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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会生病 悲伤和抑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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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似乎是一种现代瘟疫。自杀是北美青年人死亡的第二大原因，仅次于交通事故。大约有10%的美国青年人经历过至少一次严重的抑郁症。而且，在近几十年里，抑郁症的发病率似乎一直在稳步增加，在许多工业化国家中几乎每10年要翻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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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看起来毫无用处。即使不说自杀的危险，整天愁眉苦脸地凝视着天花板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严重抑郁的人会对所有的事情失去兴趣，包括工作、朋友、食物、性，就好像控制着愉快和积极主动的开关被关掉了。有些人会不由自主地哭泣，另一些人却漠然毫无表情。有些人每天清晨4点起床然后就无法入睡；另外一些人却每天睡眠12～14小时。有些人有幻觉认为自己贫穷、愚蠢、丑陋，或者患了癌症濒临死亡。几乎所有的人都有一种自我贬低的倾向。这些症状是如此糟糕，以至于考虑它们对我们的生存有什么好处本身都显得很荒谬。然而，抑郁又是如此常见，与一般悲伤的关系是如此密切，我们不得不去思考到底抑郁是一种异常，还是一种正常能力的调节失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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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许多理由认为悲伤是一种适应性性状。这是一种大家都有的能力，某些原因会诱发它，而这些原因往往都与“损失”有关。悲伤的特征在不同的文化之中是相对一致的。困难在于弄清楚这些性状用处何在。快乐的用处不难理解。快乐使我们开朗，让我们积极，并且不屈不饶。但是悲伤呢？没有了这种情绪，我们难道不是更好一些吗？回答这些问题的一种实验方法就是找到那些感受不到悲伤的人，然后观察他们是否生存得更好。或者，是使用一种药物阻断正常的悲伤。我们猜想这种研究已经在大规模人群中进行了，因为有越来越多的人服用新的抗抑郁精神药物。在我们等待这些研究结果的同时，悲伤的特征和引起沮丧的原因已经提供了一些线索，有助于我们认识它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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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沮丧的“损失”是生殖资源的损失。不论是钱、配偶、声誉、健康、亲属或者朋友，这些资源，在大多数人类演化过程中，都可以增加生殖成功。损失如何能有利于我们的生存呢？损失提醒你，也许你做错了什么事情。如果悲伤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改变我们的行为，终止当前或者将来的损失，那它就是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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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在遭受损失之后是怎样去改变行为来促进生存的呢？首先，你必须停止正在做的事情。正如疼痛可以让我们丢掉一个烫手的山芋，悲伤促使我们停止正在引起损失的活动。其次，把人类通常的乐观主义暂时放一放，也是比较明智的选择。最近的研究发现，我们大多数人都高估了自己的能力和效率。乐观主义的倾向可以帮助我们在尔虞我诈的社会竞争中取得成功，也可以使我们在暂时没有得到利益的时候依然坚持重要的战略和关系。然而，在遭受损失之后，我们必须摘下这副玫瑰色的眼镜，客观地考量我们的目标和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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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突然的损失，还有其他的情况，就是无论你付出多大的代价、做了多好的计划、尽了多大的努力，那些重要的“生殖资源”就是不存在或者根本得不到。工作会终止，友谊会破裂，婚姻会失败，有些目标不得不放弃。有些时候，我们不得不放弃一项重大项目，把有限的资源投入到别的事情上。这种放弃不应当轻易为之。