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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病人：艾滋病医疗史的转折 5 从抗癌战役中借来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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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刚开始有人怀疑癌症可能是环境因素造成的。烟草、辐射、激素和石棉被视为可能造成癌症的因子，只是这一切都没有得到确认。有些研究人员认为，若非第二次世界大战需要大量科学家的投入，可能就会有人对这些早期发现采取行动。虽然如今我们无法确知是否真会如此，但我们面对癌症的方式可能会更加协调、更加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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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20世纪四五十年代，我们饱受大量癌症确诊之苦，每年确诊罹患癌症的人数高达20万。我们为了让自己的言行得体，于是将这种疾病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花在研究癌症上的经费少之又少。事实上，美国国家广播公司（NBC）甚至禁止节目中出现“癌症”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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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HIV造成的异样眼光一般，癌症既无法理解，又让人蒙羞。癌症被形容为“文明病”，归咎于现代生活，甚至被视为一种惩罚。患者会隐匿自己的病情，不敢公开谈论他们的命运。无法根治的疾病会暴露出我们的弱点，引发人们的恐慌，让人指指点点，还会在社会中激发出最让人厌恶的本能。与此同时，它们也会导致一些人做出激进、疯狂的选择。纽约市社交名媛玛丽·拉斯克身上就发生了这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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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有美貌，有魅力，又有钱，生来便命运非凡。她出生在威斯康星州的上流家庭，20世纪20年代童年时饱受各种疾病之苦，从痢疾到一再出现的耳痛。有些疾病如今用简单的抗生素就能治疗，但那时这些让玛丽孤独又无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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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玛丽还是小女孩时，有一天跟母亲来到城边一间小木屋，去送要洗的脏衣服。玛丽的母亲在门外稍微停留了一下，在进去前跟女儿说了一句：“贝特女士患了癌症，乳房被切除了。”玛丽说：“什么意思，是被切掉了吗？”母亲点了点头，走进房间。贝特女士躺在一张矮床上，床单掩盖不住胸口上极为明显的手术伤疤。她躺在那里，身旁有7个吵闹又需要关注的孩子。这一刻后来会成为玛丽生命中的一部分。她日后回忆道：“我永远无法忘记当我听到这种疾病时有多么愤怒，这种疾病造成了如此大的痛楚和残缺，我认为应该对此做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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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上大学时，她的父亲已经消瘦虚弱，几乎不能吃东西。她的父母受高血压之苦，在玛丽30多岁时两人都因此去世。这让玛丽对医生和医学研究“感到深深怨恨”。她对无法救她家人的医疗体系嗤之以鼻。日后她会将这些早期经历视为她一生志业的灵感来源：“我发觉，这一切都源于疾病在我或任何其他人身上时，所造成的我的强烈反抗和愤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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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玛丽·伍德沃德小姐在1940年6月某天偷偷和广告奇人艾伯特·拉斯克结婚时，没人想到有一天她会大力倡导医学研究，更没有人想到她所倡导的不但会影响到癌症患者，甚至会定下现今所有HIV药物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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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玛丽遇见拉斯克的前一年，她的生命遇到了转折。当时，她是一位住在纽约市的离婚女性，跟生育控制运动领导人玛格丽特·桑格是密友，并开始替美国节制生育联合会（现今计划生育联合会的前身）募款。她开始看到公共卫生体系的种种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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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和拉斯克结婚后，开始担忧她的老管家日渐衰弱的身体。这位女管家明显身染重病，但不肯透露她得的是什么病，所以玛丽只能直接询问管家的医生。那个年代还没有隐私保护法。医生告诉玛丽，女管家想隐瞒她得了子宫癌。