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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芯片的机会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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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人工智能巨头、创业公司和两大国家之外，人工智能竞争中还有一类选手——计算机芯片制造商。高性能芯片通常是计算机革命中默默无闻的英雄，是台式机、笔记本、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的核心所在。虽然不为终端用户所知，但从经济和安全角度讲，打造这些芯片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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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代计算机都需要不同芯片。当台式机占领王座时，芯片制造商不在乎耗电，努力为高分辨率屏幕打造最快处理器和显卡。英特尔是设计这种芯片的专家，在台式机时代创造了巨大财富。但是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高效用电成了芯片成败的关键，高通公司以英国ARM的芯片为基础设计出来的产品后来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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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随着传统计算机程序逐渐被人工智能算法替代，需求再次发生了变化。机器学习需要快速运行复杂的数学计算，这一点是英特尔或者高通公司的芯片都不曾注重的。于是，以设计电子游戏所需的高性能图像处理芯片闻名的英伟达（Nvidia）乘虚而入，图像处理背后的数学原理与人工智能算法的需求十分匹配，英伟达也因此成了芯片市场的新星。当英特尔犹豫不定时，仅百度一家公司从英伟达购进的深度学习芯片的数量就达到向英特尔采购数量的4倍。2016年到2018年年初，英伟达的股价翻了1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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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着人脸识别与自动驾驶等新型需求，各家公司开始了下一代人工智能芯片的竞赛。这一次，连谷歌、百度、微软和Facebook这些从不曾研发芯片的公司也一拥而上：2016年5月，谷歌宣布，其专门为TensorFlow设计的芯片TPU已经秘密使用了一年多；9月，微软发布了可以执行Bing（必应，微软自己开发的搜索引擎）机器学习算法的可编程芯片，来增强英特尔处理器的计算性能，以提高网页搜索速度。当然，芯片业内的英特尔、高通和一些资金雄厚的硅谷创业公司更是不敢怠慢。于是在业内随处可见互联网科技公司和芯片公司联手进军人工智能的芯片领域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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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数十年来都在努力研发国产高性能芯片。但是这一过程十分复杂，对专业度要求极高。过去30年，硅谷公司一直保持着芯片开发的领先地位。这一次，中国政府和中国芯片创业公司都希望能有所不同，科技部投入了大量资金，指明要研发出在性能、耗能效率上高出英伟达现有产品20倍的高效芯片。中国的芯片创业公司如地平线机器人、比特大陆科技有限公司、寒武纪科技公司等均获得了大量投资，用于研发针对自动驾驶和其他人工智能应用的各种产品。中国在数据上的优势也将在芯片研发中发挥作用，为硬件开发商提供无数能检验产品的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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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目前在人工智能芯片研发领域，硅谷仍然处于领先地位，但这一优势可能在未来10—20年被中国政府和中国的风投赶上，因为在人工智能带来的大规模经济变化面前，政府和企业都非常看重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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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两岸的两个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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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0月12日，当时的美国总统贝拉克·奥巴马在白宫发布了一个酝酿良久的计划(9) ，内容是讨论美国要如何利用人工智能的力量。该文件详述了人工智能将为经济体系带来巨大转型，阐明了把握这个机遇的细节步骤，如增加研究投入、提高军民合作、投入应对社会变化等。这份总结变化、提出方案的优秀报告没有激起美国人工智能的热潮，没有为人工智能创业公司带来新一轮风投和政府资助，也没有刺激市长或者州长们发布对人工智能友好的政策。当新任总统特朗普在报告发布3周后入主白宫时，甚至直接提议减少10%的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经费。(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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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社会各界对白宫发布的报告反应冷淡，与中国国务院发布人工智能发展计划后引发的全民热潮形成了强烈的对比。2017年7月，国务院发布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波，这份规划与白宫报告有许多异曲同工之处，列出了数百种针对各行业的人工智能应用，为中国成为人工智能超级大国的进程列出了清晰的目标。该文件表示中国要在2020年跻身人工智能强国的行列，2025年完成某些重大突破，2030年成为世界主要的人工智能创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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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AlphaGo曾是中国的“斯普特尼克”时刻，那么这个政府主导的人工智能计划，其影响远甚于约翰·肯尼迪总统关于美国人类登月的标志性演讲。这份文件中虽然没有肯尼迪的豪言壮语，却达到了更好的效果，激发了全国上下创新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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押宝人工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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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政府发布中国的人工智能发展计划，积极进取的城市纷纷采取行动，将管辖区域转型为人工智能热点城市。通过政府的“引导基金”将风投资金引导至人工智能领域，购买当地人工智能创业公司的产品和服务，设置数十个特别开发区和孵化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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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南京市的举动就能看出政策推动的力度。与北京、深圳和杭州不同，南京并非中国创业公司的第一选择，为了让南京成为人工智能的热点城市，当地政府投入了大量资金和政策支持，以吸引人工智能公司和顶尖人才。