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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科的诞生：从文艺复兴到移植手术革命 序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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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短促，技艺长存；病危转瞬即逝；经验险中来，决定难决断。医生不单单要准备自己如何应对，还要与病患、护理者和外部环境通力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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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波克拉底箴言》第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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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是，如果一个人想要比众生更有见识，那么他的天性和早期接受的训练就必须远远胜过其他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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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伦《论自然力》[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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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手外科的低年住院医师，我大多在医院的门诊和急诊接触病人，很少在手术室。今年夏天，多例“再植”手术让我忙得马不停蹄。再植手术是对工厂或伐木场工伤事故以及后院燃放烟花造成的断指进行重接修复的手术。患者被急救直升机或救护车从本地区各处送到我们创伤中心，希望能够保住他们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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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天前，一个阿曼门诺派（Amish）小男孩在谷仓旁边发生意外，断了三根手指。他叫加布里埃尔，今年五岁，不会说英语，是个典型的宾夕法尼亚州中部的孩子，在一个保持着往昔俭朴生活的隐居社区中长大。其实，他家里几乎没有人能够与我们顺畅地交流。我也治疗过一些阿曼门诺派和老派门诺派（Old Order Mennonite）的患者，他们能轻轻松松说一口流利的现代英文，但有一部分阿曼门诺派没有抛弃他们的“低地德语”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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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早上，我的主要工作是更换加布里埃尔手指上的水蛭。您没看错，这听起来像是中世纪的技术，但是现代医学中也有水蛭的一席之地。再植手术包括复位和固定断指、缝合肌腱以及显微镜下缝合神经和血管。手外科医师完成了这项艰巨的任务之后，必须对动脉和静脉内的血流进行监测，以观察手指是否成活。而水蛭的用途在于分泌具有特殊功效的水蛭素。水蛭素是一种天然的抗凝血剂，来自水蛭的唾液腺，帮助它们摄食血液。在手指上附着一只医用水蛭可以缓解手指充血，从而增加再植断指成活的机会。水蛭吸血后会慢慢膨胀变大，一旦它的身体充满了血，医生就必须换上另一只饥饿觅食的小东西，以继续这场手指上的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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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走进加布里埃尔的病房，夹杂着厩肥气味的热炉般的空气扑面而来。为了让他的手指血管尽量舒张，病房室温保持在35摄氏度。他的病房里有二十多人，都是阿曼门诺派。男士们留着林肯式的大胡子，身着白衬衫和黑色羊毛吊带裤；女士们头戴旧式田园帽，身着飘逸的深蓝色连衣长裙。我想起来，大多数阿曼门诺派一个星期只洗一次澡。此时正值宾夕法尼亚州的闷热炎夏，他们却身穿厚重的深色羊毛衣服，加上他们大多在农场从事畜牧，这一切使病房臭气熏天，就连我这个大型家畜兽医的儿子，都觉得难以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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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带了一罐新鲜的水蛭，瘦瘦小小的深色蠕虫状生物。我在坚忍的加布里埃尔身旁俯下身来，他的手被包裹在厚重的外伤敷料里，有拳击手套的三倍大。我一层一层地拆开白纱布时，人们全都凑过来围观，而我似乎是765号病房这个大烤箱里唯一一个汗流浃背的人。拆掉最后一层松散的纱布后，我们都盯着附着在三根手指上的那三只巨大的水蛭。它们像墨汁一样黑，暗暗地透出深红色，一动不动，沾满鲜血，看上去就快要爆炸了。我开始拽第一只水蛭，而它纹丝不动。我感到一阵期待的热浪在人群中涌动。