不久之后，让玛丽大为震惊的是，生病的女管家被送进一家名称类似“无法治疗的患者之家”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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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玛丽的先生是纽约市最有权势的男人之一，她现在有了强大的盟友，决定与癌症一搏。当她得知美国癌症控制协会的预算少得可怜，会员仅有1000人，也没有研究主题时，便决心改革这个组织。为了让大众知道癌症研究的重要，她用了一项新策略：广告。在她先生的协助之下，她说服了NBC的执政官大卫·沙诺夫取消禁止在节目中说“癌症”的限制。她的论证非常有力，使得大卫·沙诺夫不但取消了禁令，还同意让明星鲍伯·霍普在频道上发表讲话，说明癌症研究经费有多么迫切。她说服了《读者文摘》的编辑刊登关于癌症的文章，招募了一批能够在这个议题上煽动情绪的写手，而且还至少有一次亲自替杂志撰写文章。整体看下来，她募到的经费多到不可思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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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的是，科学又一次让她失望了。1952年，她的先生死于直肠癌。许多女性可能会因此更加难受，既因为疾病感到生气，也对那些宣称可以打败疾病的人感到失望，但玛丽没有。她再次全力投入对抗癌症的战役中，失去挚爱的爱人让她的倡议和游说工作更加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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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将美国癌症控制协会更名为美国癌症协会（ACS），并成功游说美国国会支付研究经费给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NCI），将癌症研究经费从1947年的175万美元，提高到1961年不可思议的1.1亿美元。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这笔庞大的预算有一半用在测试数千种可能的药物、过滤渺无边际的各种化合物，试图找出几种有希望的药物。虽然这种新定义下的“抗癌之战”是一种进步，但采用的手法实在不够理想。对患有白血病的老鼠施用随机的化合物和药物，这样的科学既无创新，也不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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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底特律韦恩州立大学密歇根癌症基金会工作的年轻化学教授杰罗姆·霍维茨，想要找到一种更为聪明的方法对抗癌症。他假设，如果没办法直接针对癌症本身，那么可以转而针对癌症所需的东西：细胞。由于癌症是细胞无止境的分裂增生，杀死癌症的最好方式，就是去除细胞的分裂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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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在一分为二之前，必须先复制一遍自己的DNA。每个细胞都要有自己的一套遗传物质，且遗传物质在细胞之间需要一模一样。DNA由“生命的积木”核苷酸组成。螺旋体会自己展开，直到DNA拉长有如梯子一般。这个梯子一阶阶断开来，使DNA链分开。此时DNA看起来就像一条拉链，分子的链节慢慢分开。而DNA的双链到了最后会分别进入各自的细胞。新的生命积木移入不断拉开的DNA拉链，形成新的DNA。它们在这里所做的，就是从原本DNA里复制出两个一模一样的副本。正如拉链一般，新组成的DNA形成了互补结构，可以跟原本的那条DNA完美组合在一起，生成两组具有功能的全新拉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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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DNA的双链是互补的，所以双链都记录了细胞所需的所有遗传信息。组成双链DNA的碱基有简单的排列形式，每个碱基会跟另一边唯一可以互补的对应碱基紧密结合在一起。腺嘌呤核苷（A）一定会跟胸腺嘧啶核苷（T）配对，而鸟粪嘌呤核苷（G）一定会跟胞嘧啶核苷（C）在一起。这些生命积木会紧密结合；DNA生成时，必须依靠每个核苷酸的正确配对。核苷酸上的糖类和磷酸盐会连接成骨架，将一切串在一起，形成双螺旋结构。一旦两条一模一样的DNA制造完成，细胞就能进行分裂，让细胞一分为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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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维茨有个魔鬼般的计划，来阻止DNA复制。他提出了“假核苷酸”的构想：作为简单的生命积木胸腺嘧啶核苷的代替品，他用的是胸腺嘧啶核苷的变体。一旦他的假核苷酸进入细胞，就会突然阻断DNA的生成。细胞因此无法分裂，而癌症就能止住。霍维茨日夜不停地工作，制造出了能取代DNA四个碱基（A，T、G、C）的假核苷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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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维茨有妻子，且家庭成员还在增长中，但他依然不断前往实验室，经常在夜间和周末独自一人在实验桌前工作。他相信他的策略是对的。也许正是因为如此，这个策略失败时，他才会如此受伤。他用自己制造的新药来治疗患有白血病的老鼠，但什么事都没发生。