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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脑传 [:1700672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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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脑传 第5章 进化：19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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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8年2月，29岁的查尔斯·达尔文坐在位于伦敦卡纳比街正对面的住所中，翻开了他那本《关于知识力量的询问和对真理的调查》，这是苏格兰医生和哲学家约翰·阿伯克龙比所著畅销书的最新版本。在开篇几页中，阿伯克龙比直截了当地宣称他完全不知道思维和脑之间的确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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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我们什么都不懂。我们知道物质和精神的一些特定属性，这些性质彼此截然不同。但关于这两者，除了已知的事实外，我们的能力已经无法使我们再向前迈出哪怕一步。在基础层面和本质层面，两者究竟是相同还是不同，我们不知道，而且以我们现在的水平，我们永远都无法知道。[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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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伯克龙比指出了一个基本问题，但达尔文对此毫不关心，他在左侧文字的下方用铅笔划出两条波浪线，并在页底写道：“指出思维与脑结构存在密切关系就够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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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认为脑和心智有紧密的联系，他在某本笔记本上简洁地写道：“脑创造思维。”但他感兴趣的主要是这种联系的含义，而不是它的确切性质。[3] 18个月前，达尔文搭乘的勘探船“小猎犬号”结束长途旅行返回了伦敦，他开始专注于研究物种的起源以及物种为何如此多样。随着研究的深入，达尔文越来越相信自然选择在塑造生物体的过程中扮演的作用，并探索了这一发现对于脑和思维之间的联系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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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年，达尔文在一本约翰内斯·弥勒的著作《生理学原理》（Elements of Physiology ）上批注道：“脑的这种遗传结构一定是本能的起源：这种结构可以像其他任何适应性结构一样被培育出来。”[4] 达尔文意识到，如果是脑产生了思维，那么脑的结构和它产生的思维之间一定有某种联系，这意味着自然选择可以通过改变脑结构来改变心智和行为。这不仅可以解释本能行为的起源，原则上也可以解释人类心智的起源。从这个角度来看，脑及其产生的行为与其他任何器官没有什么不同。事实上，达尔文在他的一本笔记中写道，思维是“脑的分泌物”，“就像器官的功能，正如胆汁之于肝脏一样”[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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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多年来，达尔文一直把精力集中在他所谓的“有关大物种的书”上，收集自然选择和人工选择的例子，并撰写各章节的草稿，但没有任何特别的紧迫感或要完成写作的迹象。1858年6月，达尔文收到了年轻探险家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的一封信，信的内容令他感到震惊。华莱士给达尔文寄去了一篇他写的文章，文中概述的自然选择的机制竟然与他在过去20年里私下探索的机制完全一样。研究结果可能被别人抢先发表，这使达尔文深感不安，他把这封信转发给了他的朋友约瑟夫·胡克和查尔斯·莱尔。两人匆忙间找到了一个解决方案，既保留了达尔文的优先权，又认可了华莱士的见解。在一次例会上，林奈学会（Linnean Society）[7] 听取了华莱士的信和达尔文的注释，以及达尔文在1844年撰写的一篇总结了他观点的论文的摘要。华莱士的信最终促使达尔文采取行动，并于1859年11月出版了《物种起源》。[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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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达尔文这本惊天动地的书回避了人类进化这个尖锐的问题，也没有谈及行为、心智和脑之间的联系。在第一版中，“脑”这个词只出现过一次，文中也只出现了一条关于人类进化的暗示性评论。达尔文后来对这一做法给出了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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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我一直在做有关人类起源或谱系的笔记，但并不打算在这个问题上发表见解，因为我认为出版这些内容只会增加人们对我的观点的误解。在我的《物种起源》第一版中，我认为我已经说得很清楚，这部著作“足以使人类的起源和历史拨云见日”。这意味着，任何有关人类产生的论述同样遵从其他生命产生所遵从的一般性规律。[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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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种起源》的出版对许多读者来说具有颠覆性意义，这使西方学术界进入了一段充满不确定性的时期：根据历史学家欧文·查德威克的说法，19世纪60年代，“英国、法国和德国进入了‘疑惑时代’，这里的疑惑单指对人类起源的疑惑”。[10] 其中一个关键问题正是达尔文在他的工作中巧妙回避的问题——意识是如何从脑活动中产生的（或者是否是从脑活动中产生的）？这个关键的问题既是引发疑惑的原因之一，又是疑惑的焦点。1861年，达尔文的支持者、爱尔兰物理学家和科学教育家约翰·丁达尔在伦敦周报《星期六评论》上探讨了这个问题。