此刻，二十多张脸与我近在咫尺，一股刺鼻的猪粪、马粪和牛粪的气味，外加糖浆、玉米肉饼和凉拌腌菜的味道，混杂在一起向我袭来。我差点儿就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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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终于一点点地把那只小吸血鬼从手指上撕下来。“啊！”众人齐声感叹。我又这样重复了两次，另外两根手指上的水蛭也被撕了下来，伤口处渗着血。我从小罐里一只接一只地取出那些黏糊的小东西，提着拽到手指上。这些小东西像鼻涕虫一样慢慢地蠕动着，最终在手指上牢牢地粘住。整个过程，加布里埃尔都面无表情，一动不动，而此刻我们终于再次对视了。除了简单的问候，我们无法进一步交流。但这一刻，我们确实共同体验着几千年来的医学传统——放血疗法的技艺。虽然美国已经不再使用放血疗法为患者进行治疗，但在世界上有些地方，这种疗法仍然像2 500年前医学初现时那样得到使用。短短一百年前，我的医学前辈们还想不到，断掉的手指可以再缝回手上。但是，水蛭吮吸“坏血”这一想法，曾经让他们感到兴奋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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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塞纳河左岸，迷宫一样的巴黎拉丁区，坐落着数十座隶属于索邦大学的建筑，包括巴黎第五大学（勒内·笛卡儿大学）。该校最宏伟的建筑位于医学院街，是一座17世纪的柱廊式建筑，内含一座令人心驰神往的医学博物馆和图书馆。楼内大厅的尽头，矗立着一座真人大小的石雕，一位戴面纱的女性正轻轻掀开罩住脸和上身的织物，露出她平静的面容和袒露的胸乳。雕塑名为《自然向科学揭开她的面纱》（La Nature se devoilant a la science ，见彩插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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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座充满知识的殿堂里，这座石雕刻画出文艺复兴和科学革命的精髓，即人类通过科学揭开了自然奇美的面纱。在古希腊的哲学革命和艺术革命过去了几个世纪后，随着知识之光驱逐了中世纪的黑暗，整个欧洲重新燃起一种启蒙的求知欲。15世纪是一个探索、创新以及通过新技术重塑交流方式的时代，与我们现在的时代别无二致。[2] 莱昂纳多·达·芬奇、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和约翰内斯·谷登堡等人颠覆了当时的社会现状，就像史蒂夫·乔布斯、伊隆·马斯克、杰克·多尔西和马克·扎克伯格在最近几十年中所做的那样；当然，他们也和今天的发明家们一样颇具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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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很方便地通过文艺复兴来追溯医学现代性的起源，一部分原因在于从希波克拉底的时代到15世纪，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尽管西方世界正从千年沉睡中觉醒，寻医问药仍然没什么用；即使是最精明的医生的照护，都有可能让患者更加危险。戴维·伍顿在《坏医学》（Bad Medicine ）中的描述可谓切中要害：在1865年之前的任何时代 ，不管病人患上了何种疾病，最好的选择都是独自忍受煎熬，远离医生的“照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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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希波克拉底与盖伦这两位西方医学的翘楚提供的思想关照在将近两千年中基本没有改善患者的处境。当然他们在外科实践领域也完全没有 贡献。然而，我们必须看到，尽管这两位医学之父像《绿野仙踪》中的奥兹大王那样只是在帘幕后面拉动控制杆，但是在过去的两千年中，他们影响着西方世界的每一位医生，他们的理论因此也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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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将要探讨人类对人体运作方式的理解的蜕变，疾病是如何发生的，以及21世纪的外科医生是如何用奇迹般的手段修复、重建生命，甚至重新构想人类的。我在书中几乎不会涉及古老的亚洲医学，或是原始社会治疗师口耳相传的传统医学。尽管古代萨满巫医可能已经有了惊人的认识，但是已经穷途末路又缺乏逻辑关联的知识见解，并不是本书关注的焦点。为外科学的诞生打下基础的一系列重大突破才是本书的重点，包括科学本身的发明，细胞、病菌、现代材料的发现，以及对治疗效果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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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蒂芬·格林布拉特在他引人入胜的著作《大转向》（TheSwerve ）中，介绍了伊壁鸠鲁派诗人卢克莱修神话般的长诗《物性论》。这首长诗在古典时代就已失传，凭借它的见解和艺术性令后人铭记，但中世纪没有人读过它。世间流传的都是它有多么伟大的故事，类似于罗得岛太阳神巨像或是巴比伦空中花园的传说。