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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医：平淡之中见神奇 第三章 师出孟河，与时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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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河医派，薪火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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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江苏丹阳人，丹阳地区在古时候离孟河地区（江苏武进县西北孟河镇）是非常近的，孟河现在属于常州市新北区，北临长江，扼守长江主干道夹江口，属江防要地。东汉时期孟河是通江口岸，水路通航，欣欣向荣。孟河这个地区历史悠久，经济繁荣，人才荟萃。南北朝时期，齐、梁开国皇帝皆在此地，故有“齐梁故里”之称。明朝嘉靖时期，为抵御倭寇，筑起了“孟河城”。当时孟河名医辈出，明末时期就已经兴盛了。我的家族世代生长在这个地方，自然受影响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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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地区古时候都是鱼米之乡，自然条件比较好，又是在长江边上，所以在当时都是富饶之地。小时候我家就在一条河旁边，那条河属于长江的分支，所以相当于我就在长江边上住。这条河运输能力比较好，随之带来的外来物品也是非常丰富，都说交通便利的地方经济比较发达，所以我生活的地方在经济、政治、人文方面都是比较兴盛的，这样一来，医疗环境比较好，医生也很多。孟河医派的形成可以追溯到东汉三国时期，孟河医派医名起源于明熹宗天启元年（1621），历史非常悠久。当时中医派别比较少，孟河医派算是很大的医派了，它对于当时中医的影响是巨大的。之后江苏武进地区好多名医都直接调去给大官或者宫里面的人看病，如此传承下来，到了清代，清朝皇宫里给太后和光绪皇帝看病的好多御医都是孟河医派的传人，当时孟河医派是名声远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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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有句话：“不为良相但为良医。”当年我志愿学医，就是受了环境的影响。我生活的地方名医辈出，医疗活动兴盛，经常可以看到患者坐着船，千里迢迢来看病。古籍上都有记载，人们千里迢迢从全国各地划着船来看病，把整个河道都堵了，可见当时此地的兴盛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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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少年时，父母就希望我从医，把我送到当地的儒医戴雨三先生家里读书，戴先生家私塾学生很多，读四书五经，学古文书法，然而传授医学只对我一个人。戴先生不仅教我古文，还教我习读《伤寒论》《黄帝内经》《药性赋》《脉诀》等医经典籍，从此，我走上了中医之路。我与中医有着不解之缘，家里亲戚朋友都受到过孟河医派中医的治疗，最让我印象深刻的，还得从我一个姑父生病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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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还小的时候，我有个姑父得了痢疾，当时非常严重，一天拉肚子十几次，整个人都要虚脱了。他四处求医问药都没能治好，西药用了很多天，病了大半个月，病情越来越严重。后来听别人说孟河医派四大家之一马培之传人贺季衡看病非常了得，就赶紧托人联系贺老，准备去他的门诊求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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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河医派有四大家，分别为费伯雄、马培之、巢崇山、丁甘仁，我的师爷便是其中之一——清代名医马培之。师爷曾给慈禧太后看过病，所以非常有名气。他以外科见长，内科成名，因为给慈禧看的是内科杂病。马培之有两个高徒，一个叫邓星伯，另一个就是贺季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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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交通不太便利，丹阳离武进地区还有一段路程，我姑父腹泻得这么厉害，要怎么去看病呢？根本没办法选择公共交通，只好租了条船，从丹阳一路坐船到贺季衡出诊的地方。当时姑父身体极其虚弱，自己走不了，只能让别人抬着走，时不时还要上趟厕所，非常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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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代医疗条件不好，但是也有一些西医进国门来了，姑父起先看的是西医，结果病情没有得到控制。