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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不见的彩虹：人体的耗散结构 [:1700722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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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不见的彩虹：人体的耗散结构 第六章 盲人科学家发现了彩虹：电磁波的干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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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鱼对另一条鱼说：“在我们这个海洋的上面，还有一个海洋。在那个海洋中，也有生物在游动，它们住在那儿，就像我们住在这儿一样。”另一条鱼说：“别说傻话！你知道，任何生物，只要离开水面一寸，就会死掉。再说，你又有什么证据来证明有另一个海洋和其中的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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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伯伦（Khalil Gibr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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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The Forerun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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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所谓“经络的现代科学研究”，又非常像本书第一部分第一章中所说的“盲人科学家研究彩虹”。要从科学的标准，来重新认识人体内这“看不见的彩虹、听不见的音乐”，确实是极为艰难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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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从另一方面看来，在科学的历史上，尤其是在自然科学的前沿研究领域，这种局面已不罕见。例如，当年物理学的先辈们，寻找那“看不见、摸不着的电磁波”时，以及研究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原子和基本粒子”时，其工作之艰难，也与“盲人科学家研究彩虹”差不多。只不过，今天轮到研究针灸机理的科学家来过这种苦日子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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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经络现代科学研究”过去五十多年苦难历程，可以大致分成四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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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解剖学”（anatomy）研究阶段。试图用解剖刀找出对应于经络的管道结构。这一阶段的代表人物是朝鲜的金凤汉，但没有成功。不但结果是负的，还差点让整个针灸名誉扫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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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现象学”（phenomenology）研究阶段。暂时回避对经络机理的讨论，只是集中观察经络现象。这一阶段的代表人物是主持20世纪70年代“循经感传现象”研究和90年初“八五攀登计划”项目“经络研究”的中国科学家——福建中医药研究院的中医专家胡翔龙。其结果是正的，不但为针灸正了名，也为后来的基础研究和前沿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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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生理学”（physiology）研究阶段。这是前两个阶段正负两种对立结果的产物。一方面，找不到对应于经络的解剖“结构”；但另一方面，经络的“功能”不但被上千年临床的成功经验所证明，也被“循经感传现象”研究的大量结果所证明。于是，有不少人，尤其是生理学家认为经络“现象”只是某些“已知结构”的“未知功能”。这一阶段的代表人物是“九五攀登计划”项目“经络研究”的首席科学家，中国医学科学院的生理学家谢益宽。他的基本思路就是认为经络系统只是神经系统的一种表象。其中最有力的实验证据是对人体背部沿膀胱经穴位的刺激。众所周知，人体背部膀胱经上的穴位大多在神经结上，所以最容易用已有的神经系统知识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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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这样的思路，当然没有什么新意了。正如谢益宽在“九五攀登计划”结束时所说的：“解剖学和生理学在西方已经充分发达了，不会再有什么新的发现了。”于是，曾被列为国家“七五攀登计划”、“八五攀登计划”和“九五攀登计划”项目的“经络研究”就在中国——针灸的故乡，被否定了，偃旗息鼓了。当然对于经络的电现象、声现象、磁现象、全息现象以及循经感传的慢速度和动物、植物、微生物上的等等实验结果，更要紧紧地闭上眼睛，眼不见，心不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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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前沿科学研究”领域（frontier research）。其实，这一阶段并不是在第三阶段结束以后的产物，而是另一种类型的科学家在研究的目标。这种类型的科学家，兴趣并不在于用已有的科学知识去“解释”某些经络现象，用已有的科学知识去“证明”经穴的存在；而是反过来，力图通过对针灸机理的研究，去“发现”现有科学知识的不足，不断地“拓宽”我们的科学知识。所以，他们的注意力并不是放在现代科学“能解释”的那一部分上；而是主要放在现代科学所“不能解释”的那一部分上。人们常把这种类型的科学家称为“前沿科学家”（frontier scienti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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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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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沿科学家有一个很共同的特点，就是喜欢问“孩子气”的“傻问题”，并且从这些问题中，发现现有知识系统存在的弱点和错误，从而来发展、追求真理。例如，单单对于经络，我们就可以提出一大堆非常“孩子气”的“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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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傻问题”：“穴位有多大？经络有多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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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来不好意思，这个非常“孩子气”的头号“傻问题”，也是我曾经常常问的问题，并且往往搞得许多懂事的、知道什么可以说、什么不可以说的大人们很为难。因为我就是个针灸的外行，尤其是我偶然卷入针灸研究的最初几年，几乎是每遇到一位针灸大夫，就问一遍。不单是中国的中医大夫，也问西方学过针灸的西医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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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当然是各种各样的，有的说像黄豆那样大，有的说像绿豆那样大，有的说像指甲那样大，不一而足。不过，最有趣的是，我得到了两个非常典型的答案。一个来自于东方大夫；另一个来自于西方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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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东方大夫来自于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当时正在欧洲讲学，有五十多岁了。因为当时我是他的接待人，又与他年龄相近，再加上是私下聊天，所以就比较自在。听了我那问题之后，他不禁失笑，悄悄地对我说：“张老师，不瞒您说，您这个问题我当学生时就问过我的老师了。”我听了很高兴，赶紧问：“你老师怎么说？”他说：“被我老师狠狠地骂了一顿，于是，这辈子我就再也不敢问了。”这好像不是一个答案，但却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中国式答案。两千年来，中国人在孔先生的教导下，学会了尊重权威，学会了不让老师为难。从那之后，我也觉得自己长大了许多，也懂事了许多，再也不向中国大夫们提这个“孩子气”的“傻问题”，免得老是让别人为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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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从另一位西方大夫那儿，我却得到了完全不同的非常自信的答案。这位西方大夫是德国人，年轻时受过良好的西医教育，又是医生世家，父亲还是电子针灸的发明人。当我问到腧穴的形状和大小时，他面无难色，立刻给我一个非常明确的回答：“哦！腧穴是正圆形的，直径为2.5毫米。”他的自信让我有点吃惊。不过，后来当我看他的电针仪时，就明白了，那电针仪探头的顶部是平的，正圆形，直径就是2.5毫米。这真是典型的德国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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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这两个答案都不是好答案。真正让我停止问这个“傻问题”的，还是一位名叫贝克（R .O .Becker）的美国大夫，也是纽约大学的教授。他不但早在20世纪的50年代就已经问过了这个“傻问题”，并且还自己设计了专用仪器来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事实上，他也做了至今最漂亮的实验结果（图6-1）。这个实验结果不但回答了我的“傻问题”，而且告诉我，我的问题不单是个“傻问题”，而且还是一个“错问题”。现在让我们一起看看，我这个傻问题，错问题，到底错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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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腧穴的形状和大小：腧穴周围的电导等值线（R .O. Becker，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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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a是大肠经上合谷穴的电测定记录；图6-1b是三焦经上的阳池穴电测定记录。记录纸上写的数字是相对电导值。每张记录纸中有一个中心点，也就是腧穴的中心，它的相对电导值定为100%，也就是定为1.0。围绕这个中心，可以看到圈圈的电导等值线，分别标为0.9、0.8、0.7、0.6……也就是分别具有90%、80%、70%、60%……的相对电导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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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把这种电导等值线看成是地形图上的等高线，就可以看出，原来穴位并不像针灸铜人上的小洞洞，具有清楚的边界和明确的深度；而是像一座边界不清的小山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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