作出的选择，这种选择所提供的自由也只能是按铁链的长短来衡量的，说到底是一种若有若无、可有可无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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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急速增长的处理能力（依“摩尔规则”）和网上急速增长的信息，意味着电脑用户能以不断增长的速度在文献宇宙中自由地寻找并找到自己超适用性的信息，在最大范围内以最快的速度寻找并找到知音和知己。借助于先进的导航布局和强有力的搜索引擎，我可以随时驶向任何知识和信息的海域。在一定意义上说，真正的知音不再可遇不可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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