一个人不应该在冲动的时候草率辞职，因为在另外一个工作岗位重新训练从头做起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同样，轻易放弃已经付出重大投入的、重要的友谊关系或者生活目标，也不是明智之举。因此，我们通常不会很快地做出重大的生活改变。低落的情绪使我们不会为了逃避暂时的困难匆匆改变目标，但是当困难依然存在甚至增加，生命中的能量浪费更大时，这种情绪有助于我们放弃无望的投资，去考虑别的办法。治疗师们早已知道，只有当一个人最终放弃某些孜孜以求的目标，把精力投向新的方向时，许多抑郁才会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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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高涨或者低落的能力，似乎是一个能够按照当前情况适实调整，实现资源最佳分配的机制。如果付出得到回报的希望很小，最好还是什么都别做，不然只是浪费精力而已。房地产商在经济衰退的时候投资可能是个错误。不能通过某项课程的学生，有时最好还是改选另一课程。农民在干旱的时候播种很可能会破产。相反，如果我们遇见一个转瞬即逝的机遇，我们最好还是不顾风险迅速做出最大的努力争取最大的收获。当100万美元现金在底特律大街上从运钞车上掉下来的时候，迅速做出反应的人，必定获利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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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久的未来，对悲伤的理解将变得至关重要。我们随心所欲选择心情的能力正在迅速提高。新一代精神药物的药效和特异性都在增强，而副作用越来越弱。十几年前，曾经有强烈的呼声反对“索马”（soma），阿道司·赫胥黎（Aldous Huxley）在《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一书里虚构的让人们能够忍受沉闷无聊生活的一种药物。奇怪的是，现在类似的药物已经成为现实，但是质疑的声音却消失了。人们不知道事情的发展有多快吗？我们确实应当努力减轻人们的痛苦，但是消除正常的情绪低落是否明智？许多人直觉地认为用药物人为地改变情绪是不好的，但是他们也很难反对使用那些不上瘾又有很少副作用的药。除非这种药物会干扰某些正常的生理功能，否则，我们无法提出合理的医学理由反对使用这种药物。我们预计，在不久的将来，人们就会知道悲伤在什么时候有用、什么时候没用。演化论将为解决这些问题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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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承认，这样的分析未免失之过简。人们并不是受到某种内在的控制，如同计算机程序，去追求生殖成功最大化。人们会形成一些深刻的、持续终生的感情纽带，会体验到塑造他们生活的爱与恨。人们有宗教信仰规范他们的行为，有各自的目标和野心，也有亲朋好友形成的关系网。人类的生殖资源并不同于松鼠地窖里的松子和坚果；相反，它们是不断变化着的微妙的社会系统。所有这些复杂的因素，并不违背我们那些简单的论断。它们反而说明，利用适应主义工作程序来理解人类情感的功能是一件多么迫切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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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情绪低落是正常的，有一些却明显是病态的。这些病态的情绪低落，有着十分复杂的原因。遗传因素对躁狂抑郁症有决定性的影响。病人的情绪会在深度抑郁和进攻性妄想之间大幅度摆动。如果父母之一有躁狂抑郁症病史，后代患病的风险因素会增加5倍。如果父母亲都有此病史，风险则会增加10倍，发病率可能达到30%。这些基因并不罕见，躁狂抑郁症在人群中的发病率为0.5%。我们的下一个问题，读者想必已经猜到了，为什么这些基因会保留在基因库中呢？答案同样也不陌生：它们可能在特定的环境中，或者在与其他基因联合起来发挥益处。爱荷华大学精神病学教授南西·安第逊（Nancy Andreason）的一项研究发现，在久负盛名的爱荷华作家创作室（Iowa Writer’s Workshop）里，80%的作者都有某种情绪障碍的经历。引起抑郁的基因是否有益于创造性？这种病严重破坏了一些人的生活，但是引起这种病的基因，似乎能够给一些病人带来某些好处，或者给携带这个基因但并未发病的人带来某些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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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州立大学的演化论研究员约翰·哈顿（John Hartung）观察到，抑郁症在那些“功高盖主”的下级中比较常见。一个下级，如果充分显示了自己的能力，就有可能遭到上级的打击。