到了贺季衡那里，当时贺季衡出诊的诊费是一块大洋，姑父急着看病，就给两块大洋加号，于是没有排队等待就看上病了。贺老问姑父之前用了什么药，姑父说西医给他打过针，用西药洗过肠子，贺老听完说：“你洗肠子也应该是用中药来洗嘛！”贺老并不相信什么西医。随后，就给姑父诊脉开汤药。这个方子基本思路是健脾清湿热，用了白术、枳壳、黄连、神曲等。开了10服药，是10天的量，然后就跟姑父说，回去好好吃药，吃完再来。姑父就又坐船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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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家后，姑父按照医嘱，认认真真地吃了10服药，待到该复诊的时候，腹泻就大为好转，都可以选择陆上交通了，是坐火车去的。我姑父在贺老那里看病的方子留给我看过。第二次贺老先生开的药就已经是以健脾胃为主，清湿热的药减少了很多。姑父又吃了10服，前后吃了20服，痢疾就痊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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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季衡是孟河医派的第二代传人，我是孟河医派的第四代传人，当年我才十几岁，那时候贺老先生岁数也挺大了。名医的经验故事，其实对医学生是有很大启迪作用的。贺季衡医术高超，我很敬佩他，他这类疗效显著的案例不少，我都一一记了下来，特别是一些疑难杂症，特点鲜明很容易记忆。身边这么多名医，让我对学医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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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私塾拜戴雨三老师学医时，老师也会给我们讲中国传统文化四书五经，还有中医的四大经典和其他中医经典书籍。所以当年我不但学中国传统文化，还学习中医，等于是老师重点的培养对象。我跟着戴先生先学了几年中医基础，等到我基础已经很牢固以后，就拜了孟河医派第三代传人为师。第一代是马培之，第二代是贺季衡和邓星伯，我拜的这个老师是邓星伯的徒弟——杨博良先生。17岁时我正式拜师，成为孟河医派的传人。学医成才之路并不容易，当年学医要住在师父家里，一学就是三年五载。我学医起点比较高，孟河医派又是个具有主导地位的医派，我在孟河医派的主要传人门下学习，等于说基础打得好，加之名医给自己提高，这也是后来我能成为名医的一大原因。杨博良先生（1880—1952）世居江苏武进横山桥镇西崦村，早年以外科蜚声常州城，1935年从常州茅司徒巷迁回西崦村，内、外、妇、儿各科患者接踵而至，门诊应接不暇。杨先生家宅宽阔，大门悬一匾，患者题赠“功同扁鹊”，大厅悬匾为“广被太和”，此正是先生一生写照。先生妙手回春，堪称“功同扁鹊”；医德有口皆碑，诚为“广被太和”。先生不秘青囊，金针度人，以奖掖后学为乐，故桃李遍天下。我记得当年杨先生诊病时，于家宅堂上，当中置一八仙桌，杨先生坐在桌后，患者坐在他右边，学生侍诊于他对面及左下方。老师诊病、处方，学生随录病案、药名。大桌正中端放一块35cm见方、3.5cm左右厚的古砚，古砚背面刻有“阅微草堂”字样，相传为一生嗜砚成癖的纪晓岚遗珍。老师时于砚中舔墨润笔，修改脉案方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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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在杨先生家学医时是一个比较刻苦的学生，杨先生对我寄予厚望。白天我跟着老师出诊，服侍老师左右，晚上有时候就在药房里帮忙。以前中医出诊，都是一边药房一边诊室，药房里的那些饮片都要自己去制作，所以在制作过程中药工的活我也干。因此，对几百味常用中药的药性、药味、药物功效我都非常熟悉，道地药材长什么样子？如何炮制？哪样的药材质量好？这些都明明白白。到了晚上，我就要把老师看病的病案进行整理学习，还要背中医经典，白天老师要检查，所以我晚上非常刻苦。一年到头也很少回家，基本上只有到了春节才回一次家，大多数时间都是在老师家里度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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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学习虽苦，但也打下了扎实的中医基础，《类证治裁》《临证指南医案》《素问灵枢类纂》《伤寒论》《金匮要略》《神农本草经》《药性赋》《妇科辑要》等书我都能背诵。我现在97岁了，仍能背出大部分，可见“童子功”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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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学习没有休息时间，不像现在，大学生还放寒暑假，我背着行囊到老师家里后就完全沉下心来学习。那时候学习3年，心无旁骛，刻苦程度肯定是现在学生不能比的，因为要靠这个谋生，在那个年代，丝毫不敢马虎。应该说我的基本功是很扎实的，这对我日后帮助很大，直到现在我家里还存有当年手抄的医案。老师家里的藏书，学生们都要传阅着看，所以拿到爱不释手的中医典籍，那时候都用毛笔抄一遍，再背上几遍，一本书就基本上弄明白了。当年拿到的这些书都是写在宣纸上的线装书，老师收藏了很多，我们几个学生都是熬夜抓紧抄写，为了更多地留存下来。我保留的当年的手抄医案，里面不只有我一个人的字，别人的字也有。因为都是我们你抄一本，我抄一本，大家互相交换着看。