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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命接触：全球大型传染病探秘之旅 第四章 SARS病毒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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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2月底，SARS病毒从香港登上飞机，开始通过交通工具传播到多伦多（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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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S传播到加拿大没有丝毫的预示，但是几天之内，这种病毒就显示出威力。这种病毒导致了携带其进入加拿大的一位78岁的老妇人死亡，一周之后，她的儿子也相继离世，同时将这种病毒在儿子接受治疗的医院传播开来。很快，就感染了多伦多几百名市民，其中31人死亡。感染此病的病人中有一位46岁的菲律宾妇女，在安大略省（Ontario）的医院当护工。她乘飞机回菲律宾的家中过复活节假期，到达之后感觉不适（但是还比较精神，还能够购物和串亲访友），这种病毒开始了在吕宋岛（Island of Luzon）上的传播之旅。这种病毒环游了地球半圈，六周后又通过两次飞行回到亚洲。如果情况有所变化——如果这种病毒没有在多伦多耽搁，而是由从多伦多前往吕宋岛或者新加坡或者悉尼的旅客携带——这种疾病完成环球之旅的速度可能要快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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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说“SARS登上飞机”只是比喻和拟人的说法，科学杂志的文章作家肯定不能用这样的说法，但是像我这样的专栏作家却可以。但是你们肯定理解我的意思：这种情况下登机的其实是携带着某种感染性病毒的无辜的妇女。出于保护患者医疗隐私的考虑，官方的报告中没有提到多伦多78岁的老妇人和年轻的菲律宾护工的姓名，只提到了她们的年龄、性别、职业和姓名的开头字母（就如提到因勘测地形而患上疟疾的美国军人一样，名字用开头字母缩写为B.W.）。至于感染源——直到疾病暴发之后数周还没有对感染源进行确认和命名。在疾病开始传染的初期，没有人能够确定这究竟是病毒、细菌还是其他因素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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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同一时间，这种病毒也传播到了新加坡、越南、泰国、台湾地区和北京。新加坡成了疾病传播的另一个中心。在河内，一位美籍华人因为经商将这种疾病从香港带到了越南，他的病情非常严重，引起了世界卫生组织驻河内的专家、意大利寄生虫学家和传染病专家卡罗·厄巴尼（Carlo Urbani）博士的重视。博士对其进行了检查。不到10天这位商人去世了，不到1个月，厄巴尼博士也因病离世。厄巴尼博士因为要参加一个寄生虫方面的会议飞赴曼谷，并病逝于曼谷的一家医院，也因此再也没能参加这次会议。因为他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卓越工作，他的去世引起了人们对这种疾病传播规律的重视：在接触这种新型疾病的医疗人员当中的高传染率、高致死率，这种病毒好像在医院中能够迅速繁殖、通过空气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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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疾病至少通过两种交通工具到达北京，其中一个是3月15日由香港到北京的中国航空公司的112号航班（另外一种方式是通过汽车，一位染病的陕西妇女乘车来到北京，希望能够在此得到更好的治疗，她是如何感染此病又如何感染他人则是另外一回事）。那天国航112航班从香港起飞，飞机上有120名乘客，其中一名男子发烧并伴有严重的咳嗽。3小时后，当飞机抵达北京时，机上其他22名乘客和2名机组成员已经被该名咳嗽的男子传染了这种病毒。这些乘客又将这种病毒传播到北京的70家医院，感染了将近400名医护工作者、病人和探望病人的亲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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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位于日内瓦的世界卫生组织总部的官员发布了全球预警，提醒人们重视发生在越南和中国的这些肺炎病例，这种做法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历史上也是非常少见的。