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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修订版） [:1700708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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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修订版） 第二节 社会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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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研究业已表明，自然条件相对优越的江南到明清已成为全国社会、经济和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那么，这种先进性究竟表现在何处？明清江南的特点又是什么呢？对此，洪焕春《明清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优势和特点》[1]一文立足经济状况做了颇为全面而深入的概括，指出，明清长江三角洲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优势和特点表现在以下八个方面：第一，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富饶的自然资源；第二，充裕的农村劳动力和农业生产技术的先进性；第三，个体农民小土地所有制的扩大，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第四，农田水利的兴修与水网化，保持农业生产持续不衰；第五，以农为主，农、副工结合的产业结构，增强了农村个体经济的活力；第六，农村市镇密布，沟通了农村和城市的物资交流；第七，城市工商业的活跃，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的萌芽；第八，与经济发展相联系的实学新思潮和市民文学的兴起。这一以实证研究为基础的总结虽然以经济为主，且立足点与本书的主旨相去甚远，但为我们提供了认识的基点。下面就以这一概括为基础，围绕着本书的主题，并结合已有的其他研究和自己的思考对清代江南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特点做一简要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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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劳动力充分利用的农、副和手工业相结合的生产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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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人口压力一直是西方学术界认识中国社会的一把钥匙，20世纪80年代后，这一点也越来越多地受到国内学术界的重视。一般认为，人地矛盾到清代，特别是清代中后期，已到了非常突出的地步，然而这一矛盾并没有阻止清代社会经济的发展，也未形成“游民”成灾的不安局面。[2]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劳动力资源充分利用前提下的土地生产经营的集约化和手工业生产的扩展。在土地资源有限的情况下，终岁勤动的江南农民，往往能根据自身的条件和可能，开拓各种生产门路，使全家男女老幼都能从事力所能及的农业、副业和手工业劳动。据李伯重的研究，自宋元到明清，每个农户经营的土地面积虽然不断缩小，但由于其经营的集约化程度日趋提高，所投入的劳动并没有减少，相反有所增加。不仅水稻种植由一年一作制转变成水稻和春花轮作的“新一年二作制”，而且有越来越多的土地改种劳动投入相对高得多的桑、棉。[3]随着桑、棉等作物种植面积的扩大，农村家庭手工业也随之发展，丝、棉纺织业成为与农业并重的支柱产业。[4]逐渐形成了江南农家“人耕十亩”和“男耕女织”相结合的最佳经营模式。[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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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由“船”和“桥”构筑的便利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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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交通工具出现以前，江南密布的水网，无疑是人类交通最便捷的通道。而民间普遍对船只的拥有，更使人们的方便出行成为现实。吴县的杨引传曾记载这种便利的交通给人们在（太平天国）战争期间生活带来的好处。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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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里本水乡，农人恃家之有船，平居则耕种，闻警则全家登船，各撑篙摇橹，星飞雨散。且熟于港之通塞，途之曲折，故三时之务不废也。[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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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方便的交通不会只在战争期间发挥作用，关于船对江南水乡人民生活的重要性，在周作人等现代作家的一些文学作品中有着非常明显的反映。[7]比如，丰子恺说：“水乡地方，河流四通八达，这环境娇养了人，三五里路也要坐船，不肯步行。”[8]周作人则言：“除了（绍兴）城内或上山是用轿子，普通代步都是用船。”[9]当然，水路尽管便当，却不是无往而不至的，特别是在西部和浙东南部的山区丘陵地区，由于河流湍急，溪流的交通作用非常有限，所以，陆上交通仍十分重要。清代的江南除了便利的水上交通外，陆路交通也相当发达，这集中体现在遍布城乡、规模各异的桥上，在众多江南地方志的“津梁”或“桥梁”目中，无不载有数量众多的桥梁，而且呈日趋增多之势。有桥自然是因为有路，桥的增加表明道路的拓展。笔者自小在江南生活，对此有深切的体会。