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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医事（协和百年纪念版） “协和现象”及“未来协和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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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今日的“协和”在靠名声而活。它的“近亲繁殖”的体系，已容不下年轻人的创造力和自由的思想。它身上过分沉重和严格的传统，和身外这个高速变换的世界，显得越来越脱节，无法灵活地调转自己的零件。它不再是全中国医生的唯一信仰之地，也不再是全中国那些高考高分生的首要之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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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协和依然静静地站立在北京的东单三条，它在此已站立了100年，并将继续站立下去。有时，班车会在繁华的东单三条和西单的协和西院（前北京邮电医院）之间穿梭，提醒着人们一个新时代产物“西协和”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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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热闹非凡的“金街”、“银街”、长安街之间，它看上去像一个过时但仍自律，甚至有点孤傲的旧式知识分子，静静地散发着某种无言的力量。在散发力量的同时，它也在尽己所能地积聚能量，静静地等待着那些依旧向往协和的人的到来，包括医学生、医生和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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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协和的名声，并没有因为与几十年前黄金时代相比之下的“滑坡”“没落”“保守”……而有明显的减退。新华社曾有一条新闻《全国人民上“协和”》，以此来描述人们争相到北京大医院求医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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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近乎神秘的传承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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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提到，在100年历史中，它曾用过很多名字：北京协和医学院、北平协和医学院、中国医科大学、中国首都医科大学、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而其英文名却一直是“PUMC”。在中国，没有一个机构像它，经受了各种政治和文化挑战。在“文革”中协和医院甚至被称作“反帝医院”，在几个主要时期被关闭过，但还是坚持了下来。协和的某些核心特征，也延续了下来，实在令人惊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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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届的协和毕业生卢致德在1972年写道：“我们身在协和深感荣幸，为其荣耀深深陶醉，我们所说、所写的一切因而都带有强烈的倾向性，对此我们有理由，我们有自己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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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是什么力量使得这些核心特征能够延续呢？它是一种专业自主性和科学标准形成的情感认同，跨越时空阻隔。黄家驷、张孝骞、吴阶平、邓家栋……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有着精英医学机构要求的科学能力，强烈的专业共同体意识，还有一种“近乎神秘的对老协和的信仰”，使得协和医学院的精英模式免于灭绝。这不禁让人想起，洛克菲勒创办协和的最初目标：专业自主性和科学标准。经过这么多年的曲折发展，协和医学院的体系依然传承了下来。它宣称的特点就是当初创建者们孜孜以求的目标：精英医学教育、小班级、高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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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几乎不顾时代演变地顽强坚守了“Flexner报告”中提倡的医学教育方法。有段时间，全国重点医学院都在模仿协和，除了招收学生人数这一点。不管有多少缺点需要改进，在中国医学教育体系之顶端，协和那独特的约翰·霍普金斯模式，即与基础研究、临床培训和全职专业实践密切结合的医学精英培养模式至今仍存在着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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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1世纪初，协和公共卫生学教授黄建始曾列出过“协和现象”能坚持的4个理由：清晰的使命、全世界认可的约翰·霍普金斯模式、独特的文化和传统、持续的改革与创新精神。除了这4个理由之外，“认知共同体”决定了协和穿越时间等重重障碍得以传承的力量。这是一种“协和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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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价值、规范持有共同观念的知识共同体，其专业认同感常常超越国界。这样的共同体是专业人士的一个网络。“这些人在特别的领域有被认可的专长和能力……有一套规范的、原则性强的信仰……还有一套与一系列问题相关的共同做法，而他们的专业能力即指向这些问题，其出发点是基于这样的信念，即人类福祉将得到提升。”即使在不同国家，认知共同体往往能保存共享的专业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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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曾经的协和，形成了一个专业群体，由一群可以自我传承的医学精英组成，他们的事业自始至终都受到美国科学与中国现实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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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1943年协和只有300余名毕业生。