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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修订版） 序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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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新忠博士的《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可说是非主流的历史研究。虽然论文引用了大量主流史学研究常引用的资料，如方志、文集等，但由于中国传统的历史研究比较注重政治、制度与上层学术思想等，一般人对历史这门学问的了解也多局限于此，所以在主题上，或许让读者觉得不属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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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主流与非主流史学之间的界限，在今天中国历史研究的领域里似乎已渐松动。其实这个变化在欧洲的史学界早已发生。西方史学者对日常生活、寻常百姓的生命历程等的历史已关注了数十年之久，在今天，这类史学已毫无疑问地成为西方的主流。虽然传统的政治史、事件史并没有因而完全消失，而以所谓“新的旧史学”（意指重新解释的政治或大事件、大人物的历史）重新出发，但是政治史并没有再度成为唯一的历史研究主流。或许，当社会真正关注人的具体生命与生活的种种复杂问题时，就不会再把所有的精力与兴趣投注在传统定义下的政治权力或抽象的思想上面。其实，只有多方面地探讨人的历史，才能比较全面地了解我们的过去与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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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新忠是大陆新一代的优秀史学工作者。我在2000年秋访问南开大学时与他初次见面，并读到他刚完成的博士论文，也与他讨论了不少有关疾病史的问题。我深深感受到他对研究的热诚，并佩服他能在不甚有利的客观条件下，短短三年内完成内容如此丰富的论文。同时他的论文让我意识到大陆史学研究与国际史学研究的趋势接轨日趋密切，这是令人感到兴奋的发展。我当时估计，余新忠的论文必然会受到史学界的重视。果然不出所料，两年后，欣闻此论文被评为2002年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并正式出版，实在替新忠感到高兴。当新忠要我为此书写序时，我义不容辞地马上答应，除了感到荣幸外，也觉得有义务鼓励更多年轻的学者加入研究疫疾社会史及其他相关领域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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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新忠选择了一个非主流的社会史题目不令人惊讶。他的导师冯尔康教授是史学界的前辈，并很早对法国年鉴学派的史学研究有兴趣，且不遗余力地介绍、推广社会史，新忠受到启发勇敢地走入新领域，是件自然的事。我一向极景仰冯教授的学问，更敬佩他宽阔的眼界及对后辈的提携。新忠能得到他的指导是幸运的。当然，新忠本身的天资与努力仍是论文成功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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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忠的论文主题是一个很重要但同时困难度颇高的课题。无论在资料运用上、专业知识方面还是现象的解释上都相当不容易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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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资料方面。传统中国社会除了有关国家财政收支、人事等问题比较注重数字的记录外，其他方面的数据都不甚求精确。尤其不易找到可靠的地方性数据资料。这个资料方面的困难，是所有中国社会史学者都必须面对的。这与研究西方近代社会史的学者可利用丰富的教区或地籍资料写出精彩详细的地方史[1]不能相比。事实上，新忠将研究集中在江南地区的主因之一就是这个区域的资料相对之下还比较丰富，但就算如是，他仍必须以迂回的方式解释某些现象以补资料上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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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有关疫疾的性质方面。明清史料所提供的有关疫疾的资料，如病症、死亡率等往往让受了西方近代医学洗礼的现代人感到匪夷所思。到底史书所载的各种疫疾所指何疾？相信就算是医学专家也难以完全确定。这些限制加深了解释的困难。如以下这个简单的问题，就无法有圆满的答案：从文献看来，清代江南瘟疫较别处频繁，而江南以外地区，如岭南或其他地区疫情却较少。但这到底是由于江南的资料比较详细、江南的医生比较多，故有较多疫疾的记录；还是因为江南疫情的确较别处为严重？令人不禁怀疑这到底是否主要为资料性质的问题。同时，史籍所载的瘟疫种类是否只独见于江南？这类问题，既困难又有趣，仍待学者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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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无论如何（尽管困难重重），新忠已成功地为清代江南疫疾的社会史提供了一个可靠的描述。他利用了大量江南地区的各类资料，合理地解释了多次疫情发生的经过、分布情形与死亡率的影响。他的成就在于相当具说服力地将清代江南疫灾的重要性与复杂性呈现出来，特别在对社会的影响及社会应对能力的估计方面，有中肯的看法。在清代江南社会史这个复杂的拼图中，新忠放进了重要的一块，让后来者能有依据地把其他的部分填补上去。或者有一天，我们会看到比较全面的图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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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社会史方面的研究，台湾地区学者起步比中国其他地区学者要早，也已成为了主流史学的部分。这是由于台湾地区学术界近二十年来较直接受西方史学的影响。事实上这个领域颇广阔，每个研究者的兴趣无论在主题上、时段上均各有发挥。但是台湾学者较无法处理的问题，是比较细部的地方史方面的探讨。这当然是由于资料的限制。然而西方的社会史研究已进入相当细微的探讨。中国史这方面的发展，恐怕必须依赖如新忠一样的年轻学者。相信各地可就地取材的非文本资料不少，加上所藏的仍未出版甚至仍未编目的地方史料颇多，有待学者去发掘、利用。我国年轻学者乘地利之便，相信可以写出更多、更精彩的地方社会史。在这方面，新忠无疑已有了一个好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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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其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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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9月26日于台北南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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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著名法国史学家勒华拉杜里（Le Roy Ladurie）的名著之一《朗格多克的农民》（Les paysans de Languedoc，1969）就是利用法国南部地区大量详细的地籍资料（compoix）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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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修订版） 第一章 绪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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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漫长的历史时期，战争、灾荒、疾病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无尽的痛苦和灾难。