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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绍琴医学全集 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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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身于一个中医世家,先父赵文魁老先生原系清代光绪年间太医院院使(即院长),医术精湛,尤长于《内经》、《难经》、温病、伤寒。先父平生忙于诊务,很少著述。由于耳濡目染的缘故,我从小就酷爱祖国医学,自幼即在先父督导下背诵了《濒湖脉学》、《雷公药性解》、《医宗金鉴·四诊心法》等,这算是我学医的启蒙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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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岁时,先父委托其门人瞿文楼先生(清光绪年间太医院吏目)给我讲授《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条辨》、《温热经纬》等经典著作。先生要求严格,所讲述的科目中,有不少都由瞿老亲自手抄交我背诵(有的手抄本我现仍很好地保存着)。如《素问》,瞿老不仅要求领会其意,且要求背诵原文及王冰注。自幼家学及瞿老四年多的讲授,使我奠定了坚实的中医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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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先父去世,我遂继承父业,悬壶北京。从那时起,我每日轮流到韩一斋(先父之门人,清末太医院御医)及汪逢春(北京四大名医之一)先生处跟师临床学习,聆听教诲。韩、汪先生治学严谨,学识渊博,态度谦和,诲人不倦。讲解经典,博引众籍,多参以己见;论及病证,侃侃而谈,必深究其理。临证问病,认真细致,一丝不苟。望闻问切,理法方药,条理井然。其言谈音容,犹历历在目,然至今已忽忽六十年矣!现仅将能回忆起的跟诸老学习情况及诸老教诲择其精要者,并略附个人体会于后,备同志们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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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文楼先生(1891~1957),名书源,河北新城人,以第一等第一名毕业于清太医院医学馆。后为太医院恩粮(有薪金的实习医生)、八品吏目(相当于住院医师),民国后在北京行医,为北京著名老中医。先生中医理论造诣很深,且擅长书文。临证问病,有独特见解。瞿老讲述经文,不仅深入浅出,并常验之于临床。临床看病,强调要细心、全面。先生曾说:“治病求本,详诊细参,辨色看舌,务在精细。”一次,一位贵妇人来瞿老处看病,等候颇久,后瞿老为其诊脉,竟长达四五分钟之久,妇人见先生慢条斯理,又不问病家之病状,心中颇为不悦,怒气外形于色。瞿老诊毕,指其右胁下问道:“这里痛有多长时间了?”妇人怒容顿失,笑着应声道:“老先生,我右胁痛已三年多了,沈阳、天津、上海等地全都看过,今天正是为这病来的。”先生之脉诊精湛有如此者。其临证详诊细察,料病如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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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老强调“治病求本”,他说:“鲧湮洪水,医之禁忌。”并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反复讲述治病必求其本的道理。先生说:“今之医家,不审标本,不论八纲,用补药为病家之所喜,每每错补误温,病者无怨。如每见炎症必用凉药,言热则寒之。不知火之初起,最忌攻泄。火郁当发,以导引为贵。疮疡外证,当用调和气血,后期再以活瘀通络,不留后患。切不可早用凉法。以寒则涩而不流,温则消而祛之故也。”瞿老的这些学术见解和经验,对我以后的临床有很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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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老对温病的治疗强调宣畅气机,不可一派寒凉。他说:“温虽热疾,切不可简单专事寒凉。治温虽有卫、气、营、血之别,阶段不同,方法各异,但必须引邪外出则一。若不治邪,专事寒凉,气机闭涩,如何透热?又如何转气?轻则必重,重则无法医治矣。方书虽有牛黄丸、至宝丹、神犀丹等,但必须用之得当,早用则恐引邪入里。若后期正虚之时用之,又恐乏运药之力,治病焉能有效!只有用之得当,才能立竿见影。”瞿老此论,我在临床中体会,正是叶天士“在卫汗之可也”、“到气才能清气”、“入营犹可透热转气”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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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老这一学术思想贯穿在他整个临床实践中。