（没有提及加拿大和菲律宾，因为发布预警时这两个国家还没有确认这样的疾病。）预警中说，越南的疾病暴发由一个病人引起（就是卡罗·厄巴尼检查的那个病人），“由于患有不明来源的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疾病而入院接受治疗。”“急性”这个词后面的顿号表明这种疾病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名字。几天之后，由于这种疾病在各地相继暴发，世界卫生组织发布了另外一个公共预警声明。这则声明以紧急情况下旅行建议的形式出现，表明该疾病由描述阶段进入正式命名阶段。声明中说：“过去的一周里，世界卫生组织收到了150多例新增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疾病（SARS）的疑似病例的报告，这种病也被称起因不明的非典型性肺炎。”这则声明援引当时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格罗·哈莱姆·布伦特兰夫人（Dr. Gro Harlem Brundtland）的话说，“SARS这种疾病现在已经称为世界范围内的健康威胁”，此言一语中的。布伦特兰夫人说我们应该共同努力（她暗示说，应该尽快行动起来）找到致病的根源阻止该病的继续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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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S威胁之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其感染程度，特别是对医护人员的感染度；另一个方面就是其死亡率，SARS比人们熟知的肺炎的死亡率要高很多。这种新病毒的另一个特点就是非常容易通过飞机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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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并不是最早发现SARS病毒的地方，但是离最早发现SARS的地方非常近，而且这种病毒从香港传播到世界各地。几个月前，这种病毒在中国大陆南部的广东省悄无声息地出现。广东因为其繁荣的贸易和独具特色的饮食文化而著称，而香港和广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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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97年恢复了对香港的主权，但是允许香港拥有独立的司法制度和一定程度的政治自主权，同时继续实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香港特别行政区包括九龙、大陆上的一些地区、香港岛和其他一些岛屿，与广东省接壤且与其人员和贸易的往来频繁。每天有大约25万人通过陆地边境来往于两地之间。尽管两地之间的贸易和交流的便利，香港政府和广东省省会广州之间却没有太多直接的联系。广州是一座有900万人口的城市，通过边境之后乘车3小时即可到达。两地之间的政治交流需要通过北京的中央政府的审查。这种限制也表现在两地科学和医疗机构当中——举例来说，香港大学虽然有顶尖的医学院，广州也有权威的广州呼吸病研究所，但是两地却缺乏基本的交流，更不要说合作和分享临床经验了，这就给应对SARS病毒时带来了问题和阻碍。这些问题最终都得到了解决，但是这种阻碍的后果却是非常深远的。当这种病毒第一次通过边境从广东传到香港时，香港方面却没有获知太多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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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位于珠江流域，包括香港、澳门、广州、新兴的城市深圳、佛山、中山和周边的一些其他城市，在英语中统称为珠江三角洲地区。2012年11月16日，佛山有一位46岁的男子因为发烧和呼吸困难而去世。他也是通过病例追踪方法确定的第一例SARS病例。他虽然没有留下血样和唾液样本进行实验室筛查，但是他感染了一系列其他患者（他的妻子、探望过他的姑姑、姑姑的丈夫和女儿）这样的事实就足以显示他患上的就是SARS。没有提到他的名字，而是被称为一位“当地的政府官员”。回过头来看，他个人信息中唯一比较明显的方面就是他做过饭，食材包括鸡肉、家猫和蛇。蛇肉出现在食材中在广东并不少见。广东人素以贪食各种野味儿著称，列入其食材的美味动物很可能被误认为是宠物店或者动物园中的动物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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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周后也就是12月初，深圳一家餐馆的厨师也因类似的症状病倒。