在消失了1 500年后，意大利古籍学者波焦·布拉乔利尼（Poggio Bracciolini）于1417年在德国南部的一座修道院里发现了这首长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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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焦在修道院里闭关三周，从纸莎草古籍中抄写下7 400行拉丁文，带着他的珍宝回到了罗马。几十年后，谷登堡发明了印刷机，于是卢克莱修的长诗很快被印刷发行至整个西方世界。《物性论》的发现帮助世界进入了现代，摆脱了“对天使、魔鬼和无形原因的全神贯注，转而关注世间有形之物；明白人类与万物一样由物质构成，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做实验时，不惧怕自己在侵犯上帝尽力保守的秘密……追求快乐和避免痛苦是正当合理的……认识到尘世令人满足”。[3] 找出文艺复兴的每一项起因是充满挑战的，但这首长诗肯定是原因之一，它破天荒的主张帮助世界“转向”现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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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让这首长诗如此激进？卢克莱修在开篇就宣称，万物都由看不见的颗粒构成。他进一步假定这些颗粒的存在是永恒的（这是化学之父安托万·拉瓦锡的基本观点）。哈佛大学哲学家乔治·桑塔亚那称此为“人类迄今涌现出的最伟大思想”。[4] 除此之外，我们的诗人还告诉大家，人类并不唯一，我们正处于为生存而战的原始阶段，没有来世，宗教残酷无情，人生的最高目标是增加快乐和减少痛苦。这确实激进。我们可以想象，当这些主张在中世纪末期被重新发掘出来，它们所具有的破坏性。正如古斯塔夫·福楼拜所说：“当众神光环褪去，而基督尚未降临，有一个独特的历史时刻，在西塞罗至马可·奥勒留之间，人无依无靠。”[5] 这些思考推动了从占星术到天文学的转变，从炼金术到化学的转变，最终也让亚里士多德的宇宙论转变为牛顿的物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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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波克拉底的一生横跨哲学三巨头的时代。他比苏格拉底晚生约10年，与柏拉图基本同期，与亚里士多德有14年的交集。希波克拉底不仅仅是一位医生，还是著名作家、文化中坚、希腊爱国者和道德家。他与门徒们编写的《希波克拉底文集》共60篇（虽然经评估，将近一半并非出自他手），收录的作品大概横跨了一两百年。约翰·布洛克总结说：“希波克拉底是赋予医生独立地位的第一人，让他自己与天体观测者区别开来，将医师的职责划定在医学范畴。”[6] 所有早期“治疗师”都是自然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探究健康和疾病的原理是这些哲学家的主要任务，而这项任务始于对“养生之道”和合理膳食的痴迷。“寻找使身体保持健康、远离疾病的饮食方式这一命题，使人们开始思索身体和食物的成分，以及身体及其各个部位的结构、功能和活动。”[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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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细胞、细菌、基因、癌症甚至身体器官没有任何知识背景的情况下，古代的真理追求者们琢磨着人体的功能：难道疾病完全是个谜吗？如果生活在世界每个角落的原始人都痴迷于仰望星空，在月亮的阴晴圆缺中寻找意义，对日出日落苦思冥想，望潮汐翻涌，听风声呼啸，那么转向我们的身体本身去研究跳动的心脏、起伏的呼吸，甚至排尿和排便，又会带来多大的意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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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达多·穆克吉在《众病之王》中说，古希腊人“专注于流体力学——水车、活塞、阀门、水槽和水闸，这源于灌溉和运河挖掘的水利工程学革命，而阿基米德在浴缸中发现的同名定律则把该学科推向了巅峰。希腊人将对水利学的专注延续到医学与病理学研究中。为了诠释各种疾病的奥秘，希波克拉底根据液体及其容积的特点研究出一套理论，并且自如地运用其来解释肺炎、脓肿、痢疾以及痔等疾病”。[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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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波克拉底和他的弟子盖伦运用“四体液说”（Four Humors）来解释身体的内部运转和功能紊乱。他的思维方式很像一名液压工程师，从理论上说明我们体内的血管是血液、黏液、黑胆汁和黄胆汁的容器。奥维西·特姆金写道：“在消化的过程中，饮食转变为身体的汁液，这些体液……它们是身体（即组织）的营养品，因此，组织的存在要归功于体液。火、土和水等亚里士多德学说中的元素，并不以其本来的形态存在于人体中；它们分别体现为黄胆汁、黑胆汁和黏液。”[9] 亚里士多德学说中的第四元素，即气，是斯多葛派所说的“元气”（生命活力或人体第一推动力），也是生命功能与精神功能的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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