特别是他对眼疾治疗有独特见解和丰富经验。他说:“眼疾治疗不当,多能致人失明。”“世人每以目为火户,当属多热。而不知病有新久,新病多热多火,久病则非属火热矣。况虽是火证,亦不可单纯用寒凉之药,因寒则涩而不流,温则消而祛之。”“肝开窍于目,虽为火户,但非实火也,亦不尽是虚火。肝为藏血之脏,血不足,则肝阴失养,阴不足则阳必亢,亢则主热。热者种类繁多,有因郁而致者,有因湿阻滞络脉者,有暴怒之后血瘀气滞者,有外因而引起内伤者……必须详辨,再行施治。俗医见风火赤眼,每用黄连苦寒之极,最遗后患。不知当须先治风热,养血熄风。”对慢性眼疾,瞿老则多从肾水考虑。一次瞿老治一暴发火眼病人,其眼球突然增大,疼痛难忍。先生认为“郁当散,肝热当清”,以独活、川芎、羚羊角等,1剂病减,继则以龙胆草、大黄等苦泻,又1剂,其病若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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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郁皆当开。气、血、痰、饮、食、湿,均可致郁,郁久化火,都是热证,岂可一派寒凉?并言“治热以寒”,遏阻气机,病焉有不复加重之理?瞿老之论,源于《内经》、《难经》,出之于自己多年实践,用之于临床,每多效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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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一斋先生(1874~1953),名善长,字一斋,号梦新,北京人。受业于清太医院院判(副院长)李子余,后为太医院御医。先生熟读中医经典,博览群书,对叶氏温病理论最有心得。擅治内科诸证,对肝病、虚损、血证等均有独到之处。在京行医五十余载,每日门庭若市,活人无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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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1940年,我每日定时去韩老处学习。先生治学严谨,诲人不倦。平时诊余,即指导我们学习,并经常结合临床实践讨论疑难病例。他认为,凡志于医者,必须在中医经典著作上打好基础,对《内经》、《难经》、《金匮要略》、《伤寒论》、《神农本草经》等书,皆须熟读精通,后博览历代医家著述,勤学必须多思,既要领会其意,又要举一反三。他曾说:“熟读经典,博览群籍,贵精善悟,于无文处求文,无字处求字,得其弦外之音,旨外之旨,阴阳在握,玄妙在心,庶几寡过。”在临证中,先生教导我们要细诊详参,权衡病情,立法选药,要合乎规矩,且要灵活应变,师古而不泥古,才能出奇制胜。他说:“事无定体,治有定理,制方必本权衡规矩。虽先圣示我以法,教我以方,当不离于古,不泥于古,以病为务。”先生治病,重视肝郁。因肝为藏血之脏,体阴而用阳,其在志为怒,怒易伤肝。故一般情志不遂,多导致肝郁。郁久或从阳化,或从阴化,两者不同,治宜区别。若从阳化,表现为肝用方面,有肝气、肝火、肝阳之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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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气横逆,易于克脾犯胃。症见胸胁刺痛、嗳噫不舒、烦躁不宁、不欲饮食、脉象弦急,治宜疏肝理气。肝气郁结,脾土受克,又有夹湿、夹食、夹痰之别。夹湿则宜宣郁化湿,夹食则宜开郁消食,夹痰则宜行气化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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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郁久化火,火性炎上,其面红而热,头晕耳鸣,口干口苦,恶心泛呕,便结溲赤,甚则舌绛,脉弦实有力,宜苦寒泄肝折热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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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阳为肝气上逆,冲犯清窍,头晕耳鸣,甚则脉络失和,四肢麻木,胸腹胀满呕逆,急烦不宁,脉多弦劲有力,宜平肝镇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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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从阴化,则表现为肝体方面,有阴虚肝热和郁热化火伤阴引起血虚风动。阴虚肝热则心烦失眠,急躁口渴,舌红而干,脉弦而细数,治宜清肝育阴。若郁热化火伤阴,脉络失养,四肢瘛,脉弦小细数,则宜养血柔肝,熄风宁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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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治疗虚损,必分阴阳、别五脏、论气血、顾脾胃,并考虑母子生克关系。