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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外传奇 11 直面死神，祭出王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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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外传奇 读过了前面的故事，我相信聪明读者们也不会认为斯塔尔-爱德华兹瓣膜的研发和临床应用过程会是一帆风顺的，只是我已不愿继续呈现那似曾相识的一波三折。不过，最后面的故事，我却不想这样一笔带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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瓣膜是心脏的一个零件，当其发生病变时，轻的可以修复，重的无法修复可以更换；心脏又是人体的一个零件，自心脏外科开创以来，好多与心脏有关的疾病已经可以经手术修复，那么，当心脏被疾病损害到不可修复时，是不是也可以换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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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幻想”在很多民族的传说中都曾经有过，我国清代的《聊斋志异》中就有这样一个故事。陆判趁好友朱尔旦酒醉时，为其换了心脏。朱尔旦觉得疼，并发现桌上有块肉，不知何故，问陆判这是什么。陆判答曰：“此君心也。作文不快，知君之毛窍塞耳。适在冥间，于千万心中，拣得佳者一枚，为君易之，留此以补缺数。”等第二天朱尔旦再看自己，发现“创缝已合，有线而赤者存焉”。此后，他的文思大进，过眼不忘，后来高中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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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只是个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文学故事，和心脏移植这一科学创举并没什么太大关系。关于心脏移植的故事，至少得从一百多年前，从有关心脏移植的动物实验讲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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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至1906年，法国人亚历克西斯·卡雷尔和美国人查尔斯·克劳德·格斯里（Charles Claude Guthrie, 1880—1963）在芝加哥大学发表了一系列有关血管外科技术和实验性器官移植的论文，创立了心脏血管外科和器官移植的最基本的技术——血管吻合术。他们首次实施了心脏异位移植的动物实验，将一只小狗的心脏移植入了另一只小狗的颈部，移植后心脏存活了两小时。在既没有抗凝药物也没有免疫抑制药物的情况下，这种结果已经十分不易了。由于这些非凡的贡献，卡雷尔于1912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医学奖。正是这位卡雷尔教授，指导传奇飞行员林德伯格开发了离体器官灌注的最佳装置。而后由于约翰·希舍姆·吉本等人的贡献，心肺机在临床的应用逐渐成熟，心脏外科才终于在20世纪60年代迎来了光明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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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人类对器官移植方面的认识与实践，在经过曲折反复的屡败屡战之后，与六十年前也已不可同日而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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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卡雷尔之前稍早，还有一位器官移植的先驱做过一些初步的尝试。1902年1月，在维也纳的外科学术会议上，乌尔曼（S. A. Walman）讲述了他怎样把狗的肾脏由原位移植到颈部，并仍有功能存在。同年7月他又展示了一只颈部移植有狗肾的山羊，并报告他在异种和同种异体移植中如何屡遭失败的情景；而这次能够成功，连他自己也感到惊奇和意外。当时他还找不到自己屡次失败的原因，不久就沮丧地彻底停止了这项实验。而卡雷尔在器官移植的动物实验过程中已经隐隐发现，这些失败并非是手术技术导致的。他猜想失败的原因可能是被移植的器官“受到宿主的某些生物因素”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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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学者们跌跌撞撞地在器官移植领域摸索了几十年，均以失败告终。这期间值得一提的是，1924年，维也纳外科医生霍尔曼（Emile Holman）通过皮肤移植的研究推测：每种移植物都能引起自己特殊的抗体，而这种抗体负责排斥移植的皮片。到1952年，麦达瓦尔（P. Medewar）对比了同卵孪生小牛间和异卵孪生小牛间的皮肤移植，发现前者可以成功而后者却不能，他推测这与是否形成免疫耐受性有关。更为可贵的是，他还提出了“组织的不相容性并非不可克服”的预言。这种对免疫排斥反应的认识深化，对以后同卵孪生子之间器官移植的开展，又是一次关键性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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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时期，人们的器官移植手术技术也在不断摸索中渐渐提高，但手术效果却改变不明显。反反复复的失败终于使人们明确地认识到，移植器官所保持的生物机能如何，并不主要取决于外科条件和专家们是否有精湛的手术技艺。移植器官是否能够存活，其关键在于能否恰当地抑制受者与移入的异体器官和组织之间的相互排斥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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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意识到了由免疫机制导致的排斥反应的存在，医生们便开始了小量免疫抑制剂的使用。虽然这时的免疫抑制措施还远称不上完美，但经过这样处置后，移植的肾脏已可以短期存活。在1951年至1953年间进行的肾移植中，受者最长存活时间为五个半月。