[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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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罗棋布的市镇和内引外联的市场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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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农业、副业和手工业的发展，江南市镇也日趋繁荣。据统计，明代中后期，苏、松、常、太、杭、嘉、湖等府州有市镇305个，而到清代中后期，则增加到549个，增长率达80％。[11]这些星罗棋布的市镇，借着便利的交通和日趋加强的经济联系，和苏州、杭州、江宁等大都市一道构成了江南联系紧密、四通八达的市场交通网络。现有的研究表明，像苏杭等大城市，具有绝不仅限于江南地区的辐射能力，苏杭的丝织业明代即已十分发达，清代更有进一步的发展，为全国的丝织品生产、销售中心，其产品不仅销往华北、华中、西南、西北各省，且远销东南亚、欧美和俄国。苏州又是棉布加工业的中心。清代安徽、福建、广东、浙江、山西、陕西、山东、河南、湖南、湖北、江西等省商人在苏州都建有各自的会馆。苏州城外的浒墅关“地当南北通衢，为十四省货物辐辏之所，商船往来日以千计”。杭州位于京杭运河的最南端，北上可抵苏松、江淮、山东、京津，南下由钱塘水系及海路可连接江西、闽广。北新关征收杂货税，其税课来源“上赖江西、闽广，下赖苏、杭、常、镇等商货”；南新关征收竹木税，竹木主要产自西部山区的金华、严州、徽州等府，顺钱塘江上游各支流抵杭，转运江南各地。[12]有些学者认为，江南地区的市镇是超层级的，可以越过市镇所属的府、县城市直接通向全国性市场。[13]但也有些研究者指出，它们仍存在一定的层级关系。[14]不管怎样，有一点是肯定的，由于城镇分布密集，市镇与市镇、市镇与城市之间的距离一般都比较近，而且一般都位于交通要津，如塘栖，“当水陆孔道，泉货凑集”。新市镇也是“水陆环绕，舟车通利”。如湖州每天还有夜航船往返于各地，交通十分方便。它们之间的联系广泛而密切。[15]不仅如此，这些市镇还通过便利的交通与广大的农村连成一体。关于这种联系，费孝通先生以震泽为例，做过非常清晰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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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将农业产品运到震泽出售，又从震泽买回所需的日用工业品。对于镇周围的农民生活来说，震泽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经济中心。而航船主、学徒以及米行、丝行、酱园、杂货店等商店的老板则共同构成一个庞大的商品流通组织。震泽通过航船与其周围一定区域的农村连成了一片。到震泽来的几百条航船有或长或短的航线。这几百条航线有一头都落在震泽这一点上，另一头则牵着周围一片农村。 当地人把这一片滋养着震泽镇同时又受到震泽镇反哺的农村称之为“乡脚”。[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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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密集的人口和频繁的人口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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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地区人口之繁密，无疑为全国之冠，据统计，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该地区人口每平方千米多达596人，大约是全国平均密度86人的7倍。[17]其分府的人口密度情况见表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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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 江南地区各府人口密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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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虽然拥有其他地区无可比拟的密集人口，但由于有效地实现了经济结构的转化，依靠不断发展副业、工商业和城镇服务业，不但成功地化解了内部的人口压力，而且还吸纳了众多外部移民，特别是苏、杭等大城市，由于外来人口多，“五方杂处”成了形容这里人员来路复杂的必用词汇。仅苏州城的踹匠就达一万余人，而且“均非土著，悉系外来”。又因这里文化发达，环境优雅，还往往成为众多文人学士向往的寓居之地。[18]除了移民，江南还有大量短期的外来流动人口，繁荣的工商业必然会吸引众多的商人、伙计出入江南，这一点，从分布于江南的众多各地会馆中不难看出，据统计，苏州有会馆40所，南京、上海各有近20所，就是盛泽镇也有徽宁和任城两所会馆。[19]而三年一届的乡试又势必促使江、皖、浙三省众多举子奔赴江宁和杭州。此外，江南之人文、风光和物产早已声名远播，前来游历问学者当亦不在少数。康熙初年，大兴的郭棻，“尝听人言，江南山水明秀，人物庶饶，丝席枲竹木之产，靡弗精良，和乐极矣，辄忻忻然慕阅之”，深以未能迹至江南为恨。终在五十余岁时，买舟南下，一了心愿。[20]而广东的士子上京赶考，从明代开始就往往因心慕江南而舍近就远，到江西或湖南后，沿江东下，顺便游历江南。[21]此外，如果附近地区遭受灾荒，则前来就食的流民更不在少数，仅道光年间，江北灾民就两次（1831年、1848年）大规模地就食苏州等地。[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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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温饱而稍具御灾能力的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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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民众的日常生活，过去的研究较少给予专门的关注，往往以民不聊生、极端贫困之类的笼统说法一言以蔽之。