很难想象：经过精心挑选、培养、指导，就是为了使这一小批人能成为现代中国的医学领袖，最后竟也证明了在他们身上的慷慨花费和所寄予的厚望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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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在接受协和教育之前，有意选择协和这条职业道路就已经筛选出一批气质相似的人。比如，有几位是中国著名政治家梁启超、曾国藩和周贻春的后裔。其他一些人，则越来越多地来自现代的专业人士家庭，比如军事界、法律界、商业界和教育界的。学生大多数来自相对宽裕的家庭，当然，协和也向一些学生提供全额奖学金，比如妇产科专家林巧稚、血液学专家邓家栋、公共卫生专家陈志潜。此外，愿意选择医学作为终身事业，本身就需要能接受长时间的预备教育，这也把这些学生与其他学生区别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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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平庸、拒绝二流、拒绝偷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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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95年，朱大夫来到协和医院，开始了医学生的实习生活，后来就一直在这里工作，经历了住院医生、研究生加住院医生的双重身份、住院总医生、主治医生的烦琐而漫长的医生成长过程。她选择的科室，是协和医院收入最低的几个科室之一。但在其他地方的有些医院，这种科室因为经常用到核磁共振之类的影像检查而会有提成。外地来进修的医生，经常惊讶于她在协和的收入如此低。与她同龄的、选择其他道路的年轻人，大多过上了外表光鲜的物质生活。而她的生活，说来枯燥且辛苦，大多与每天的病房、门诊、科研、带见习和实习医生有关，简单概括，就是协和传统里经常提及的“医、教、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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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四是他们科室固定的大查房时间，像几十年之前的程序一样：先是年轻大夫汇报病历；接着来到病人床边查体；然后看各种检查结果，包括影像学的；最后全科大小医生一起讨论。看到这样的情景，以至从其他城市、其他医院来交流的医生，会突然被这一套古老的、一直坚持的程序所触动。但这种生活对她来说，从进协和的第一天起，就是天经地义的寻常程序，也就是老、少协和人早就习以为常的协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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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大夫清贫，收入低、工作苦。她甚至不知道大处方、拿回扣、拿红包、技术主义、冷漠、没有人道……这些词的确切含义，更不知道这些词已经开始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在协和医院门外报摊的报纸之上，它们统统被用来妖魔化今日的中国医生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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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她交谈，她觉得自己平凡至极，说“周围有不少像我这样的年轻大夫”。你会感觉到她生活在一个几乎与世隔绝的、有着自净过滤系统的清苦世界里。那个世界看起来像旧日某个熟悉的场景，洋溢着另外一套标准评判之下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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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问她为何能够在这么一个清苦职业里坚持至今，她说：“协和的名声很高，在中国几乎老少妇孺皆知，外界对每一个协和医生的期望值也很高，我希望自己和这种名声匹配。我们的一言一行，在别人眼中都代表了协和形象。”她的科室主任也有同样的感受：“我出去主持会议或是发言，总觉得不是自己在发言，是代表协和在发言。而我不想给协和抹黑。从1981年进了这个地方开始，我一直到现在都是这么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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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因为这两个字形成了金字招牌，大多数最后选择留在协和工作的人，基于一种近乎神秘的“专业自主性和科学标准形成的情感认同”，希望自己不给“协和”这两个字抹黑而自律、勤奋、精进，他们因此拒绝平庸、拒绝二流、拒绝偷懒，形成了相似的气质和精神追求。这可以称为另一种“协和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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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之后，未来的协和会是什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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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在老协和人眼中，有远比“协和现象”更重要的事。那就是：在过去的辉煌几度中断、元气大伤之后，未来的协和会怎样？在“三基、三严”中浸润多年的老协和人，对未来协和的担忧一直存在。他们有着老式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丝毫不粉饰、不委婉，常以警世忠言的方式发表自己的见解。这是他们认为的，一种“爱协和”的最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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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乃峥回忆说：“我60多岁时在杭州和另一位老协和人王季午教授一起写书，他亲笔纠正了我两个白字：传染的‘染’不是‘’，副作用的‘副’不是‘付’。他默默地为我改正，我感觉又像钟惠澜教授当年申斥我一样，那以后，我再也没写过这两个白字。遗憾的是我同样几次呼吁纠正这两个白字，而不少年轻人照写不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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