当时，美国医生约翰·帕特南·梅里尔（John Putnam Merrill, 1917—1984）发明的人工肾透析机，已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一个肾病终末期病人的生命。因此，很多学者认为，肾移植不应该成为治疗此类疾病的常规手段。但包括梅里尔在内的很多医生都很清楚，透析治疗不过是权宜之计，肾移植这条路尽管难走，可还是得硬着头皮在探索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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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12月，一个偶然的机会改写了这一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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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纳德·哈里克（Ronald Herrick）在那时绝对想不到自己会在医学史上留名，他只是一心想挽救双胞胎哥哥理查德·哈里克（Richard Herrick）的生命。哥哥因慢性肾炎而病危，罗纳德向医生提出，只要能够挽救哥哥的性命，他很愿意捐出自己的一个肾——那时的人们已经知道，健康的人在只有一颗肾脏的情况下也能正常生活。但是医生告诉他说：这是不可能的，学者对排斥反应的免疫抑制方法还不成熟，肾移植还不能作为治疗终末期肾脏疾病的常规方法。但是随后梅里尔就想到：罗纳德和理查德既然是同卵双胞胎，那么理论上，在他们之间进行肾脏移植，发生器官排斥的几率应该会小很多。也就是说，罗纳德的建议是值得尝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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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由梅里尔领衔的、包括外科医生约瑟夫·爱德华·默里（Joseph Edward Murray, 1919—）等人在内的手术小组成立了。在手术实施之前，这一医疗团队进行了大量细致的准备工作。为确保哈里克兄弟的确是同卵双胞胎，他们还亲自到波士顿警察局核对两兄弟的指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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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哪个神通广大的记者居然从警察局提前得到了线索，把哈里克兄弟即将接受器官移植手术的消息刊登在报纸头版头条，令两兄弟在一夜间成为美国家喻户晓的人物。这也将梅里尔等人推向了风口浪尖。热切的期待与尖锐的批判相伴而来，不期而至的舆论关注把这次手术逼得没有退路了，他们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事实上纵使手术成功，这些医生们也难逃批评家们的口诛笔伐。在这一手术成功五十年之后，尚健在的外科医生默里向媒体表示：“除了技术上的问题，还有道德范畴的问题需要处理。有人认为器官移植是对身体的亵渎，这些批评者始终认为自己是在替天行道，批评我们根本不应该拿人体来做试验。我希望大家明白，我们没有鲁莽行事，我们并非在没有接受过任何训练的情况下，就胡乱上场打棒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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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毕竟此前并没有严格意义上成功的病例，这次手术究竟将是什么结果，可能绝大多数关注手术的普通人心里也没底。令人不解的是，处于整个事件漩涡中心的哈里克兄弟却反应较为平静。如今，当时作为供体的罗纳德·哈里克已经年过古稀，他回忆起当年的情景时说，他自己并不紧张，“我有一种很强烈的预感——这次手术一定会成功。虽然此前器官移植手术从来未曾获得成功，但是他们对自己的研究很有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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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前准备还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毕竟，双胞胎兄弟只是在理论上发生排斥反应的几率很低，事实上果真如此么？为了验证这一猜测，手术小组先在他们兄弟之间进行了皮肤的移植试验。果如所料，排斥反应没有发生。万事俱备，只欠一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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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12月23日，在哈佛大学布里格姆医院的手术室里，手术小组用了五个半小时完成了这一历史性的手术。由于此前周密的准备及前期学者们不懈的探索，手术的成功似乎已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了，弟弟罗纳德的预感变成了现实。手术后的理查德顺利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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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有趣的是，在住院期间，理查德居然把照顾自己的护士克莱尔（Clare Burta Herrick）勾搭到手。大病不死出院之日，恰又是抱得美人归之时。原来克莱尔是该病房的护士长，因为家乡在遥远的加拿大新斯克舍省，圣诞节日期间没有什么安排，所以她主动申请留下来照顾理查德。这一来二去，两人之间竟萌生爱意，并最终结为连理，还生了两个女儿。其中一个女儿长大以后继承母业，做了肾脏透析中心的护士。这也算医学史上难得的美事一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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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手术后的八年时间里，理查德一直健康地活着，1963年3月14日死于心梗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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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手术成功之后，又相继出现成功者。不过，同卵孪生者间需要进行器官移植的数量毕竟有限，只有组织配型和免疫抑制方面有重大突破，器官移植这一事业的发展障碍才能被彻底清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