丁达尔以对这个问题看似简单直接的唯物主义描述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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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相信，每一个思想和每一种感觉在神经系统中都有其明确的、机械的关联物——它伴随着脑中原子的某种分离和再聚合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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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正如他所描述的那样，当你探究“关联物”（correlative）和“伴随”（accompanied）的真正含义时，情况很快就变得复杂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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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试图从物理学现象过渡到思维现象时，我们遇到的问题的难度远远超出了我们的能力所及。我们可以反复思考这个所有已知智识都难于描述的问题，而最后，我们仍然面面相觑，毫无头绪。[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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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释意识是如何从脑活动中产生的这个问题上，甚至没有人知道该如何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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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并没有阻止一些科学家进行猜测。1860年，德国生理学家古斯塔夫·费希纳（Gustav Fechner）做出了脑科学史上最大胆、最卓越的预测之一。费希纳指出，心智明显的一体性源自脑结构的完整性，这意味着如果你切断连接两个大脑半球的胼胝体，那么你将会产生两个心智。费希纳说，这两个心智最初是一模一样的，但随着经验的积累，它们会逐渐变得不同。[12] 直到一个多世纪后，这一戏剧性的假设才在美国通过精神外科学（psychosurgery）研究得到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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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后，丁达尔分别于1868年和1874年在英国科学促进会发表了两场影响深远的演讲，进一步解释了他的立场。演讲使用了莱布尼茨磨坊理论的现代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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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我们的心智和感官足够全面、强劲和聪慧，使我们能够看到和感觉到脑的每一个分子，即使我们能够追踪和观察它们的所有运动、聚集和放电现象（如果它们放电的话），即使我们非常熟悉思维和感觉的对应状态，对于“这些物理过程是如何与意识产生联系的？”这个问题，我们还是像以前一样一无所知。[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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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丁达尔和莱布尼茨来说，以物理过程为基础来解释思维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两种现象存在本质上的不同。两人使用了不同的术语，但他们的结论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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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意识是如何产生的这个问题，当时主要有两种看法：要么承认这个问题的答案还不清楚，但总有一天会得到解答；要么像丁达尔一样，坚持认为这个问题在本质上是不可知的。埃米尔·杜布瓦-雷蒙同意丁达尔的观点，他在1872年掷地有声地指出，唯物主义永远无法解释思维的本质：“想象不出物质粒子能有什么样的运动可以将我们带入意识的领域。”[14] 他还提到，心智过程“不受因果律约束，因此是无法被理解的”。[15] 杜布瓦-雷蒙用一个拉丁短语结束了他的论述：Ignoramus et ignorabimus。几十年间，这个短语在有关科学知识局限性的争论中变得很有名，它的意思是“我们现在不知道，我们将来也不会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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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质疑我们理解脑的能力的浪潮也影响到了进化生物学界。当涉及人类的进化时，达尔文的一些最紧密的追随者的态度也变得微妙起来，开始摒弃他们对自然选择的支持。1866年，阿尔弗雷德·华莱士提出，人类的进化，特别是人类心智的进化，不能用自然选择来解释，并认为其中一定涉及某种超自然的力量，这令达尔文大为震惊。这种态度激变的直接原因是华莱士在那年冬天参加了一个降神会，并开始痴迷于唯心论。在表演的过程中，灵媒尼科尔小姐突然出现在了一张桌子上，而且看起来是飘浮着的，她还变出了沾着露水的夏日花朵。[16] 这一切令华莱士着了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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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莱士痴迷于“外质”（ectoplasm）[17] 和他眼之所见的证据，并把他新发现的关于精神世界的信念应用于人类的进化问题上，还用丁达尔的疑惑来支持他的新观点——人类不受达尔文理论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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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自然选择还是更普遍的进化理论，都无法解释任何有感知的或有意识的生命的起源问题……有意识的生命的出现是一个独特的现象，而人类拥有道德和高级智能也是如此。说后者起源于任何进化规律，这令人难以接受。[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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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莱士认为，适用于人类的法则与自然界的其他法则截然不同，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人显然无法解释思维的物理起源。[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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