2017年到2020年，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计划至少向人工智能开发项目投入30亿元人民币。这笔钱主要用于人工智能行业的补贴和其他优惠支持，如向当地人工智能创业公司投入1500万元人民币，其中研究经费最高可达500万元人民币，并保证每家公司至少有100万元人民币用于吸引人才。此外，当地政府与人脸识别和自动化机器人技术公司签订合同、简化公司注册手续、为公司高管的孩子们提供就读当地学校名额、为公司员工提供宿舍等。南京市的高新开发区还成立了“智谷”（AI Valley），建筑面积共有200万平方米。这只是中国的一个城市，是中国发展人工智能的缩影。南京有800万人口，而中国有上百个人口超过百万的城市。除了南京，很多其他城市也启动了类似规模的人工智能园区规划，如重庆、广州、上海、宁波、合肥等。此外，中国有多所大学开设了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本科专业，如中国科学院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上海交通大学、重庆邮电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天津大学、南开大学、吉林大学等。这些院校分布在中国的大江南北，未来有一大批人工智能人才将要从这些学校走出，参与到人工智能的研发与推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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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拨政府激励正在许多城市如火如荼地进行，竞相吸引、投资、协助人工智能公司。这是过去10年里，我目睹的中国政府对科技研发的第二次推动。2007年至2017年，中国的高速铁路从零走到了世界第一，在2015年李克强总理发起“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号召之后，一拨有特色的激励政策创造了6600家孵化器，成功地改变了中国在技术创业方面的文化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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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现在还不能预测中国人工智能规划的结果，但如果从中国历史中寻找线索，会发现这种方式可能效率不够理想但效果好。投资规模如此之大，发展速度如此之快，难免会出现效率不够理想的情况。政府的政策推动也决定了难免会出现浪费的现象：为人工智能公司员工建设的宿舍会有空置，落地的创业公司也可能失败或倒闭，总会有传统科技公司套上人工智能公司的名号抢到不应得的补贴，也会有采购的人工智能设备在办公室积灰。但是，中国政府仍然愿意冒这个险，愿意承担在追求一个更伟大目标的过程中可能遭受的损失，这个目标就是强力推动经济增长、进行技术的升级。这个自上而下引导的转型，潜在优点是规模足够巨大，能为如此大的投入做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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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相对的是，美国一旦投资失败，必将带来政坛的血雨腥风。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总统奥巴马的新政策刺激了许多新产业项目，如政府贷款给前景颇好的可再生能源计划。这些贷款中的一部分，已经确定属于索林佐（Solyndra）——一个位于加州的太阳能面板公司，这家企业一开始前途光明，却在2011年宣布破产。这次失败引发的对于总统的批评很快变成了2012年大选中最有力的政治抨击。虽然奥巴马扛住了负面攻击成功连任，但导致的结果是美国政治家更加不敢大胆地用政府资金来提振经济与推动技术升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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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驾驶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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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30年里，当政府正确引导能带来重大经济转变的新技术方向时，技术实用主义的政策是十分有利的，自动驾驶汽车就是一个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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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驾驶汽车将来一定会比人力驾驶汽车安全许多，大规模推行这种技术将大幅度减小交通事故伤亡率。2016年，美国交通事故死亡人数约为4万人，相当于“9·11”事件在一年内发生13次。世界卫生组织估计，中国公路交通事故年伤亡大约为26万人，全球则是125万人左右。(11) 此外，自动驾驶还能大幅提高交通和物流效率，这些都对整个经济体系有相当大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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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虽然能拯救生命、提高产出，但这项新技术也可能导致部分人群失业甚至失去生命。比如出租车、卡车、公交车和物流运输员在自动驾驶普及后可能失业，自动驾驶车辆也有可能因为故障发生车祸。有的情况会令自动驾驶汽车被迫做出两难选择：右转有55%的可能撞倒两个行人，左转有100%的可能撞倒一个行人，每个风险背后都涉及了棘手的道德问题。我们该如何在数百万司机的工作与自动驾驶汽车能节省的近万亿美元、数千万工时之间权衡？如果不得不发生碰撞，我们该如何优化自动驾驶汽车的选择？自动驾驶汽车的算法中，车主的生命又该占多少权重？自动驾驶汽车是否应该为拯救其他三个人，而选择牺牲车主的生命？这些问题让伦理学家难以入眠，也阻碍了自动驾驶汽车应用的相关立法进程，甚至导致了研发自动驾驶的人工智能公司卷入了长达数年的法律纠纷。尤其在美国，我已看到这种趋势的前兆：2017年，卡车司机工会成功游说美国国会把卡车排除在一项法案之外，这项法案旨在加快自动驾驶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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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中国，我相信政府能理解这些困难不是推迟技术发展的理由。为社会带来大规模改进与长期能拯救更多生命的益处，应该促使政府欢迎人工智能实干时代的到来。每个国家都应该基于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制定相关政策，但中国的政策路径无疑更有利于人工智能的加速发展。在这一轮高速发展中，中国各地政府纷纷为人工智能的发展站台，运用各种政策及资金补贴吸引人工智能公司入驻，使当地政府成为率先实现人工智能经济转型的榜样，如在公立医院设置人工智能辅助医生、规划自动驾驶区域，或利用“城市大脑”优化交通网。这些投入不仅是为了政绩，也是为了造福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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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移民的开放、对人才的尊重，吸引了来自全球各地的人才。这些人中包括恩里科·费米、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和今天的许多人工智能科学家。而中国在经济产业升级过程中采用的自上而下的推进模式，在凭借人工智能力量打造新的社会秩序和经济体系时，为中国带来了独特的优势。了解两个超级大国以及七个巨头的优势和劣势后，才能勾画出人工智能落地的时间轴，看到人工智能产品和系统会如何改变我们身边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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