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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弃，是为了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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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了博士班，面对新制度的压迫，我当然不会“坐以待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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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我又开始“行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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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前，我意识到，这次我所对抗的不是“某个体制”。体制背后所代表的，其实是一个权威、一个文化、一个价值。学叙事的我，不能不看见。我告诉自己，这件事绝对不能冒进，需要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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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好了策略，还联系其他同学（他们很快被我说服了）一起联署。原本只能哀天怨地的他们，很高兴有人愿意出来带头，帮自己争取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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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我继续联系院系一届的学姐，大部分人也都乐于联署，但也有人保留态度。这些人，不是对新制没有意见，她们只是担心，如果加入这份联署行动，日后会不会被教授们“秋后算账”。如此，会让原本已经艰难的学习雪上加霜，搞不好到最后连毕业都遥遥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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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内在深深的恐惧，我看见了，十分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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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体制中被“体制化”的人，是害怕改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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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让我想起一部好电影《刺激1995》。一位被关在黑牢里三十多年的犯人，因害怕出狱难以适应社会，所以不断制造事端，好让自己继续留在监狱里。最终他还是被放出来了，但依旧无法适应新社会，最后选择上吊自杀，结束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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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生活在现代的我们，都被体制化了。我们既渴望改变，又害怕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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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在想：如果连我们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助人工作者，都放弃自己的渴望及主体性，害怕表达自己，不愿主动沟通，那么，我们未来如何去从事心理教育工作，帮助学生发展他们的“主体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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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署书是针对比较不合理的学分制度去做争取的。我洋洋洒洒地写了一篇内容极为卑微又恳切的“报告”，让同学们签名，再呈给院系（怕得罪教授，姿态当然要卑微）。不久，有了响应，少部分院系有所让步，但大部分院系仍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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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开始，我尝到了甜头，于是继续行动。私底下，我还去找跟我比较要好的教授们“沟通”，企图个个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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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一次又一次提交报告。但渐渐的，我们的报告也“有去无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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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不再回应了。我去问助教，她有时说最近没开系务会议，不然就直接说“不知道”。拒绝，并不需要给理由，就这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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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回应，你也没辙。我感到很受挫，心里想，是不是该放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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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是早上九点钟，我的微笑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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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院系“对抗”了一学期，我写报告，提交报告，到处沟通协调，很累。结果，新学制只做了一点点修正，大部分都没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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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别人的眼里，我“应该”是最有资本在师大念博士班的。因为我要修的学分最少，我是班上唯一没有在外面担任全职工作的人，没有家累，也没有经济压力，同学和老师们始终不明白，为什么我要那么在意新学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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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深深明白：我在乎的，不只是外在的体制，其实我更在乎：作为一位心理工作者（或是一个人），该有的自觉与主体性。缺乏自觉与行动，人是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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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是早上九点钟，你知道你的微笑在哪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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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在一本书里，刚好读到这句话。那时，正巧也是早上九点钟。我在家里，放下书本，走向阳台，望着窗外的远山，发现远山“不含笑”，因为我的“微笑”早已消失很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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怔怔地望着远处模糊的山，也望着模糊的自己，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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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跟一位好友说我的微笑不见了。朋友鼓励我说：“那就把它找回来啊。”朋友建议我去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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