这些书籍里面记载的都是孟河医派代表医家的经验集，非常珍贵，甚至有一些到现在都没出版过，这都过去一两百年了，可以说都成了秘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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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河医派博大精深，而且经验非常多，内科、外科、妇科、儿科都有所涉及。孟河医派各家都有特色，总体来说，我认为费伯雄可以作为代表，他说过一句话，我认为最为精辟——“天下无神奇之法，只有平淡之法，平淡之极乃为神奇”。这也是费氏代表作《医醇剩义》的精髓所在。在辨证处方用药准确的情况下，即便用的是一些看似平淡的药，也能治愈疾病，我的学术思想就传承了孟河医派的学术特点，我对中药药性理论的不断研究，也帮助我在临床上用药处方更为精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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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先后在南京与北京两所中医高等院校主持中药教学和研究工作，自1956年编写南京中医学院第一本《中药学》讲义，到1991年主编《全国高等中医院校教学参考丛书·中药学》，逐渐确立了当代高等中医药院校中药学教学的基本内容。我在编写《中药学》之前就查阅了大量的中医古籍，发现中医理论艰涩难懂、中药材科属繁多，这增加了学习中医的难度，并不利于初次接触中医的人士学习掌握。所以，我一直致力于重新编写一本适用于临床的中药学教科书。后来由我主持编写的《中药学》讲义，无论是在图书使用的便利性，还是书中知识点的专业性上，都有了很大的提升。我也因此被认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院校中药学学科的创始人和奠基人。当时身边的同仁都称赞这本书为“划时代的”，其特点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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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药物分类革新自《神农本草经》以来，是没有按功能主治分类的，《神农本草经》是三品分类，上、中、下三品，《本草纲目》按自然属性分为植物、动物、矿石类，都不适合临床应用。《中药学》讲义开创按功能主治分类，最符合临床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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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功效主治分清《神农本草经》到《本草纲目》，功效和主治不分，《中药学》讲义中首创将功能主治加以区分，条理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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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理论联系实践一方面将临床实用的药物汇总，不常用的予以删除。如《神农本草经》中365味药，实际常用的只有100余味，不符合临床。我将常用的四五百味中药重新加以整理。一方面，严格按照中医基础理论，阴阳五行、四气五味、脏腑经络等研究药性理论，并且在临床实践的基础上，将经过时代变迁产生变化的药性重新定义。如《神农本草经》讲人参性寒，我通过研究整理大量文献和临床实践，得出现今人参性微温，诸如此类，也方便了后人学习和分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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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的药性随着时代变化着，人类的疾病谱也在不断变化，所以中医创新的脚步不能停，师于古而不泥于古。作为一名中医，要根据现代人的体质变化懂得古方新用，但无论何时，孟河医派提出的“平淡之法”一直是我恪守的准则——平和用药，随症加减，中病即止。我开的处方都很平稳，不会出现用药超量、毒性及不良反应，患者服用之后不会因药效过猛出现难受的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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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做到这些实则不易，要全面考虑，用多效药，扶正祛邪；善用平和药，扬长避短；慎用毒烈药，重视炮制；区分饮片药，澄清混乱；注意同名药，细别性效；精用功似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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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过70多年的行医之路，如今我也是一个近百岁的老人了，这些年取得了一些荣誉，也成为国家级名医，作为孟河医派的传人没有辜负我师父对我的期望。现在我很欣慰的是，我的外孙女非常努力地学习，继承了我的医术，我将自己的治学格言送给她：精研岐黄，博采众长；临床治药，辨证必详；理法方药，配合恰当；实事求是，绝不夸张；提高疗效，保障健康。我能将毕生所学传递下去，继续治病救人，也算完成了我的心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国泰民安，具备发展中医的良好环境，近些年党和国家更是重视中医，中医事业欣欣向荣，培养出一批新一代的孟河传人。愿中医学术造福苍生，孟河医派代有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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