清代江南也不例外，黄宗智正以此为前提提出了“糊口农业”的说法[23]，对此，李伯重提出异议，他说：“若是我们不接受过去西方流行的‘清代中国社会经济停滞’论，我们就必须承认：清代中国（至少是其经济上最先进的地区如江南）的社会经济状况是在不断改善之中，作为这个经济进步的结果，人民（特别是其主体——农民）的生活也处于不断的提高（尽管是缓慢的提高）之中。”[24]王国斌则从江南棉布消费水平的提高这一角度批评黄的说法。[25]近来的一些研究指出，江南社会创造了当时中国“最丰富多样的物质供应，其平均的日常生活水准，也是全国最高、最富裕的”[26]。方行通过一些个案研究，认为，明末清初江南农民处于“一种温饱型的消费水平，甚至还是一种较优的温饱型消费水平”。而且到清末，该地区农民的生活水平还有所提高。[27]何炳棣甚至在一份较早的研究中认为，17世纪和18世纪的中国农民的一般生活状况要好于同时期的英国、法国、普鲁士和日本的农民。[28]根据这些研究，似乎可以说，江南农民的日常生活，在清前中期不仅在国内是最好的，还处于国际领先水平，19世纪以后，虽在国际上的优势消失，在国内仍领风骚，且较过去有所提高。不仅如此，清代江南的民生，尽管远非尽如人意，但除了衣食住行水平相对较优，还拥有比较丰富的娱乐生活，以及一定的抗御灾荒的能力。[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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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繁荣而相对普及的文化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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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以人文荟萃、人才辈出而著称，明清两代，江南科举之盛，更是有口皆碑，这些都毋庸于此赘言。这里我想稍作说明的是，隐藏在这些令人称羡的现象背后的，是这里发达的教育和长期积淀、熏染而成的人文传统。成功的科举事业无疑与该地区发达的文化教育相辅相成，这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表现：首先，拥有众多当时一流的人才摇篮——书院，比如苏州的紫阳书院，杭州的敷文书院、诂经精舍，无锡的东林书院，南京的金陵书院，绍兴的稽山书院，江阴的南菁书院，等等，这些著名的书院延揽众多著名学者前来任教，培养了大批的人才。其次，具有密集而相对水平较高的基础教育网点。这里士子众多，私塾遍布各地，设馆授徒已成为众多科举失意者主要的谋生手段之一。[30]而且江南慈善事业发达，在众多的慈善机构中，包括不少义塾，特别到嘉道以后，各地的综合性善堂普遍兴起，办义塾是其中重要的一项内容。[31]此外，江南的族学也十分发达，且有些族学在为族人服务的同时，还为更广泛的社会共同体尽自己的义务。[32]再次，江南为全国重要的图书出版和收藏中心。杰出的文化成就显然与发达的图书出版和收藏事业密不可分，至少从明代中期开始，苏州、杭州、松江、南京、常熟、无锡等地，已是江南乃至全国的图书出版、收藏中心，这些地方出版的图书，除供本地使用，还大量销往全国各地。雕书出版已成为当时一宗重要的产业。同时，数量众多的藏书楼遍布各地，其中不少具有相当的声誉，如天一阁、汲古阁、铁琴铜剑楼、嘉业堂，等等。[33]最后，拥有一种普遍向学的人文传统。众多的人才在科举和学术上的成功，必然会对当地社会的风气产生影响，成为后学的楷模，长期以来的文化积淀，使江南社会普遍有一种向学读书的风气，而这种风气，又进一步促成了科举和文化的兴盛，遂形成一种良性循环。比如嘉兴，“乡士大夫好读书，虽三家之村，必储经籍”[34]。又如德清，“士知向学……科第彬彬，文士辈出”[35]。就是昌化这样的小县，亦“穷乡僻壤，弦诵不绝”[36]。以上这些因素，为江南文化的普及提供了可能，尽管对这种普及不可能估计过高。对普通民众的受教育程度，一般认为知识是士人的专利而不加注意，但罗斯基的一项研究却指出，清朝的启蒙教育是非常便宜的，因此几乎所有迫切需要这种教育的中国男性居民（甚至贫穷的农业地区的居民）都可以得到它；较快地获得应付日常需要的书写能力是可以做到的；到了19世纪后期（如果不是更早一些的话），中国男子中30％～45％、妇女中2％～10％“都会读书写字”[37]。尽管罗斯基的估计可能过高，但在清代，特别是在清代的江南，由于文化教育资源的相对普及，以及在实际生活中因商品经济发展而导致的对简单的计算和书写要求的日趋迫切，普通民众的识字率有较大的提高并达到一定的水准是完全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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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好鬼尚巫的民间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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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在所有江南地区的地方志中，都有“吴俗尚鬼信巫”；“越人好鬼”，“吾俗尚鬼神，好淫祀”等之类的记载，充分表明江南地区民众好鬼尚巫的风尚。乡民一旦遇到疾病或其他灾患，大多会前往庙寺祈求神灵的助佑，或延请巫觋作法驱邪，往往糜费甚巨。比如嘉道时期，著名的温病学家王士雄曾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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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俗好鬼，自吾乡以及嘉、湖、苏、松、常、镇等处，凡家有病人，必先卜而后医……蔓延不已，习俗相沿。[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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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些活动每每被众多的方志修纂者目为“一愚至此”，并且也屡屡遭官府的禁止，但却总是屡禁不止，愈演愈烈。对这些现象，我们不能简单地以迷信、愚昧概括了之，它之所以能长盛不衰，必然有着复杂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原因，这将在后文再予详细讨论。这里我想指出，虽然这些行为背后可能存在着利益驱动、丰富生活等方面的因素，但至少信仰的因素是不容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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