肿瘤依旧增长，肿瘤细胞增生的速度甚至不曾慢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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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是1964年，世界看似快要崩解了。越战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美国国内的《民权法案》在四处暴力抵抗中通过，而全国各地的实验室，研究人员正迫切地想要找到一种治疗癌症的药物。霍维茨写下了他的失败。他心中相信，这些药总会有些用处。他将自己的失败描述给韦恩州立大学的同事时，殷切地形容这些药物是“一些非常有意思的化合物，只等待正确的疾病到来”。虽然这些化合物有着望穿秋水的潜力，但霍维茨没有替这些药物申请专利。药物专利相当费钱；何必浪费钱替失败的药物申请专利呢？毕竟，他在开发这些药物的时候，早已浪费了相当珍贵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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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失败的化合物被存档，纸本收录在底特律的实验室里积了一层厚厚的灰尘。其中一个盒子里装的是AZT，一个看似没有用处的化合物。它将在那里待上整整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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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巴里在宝来威康公司组建团队开发第一种有效治疗HIV的药物时，在马里兰州贝塞斯达有另一个团队也正在成形。玛丽·拉斯克的国家癌症研究所位于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旁边，是一个由实验室和办公室组成的小园区，四周有着花朵盛开的茱萸树，24小时都有研究员在蜿蜒的小径上穿行。研究所的位置选得相当有先见之明，位于一家医院旁边，让研究人员和医疗人员有互相交流的契机，同时也使得血液样本可以快速从医院送到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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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缪尔·布罗德尔跟在密歇根州发明了癌细胞机制药物的霍维茨一样，也是在底特律出生和长大的。布罗德尔在20世纪70代初进入国家癌症研究所时，还只是一位年轻的临床研究人员，但很快就从副临床研究员升任肿瘤科主任。到1980年时，他已成为研究团队的重要成员之一，即将接受一项他不可能知道会到来的挑战：一种前所未有的新传染病大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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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癌症研究所正经历一场分子进化。许多当今常见的基本分子技术，如测序、克隆、蛋白质表达等，这时才刚刚起步，而且全都来自这个著名的研究所。这是分子生物学的复兴，而组成这个研究所的，正好就是一批独到、充满热情，而且准备好成为下个世代科学领袖的年轻科学家。布罗德尔是在1981年得知这种叫作“同性恋相关免疫缺陷”的新疾病的。一位最近去过海地的年轻男子身上出现了一些奇怪的症状，而这些症状不该同时出现才对。布罗德尔从来没看过像这样子的案例。他跟一位同事谈到这个奇特案例时说：“我希望我们以后不会再看到像这样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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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这迅速蔓延的传染病是个相当政治化的议题，但大多数科学家从最初就明显看到，这种疾病跟生活习惯无关。当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一位同僚说这种疾病只跟男同有关时，国家过敏与感染疾病研究所（NIAID）所长安东尼·福奇就指出，这种疾病可以通过母亲传给孩子，并愤怒地答道：“胎儿是有什么样的生活习惯，才会染上这种疾病？”对于提出批评的人（无论是科学家还是记者），福奇都提出有力的证据，说明这种疾病与生活习惯或性向无关。福奇跟许多HIV研究者一样，殷切地指出这种疾病流行的真实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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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同样在国家癌症研究所工作的罗伯特·加洛宣布，AIDS是由逆转录病毒HTLV-III造成的时，政策制定圈相当兴奋，因为他们很想向社会大众承诺这种疾病有解药，从而平息大家的恐惧；不过，科学家可不觉得这有什么好兴奋的。1984年4月的一天，加洛站在里根总统的卫生与民众服务部部长玛格丽特·海克勒旁边，但他对海克勒所说的越来越感到不安。他当时疲惫不堪，因为他才刚刚飞了一整晚从意大利回到美国，赶到又挤又热的新闻办公室。他的自尊心受到了打击，因为前一天《纽约时报》才刚刚发表一篇文章，把发现HIV的功劳给了巴黎的巴斯德研究所。而现在，海克勒又提出一些打高空的说法，说新的治疗方法正在研发中。事实上，她甚至还说两年内就能找出治愈AIDS的方法。对于这种明知是谎言的说法，加洛觉得自己无力更正。这次的记者会在多年后仍会让他感到不安，因为这让他与法国科学家的隔阂更加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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