虽然今天已难以复原和描述它们对人类的肆虐，不过对其在历史上的重大影响却多少可以想见。对于战争，史学家从来不缺乏重视[1]；而灾荒，近年来也已成为越来越多的历史学著作的论题；反倒是实际上与人类关系最为密切的疾病，却成了历史学家的漏网之鱼。在历史教科书中，不要说疾病，就是医学，也只是极其简略地一笔带过。事实上，疾病，特别是其中危害重大的传染病，不仅在历史上给人类文明的发展制造了种种障碍和灾难，就是在今天，仍有肺结核、疟疾、麻疹、痢疾、艾滋病和肺炎与流感为代表的急性呼吸道疾病等六种传染病依然威胁着全人类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健康与生命。最近的世界卫生组织（WHO）报告称：“全世界每小时有1500人死于传染性疾病，其中大多数是儿童和具有劳动能力的青壮年——而且他们中的许多人本来可以通过预防手段避免死亡，所需用的代价比购买几瓶阿司匹林所花的费用还要少。”[2]显而易见，对历史上疾疫的探索，不仅有利于更准确地理解历史，而且还将有助于更深刻地认识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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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文明发达的国家，无论是疫病对我们祖先的侵害还是祖先对疫病的斗争，都有着非常丰富的内容。从社会史的角度勾勒出中国疾病、医疗的变迁轨迹，除了有利于我们更深入地认识自己，也必将成为更好地理解世界文明进程的重要一环。在这样的背景意识指引下，本书选择清代江南作为自己的探讨对象，以期对历史上瘟疫的流行状况以及瘟疫与社会的互动有所揭示和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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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选题缘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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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对这一课题的最初兴趣是在资料的阅读中产生的。近些年来，我一直从事明清江南区域社会史、特别是清代江南社会救济史的学习和研究。在此过程中，我翻阅了不少有关清代江南的方志、文集和笔记，资料中不时出现的有关瘟疫的记载逐渐引起了我朦胧的关注，并让我感到疑问，在当时的史志中，瘟疫均和水旱等灾害一起归在“灾异”或“祥异”这样的条目下，既然同属灾异，为什么在灾荒史和社会救济史的研究中，人们总是较多地关注水、旱、虫等天灾，而很少注意到疫灾？稍做探索便发现，问题可能并不复杂：首先，史料相对不足而且零散，搜集较为困难；其次，由于资料较少，人们可能也就自然地认为在众多的灾荒中，疫灾并不重要；最后，当时的政府，也未能像对待水、旱等其他自然灾害那样，建立一套完整的救济制度，使得社会救济史学者对瘟疫的忽视变得理所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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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虽是很快找到了，但这样的答案并没能消弭我对瘟疫的牵念，相反却使我产生了更大的困惑。因为在随后的文献阅读中，我发现，不仅是现在史学研究中，就是在当时的文献资料中——包括官书（如《清实录》、《清史稿》）、地方文献（如方志）和个人文献（如文集、笔记）等，直接关于瘟疫的记载亦属少见。这似乎表明，无论是在今人还是在时人的观念中，瘟疫仿佛都是无关宏旨而不值得大书特书的细事。情况果真如此吗？结合对现实和历史的观察与思考，我甚感怀疑。似乎隐约感觉到，在历史上，很多事情的缺乏记载，可能是因为人们习以为常，而并不一定说明它重要与否。正当此时，我读到了业师冯尔康教授刚刚写完的长文《拓宽·深化·综合·探索——浅论当前的社会史研究》，他在对近年来社会史研究所做的高屋建瓴式的总结中，以相当赞赏的笔触介绍了我国台湾地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兴起的“人群生命史”研究，我眼前不禁为之一亮，颇有种豁然开朗之感。台湾学者刚刚开始的从社会史的角度对历史上直接关乎人类生命的疾病、医疗状况的开掘和重新阐释，不仅让我看到了这一研究领域的广阔前景，也彻底打消了我因缺乏专业医学知识而产生的畏难情绪，极大地激发了我的探索欲望和研究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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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我一直从事清史方面的学习和研究，这自然就使得我将研究时段定在了清代，而之所以没有按通行的古代史与近代史的分野截取其中的一段，乃是希望将有清一代当做一个整体来看待，认为这种整体性的考察，会有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和勾勒中国近世[3]社会的发展脉络和轨迹。至于选择江南，除了笔者对江南的历史与现实都相对较为了解以外，更主要的还是缘于以下几个方面的理由：第一，江南地势卑下，气候温暖湿润，而且该地水网密布，交通发达，人口密度也位列全国之冠[4]，这些，都非常有利于致病微生物的生长繁殖和传染病爆发流行。事实上，该地区也是全国瘟疫发生年次最多的地区之一（具体论述，参阅本书第二章第三节）。选择这一区域，自然有利于较为充分地探讨清代瘟疫的爆发流行及其相关问题。第二，清代的江南社会、经济、文化都相当发达，医疗技术水平也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当时主要针对瘟疫而兴起的“温病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基本都集中在这一地区，其中被称为清代“温病四大家”的叶桂、薛雪、吴瑭和王士雄，除吴瑭来自淮阴外，其余三人均出自这一地区。[5]医学的发达不仅预示着医籍的丰富，而且还便于更好地了解当时人同疾病的斗争。第三，江南作为全国社会、经济和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其发展状况不仅领时代之潮流，而且也多少预示着整个国家的发展方向，以该地区作为探讨中国近代社会发展轨迹的个案，显然有着无与伦比的典型意义。第四，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本书的问题意识之一，而该地区人文荟萃，绅缙云集，社会力量较为强大，选择这一地区作为研究对象，对认识中国近世社会力量的发展和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无疑十分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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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概念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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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瘟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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