哈顿提出，最好的自我保护就是韬光养晦，在上级面前表现得很平庸，不露锋芒。这便能很好地说明，为什么许多很有成就的人常常自卑。哈顿的理论再一次提醒我们，人类的情感是很复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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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研究的另一个学派，他们追随的是英国精神病学家约翰·普莱斯（John Price）的理论。约翰·普莱斯关注的是情感在维持人类等级制度中发挥的作用。当一个人在争取更高社会地位的斗争中失败，但又不愿意向获胜者臣服的时候，抑郁症就会发生。他们提出，抑郁症有可能是一种“非自愿的服从”的信号，这种信号会使他们免受胜利者进一步的攻击。这些研究人员描述了一些案例，在这些案例中，患有抑郁症的人在做出“自愿服从”的决定之后病情就大为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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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迈克尔·罗利（Michael Raleigh）和迈克尔·麦圭尔（Michael Mc Guire）已经发现了联系情感与社会地位的大脑机制。在对绿长尾猴的研究中，他们发现，群体中地位最高的雄猴脑内神经递质（血清素，serotonin）的水平要比其他雄猴高出两倍。当这些身居高位的雄猴失去了地位时，它们的血清素会立即下降，它们开始变得萎靡、呆滞，拒绝进食，完全就像患了抑郁症。这些行为可以用抗抑郁药，例如氟西汀（prozac）来防止，因为氟西汀可以提高血清素的水平。更加惊人的是，如果把最高等级的雄猴从猴群中带走，然后随机选择一只雄猴让它服用抗抑郁药，这只雄猴会马上变成新的最高统领。这些研究表明，血清素水平在一定程度上调控着社会地位，而某些情绪低落很可能是地位竞争的产物。如果真的是这样，我们不得不想一想，现在大公司里越来越多的员工开始服用抗抑郁药，后果会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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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抑郁症的另外一种角度，就是考虑秋天到来白天变短对人情绪的影响。很多人都患有季节性忧郁症（seasonal affective disorder, SAD）。它与寒冷季节有明显的关系，许多研究人员都认为：情绪低落可能是残留下来的一种冬眠反应，或者是这种反应的一个变形。季节性忧郁症在女性中更为多见，这可能意味着这种反应与生殖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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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社会，是否有新的环境因素促进了抑郁和自杀？尽管各个年龄阶段的人似乎都认为他们的生活不如早年快乐，最近有证据显示，抑郁症案例的确更加普遍。一组研究人员分析了来自世界上5个不同区域、9个研究项目、共涉及39000人的数据。研究发现，每个国家的年轻人都比他们的长辈更容易患上抑郁症。而且，在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国家里发病率更高。我们还需要等待更多的研究来支持这些发现，但是毫无疑问，现代生活中某些新的环境因素可能促进了抑郁的流行。这里我们只提出两点可能的原因：大众传媒，以及社区的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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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传媒，尤其是电视和电影，一方面破坏了我们亲密的社会网络，另一方面却有效地把所有的人变成一个竞争的整体。竞争不再只是在50个或者100个亲友和熟人之间进行，而是在50亿人之中进行。在你的俱乐部里，你可能是最佳的网球手，但在你的城市里就不一定是了，如果是在你的国家里，或者是在这个世界上，这种可能性更加微乎其微。人们几乎把一切活动都变成了竞争，不论是赛跑、唱歌、钓鱼、划船、吸引异性、绘画，甚至是观鸟。在以前，你很有可能在某些方面是最好的。即使不是最好的，你身边的人也会尊重和赞赏你的技能。但现在我们却是与全世界最强的对手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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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视上看到这些成功人士会引起观众的妒忌。妒忌在古时候也许是有用的，因为它促使我们的祖先去努力做到别人做到的事情。但现在，我们没有几个人能够实现这个目标，而且我们没有人能够过上电视里展现的那种生活。