阳虚多见外寒,总从维护阳气入手;阴虚每见内热,必用益水制火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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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治血证,主张降逆化瘀。他认为凡血证暴吐势猛,稠黏结块者多属热,清稀零星、过劳即发者多属虚;血色紫、光滑者多属热,黑暗浊晦或夹淡稀者多属不足;面唇红赤,舌绛且干,脉细数者属热;面黄唇淡,肢冷不温,脉迟缓虚软者为虚。血随气行,若气虚则血无以固,热郁气迫则血妄行。先生认为血证见大实大热者甚少,苟若属实,吐血日久,未有不伤及气血者,又何能言其为实证。所以先生说:“治血证以降逆为本,不可独恃苦寒泄热,恐其邪热不尽,留阴为瘀,此乃寒则涩而不流、温则消而祛之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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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老治病,必详审病情,细别标本。升降补泻,常兼顾并用。标本皆虚者,当补;标本皆实者,宜泻。其有标实而本虚或标虚而本实者,必须详审细察,权衡急缓,或舍标从本,或舍本从标。先生曰:“凡降者,必先升,但升者不使过高,降者宜求其缓。降其蕴邪,驱其滞热,升其不足,以补其正,斯为得之。”先生认为升降宜适度,若升之太过,易使其虚热上越,而致跌仆晕厥。久病虚弱者,用通降法时尤应注意使其缓和稳妥为要,防其病去正伤。先生说:“若久病正气大虚,当须用补,但因内蕴积滞,攻补不易,必须审察标本虚实,采用兼顾并筹之法,灵活运用,多能取效。”随先生学习时,每见重病,正虚邪实,攻补两难,他医束手,先生屡用此法,速取良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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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逢春先生(1882~1948),名朝甲,号凤椿,苏州人,吴门望族也。悬壶北京50年。先生博学多才,善书能文,勤学苦读,毅力过人。受业于吴中名医艾步蟾老先生之门。精究医学,焚膏继晷,三更不辍,洎卒业,复博览群籍,虚怀深求,壮岁游京,述职法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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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老诊疾论病,循规前哲,而应乎气候方土体质,诚谓法古而不泥于古也。每有奇变百出之病,他医束手者,先生则临之自若,手挥目送,条理井然,处方治病,辄取奇效。1937~1940年,我随先生学习,先生论病处方,每多撮录,兼参以己见,次日先生必亲自圈阅批点。关键之处,多浓笔重点。如有一妇人妊娠三月,患咳喘,先由我诊治处方,首方以苏子、莱菔子、杏仁、贝母、枇杷叶等宣肺化痰降逆之品。汪老看后批之曰:“苏子降逆力强,胎儿受伤,甚则引起堕坠;莱菔子味辛性烈,弱人尚不可用,况孕妇乎?”又一次,一猩红热病人,我在处方中用了薄荷少许,汪老批之曰:“温疹乃热郁于内,一涌即发,发则无以制止,此方何以还用薄荷?恐其发而不速耶?”并告诫道:“脉数有力,斑出深紫,高热心烦,咽红肿痛,皆是发出之极矣,切不可再行发之,只宜清气凉营,以缓其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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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老每于望、朔之日,便令组织同砚小集,授课之余,互相研讨,凡《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书,皆要求次第理懂。且时于节假之日,携诸弟子,登北海琼岛,假揽翠轩(北海白塔附近之饭店),杯酒言欢,讲授诸书;或共载一舟,荡漾于太液池(北海)中,师生同游,其乐无穷。先生每日患者盈门,活人无算。对湿温伤寒尤有心得,被誉为京都四大名医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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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随韩老、汪老的临床学习,奠定了我的临床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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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自己几十年的中医生涯中深深地体会到,中医理论必须和临床实践结合起来,才能不断提高。作为一名中医工作者,只有勤奋读书,不断实践,才能有所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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