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个漂亮、潇洒、富有、热情、可爱、勇敢、智慧、富有创造性、有力量、光彩照人的英雄，在现实世界里根本不存在。我们自己的妻子（丈夫），父亲和母亲，儿子和女儿，相比之下太逊色了。所以，我们对他们不满意，甚至对自己也不满意。心理学家道格拉斯·肯立克（Douglas Kenrick）在深入地研究之后发现，人们在看过电影、电视故事中理想的伴侣之后，对现有伴侣的忠诚度下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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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技术也瓦解着社会组织。作为一个社会性的物种，最糟糕的惩罚便是被孤立，但现代的组织并不见得好多少。它们多半是由竞争者组成的，几乎没有血缘关系，只有偶尔遇到的一两个志同道合的朋友。随着每个人各奔前程，大的家族结构已经瓦解了。即使是核心家庭，社会中最后一个稳定的组织，似乎也在走向末日。超过半数的家庭因离婚而解体，越来越多的儿童是在单亲家庭里长大成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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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有着一个根深蒂固的心理需要，即，在一个支持我们的群体中找到一个安全的位子。没有了家庭，我们就会到别的地方去满足这种需要。越来越多的人在朋友中，在各种各样的支持性社交机构中，甚至在心理治疗小组中寻找他们的社会立足点。许多人皈依宗教，很大程度上也正是因为它提供的归属感。有些人积极宣扬“家庭价值”，企图保护这种受到威胁的生活方式。我们大多数人最想要的还是找到一段亲密关系，一个“真正爱我的人”，他（她）爱的是我这个人本身，而不是因为我能够为他（她）做的事情。对许多人来说，这种追求是苦涩的、没有结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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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会生病 缺乏依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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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析和行为科学认为，亲子纽带是哺乳和抚养的结果。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威斯康辛大学的灵长类学者哈利·哈罗（Harry Harlow）在研究了猴子的行为之后，就对这种学说提出质疑。他把幼小的猴子同母亲分开，然后给它们两个替身母亲，一个是用铁丝制造的，冰冷生硬但却有一个装牛奶的奶瓶；另一个是用软布制造的，柔软温暖但不提供食物。虽然幼猴会从铁丝猴的奶瓶中喝奶，但它们依恋的却是布猴，如果把布猴拿开它们会尖叫。哈罗得出结论认为，某种演化机制可以促使母婴之间形成依恋的纽带。莱茵·斯匹茨（Rene Spitz）发现，孤儿院抚养大的儿童缺乏社交能力，受此研究启发，哈罗设计了另一个实验：在隔离状态下把婴猴养大。这样养大的猴子都不正常，它们无法与别的猴子相处，难以找到配偶，不关心自己的幼猴，甚至还攻击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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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英国精神病学家约翰·鲍尔比（John Bowlby）与生物学家朱利安·赫胥黎（Julian Huxley）一道参加了一个研讨会。受到赫胥黎的启发，鲍尔比开始阅读康拉德·洛伦兹（Konrad Lorenz）所做的一系列印记实验。雏鹅在幼年的关键时期，会获得对母亲或者其他类似大小的活动物体的印记。洛伦兹的靴子就足够相似，所以他有许多照片记录了他被许多雏鹅尾随的情景。鲍尔比立刻联想到，许多病人的症状像是早年的依恋关系出了问题。当他询问他们幼年的人际关系时，他发现到处充满问题。有些人的母亲从来就不想要这个孩子，有些人的母亲因为自己太过抑郁而没有理会婴儿的微笑和呢喃。许多人的母亲曾威胁要杀死他们，而他们一直就在这种阴影下长大。人们早年的遭遇正对应了他们长大之后经历的问题。他们无法信任别人，认为别人的拒绝理所应当，觉得必须讨好别人不然就会被抛弃。鲍尔比敏锐地洞察到，被忽视的婴儿的一些依赖和回避的行为，可能是一种企图与母亲拉拢关系的适应性行为。他认为我们不应该责备病人“过分依赖他人”，因为他们只是在试图保护自己免受一些可怕的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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