这位厨师是掌勺的厨师，他并不负责杀死野生动物并去除内脏，可能是因为在将野味的肉剁碎或者切丁的过程中感染了病毒。在深圳发病后，他回到了另外一个城市——他的家乡河源市，并到河源市人民医院就诊。在转入距河源市西南部130英里外的广州的一家医院前，他至少传染了这家医院的6名医护工作者。一位随救护车将其转入广州医院的年轻医生也被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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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12月底到1月这段时间，中山市也出现了这样的病例。中山市在广州南部60英里处，位于珠江三角洲西侧，隔着珠江和香港相望。接下来的几周时间里，这里又发现了28例SARS病例，这些病人的症状包括头痛、高烧、发冷、身体疼痛、持续时间较长的严重的咳嗽症状、咳血和肺部的进行性破坏，使肺部积液导致缺氧，有些病人可能因器官衰竭而死亡。中山的患者中有13人为医护工作者，至少1人为厨师，其食材包括蛇、狐狸、果子狸[一种小型哺乳动物，和猫鼬（mongooses）有关]和老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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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卫生厅的官员注意到中山的群发病例并派出多组“专家”帮助治疗和阻止这种疾病的传播。但是这些人中没有什么真正的专家，至少针对这种神秘、没有确诊的疾病还没有谁能够称之为专家。其中一组专家对这种新型疾病准备了一份咨询文件，将其称为“非典型性肺炎”（用粤语讲就是“非典”）。这个称呼虽然普通且界定的并不清楚，但数周之后世界卫生组织在其发布的全球预警中使用了这个名称。非典型性肺炎可以指由任何一种不常见的感染源引起的肺部感染，如由肺炎链球菌（streptococcus pneumoniae）引起的。将这个为人所熟知的名字用在这种新型疾病上可能将淡化发生在中山的这种疾病的特殊性和潜在的危害性。这种“肺炎”不仅非典型而且反常、来势凶猛、非常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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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咨询文件被呈送到广东省卫生厅官员和全省的各家医院（呈送之前处于保密状态），其中列出了该病的症状和控制其进一步传播的措施。这些措施太少而且出来得太晚了。月底，有一个近期到过中山的水产批发商进入广州的一家医院检查，导致了新一轮席卷全球的疾病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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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水产商叫周卓峰，被称为SARS的第一个“超级传播者”。超级传播者是指由于某种原因，直接感染的患者人数比一般的患者要多很多的SARS感染者。R0[乔治·麦当劳（George MacDonald）引入疾病数学中的重要变量] 代表疾病开始暴发时每一个第一批感染者传染的第二批感染者的平均数，超级传播者传播的人数要远远超过这个平均值。因此，从现实的角度来看超级传播者在矩阵的出现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而这个因素往往会被普通数学忽视。J·O·罗伊德–史密斯（J. O. Lloyd-Smith）和其他几名同事在发表于《自然》杂志的文章中指出，“R0的人口估测值使传染过程中的大量个体差异变得不明显。由于急性严重呼吸系统疾病（SARS）在全球范围肆虐的过程中出现了很多“超级传播事件”，“即某些病人传染的第二批患者人数要远远高于其他普通患者，而使R0的人口估测值得到凸显”。伤寒玛丽就是一个有传奇色彩的超级传播者。罗伊德–史密斯和文章的合著者强调，超级传播者这个概念的作用在于，如果超级传播者确实存在，且能够在疾病刚刚开始暴发的时候就找到，那么控制措施就针对这些人将其隔离起来，而不是对整个人群广泛地实行隔离政策。反过来，如果隔离了49个感染的患者，错过了一个，而错过的这名患者又恰好是超级传播者的话，控制措施就失败了，疾病可能大规模暴发。但是2005年才提出这个宝贵的建议，显得有点为时已晚，没能用在2003年初卖鱼的商贩周卓峰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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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也不知道周卓峰从何处感染了此病，估计不会是通过海鲜传染的。鱼类和其他贝类海鲜从来没有被认为是SARS病原体可能的宿主。周卓峰在一个鱼市经营着一家店铺，可能是他的活动范围和其他经营家养或野生鸟类和哺乳动物的活体动物的市场有所交叉所致。不管疾病来源于何处，总之这种病毒侵入了他的身体，进入肺部，导致其咳嗽、发烧，使他不得不在2003年1月30日到广州的一家医院就诊。他只在那家医院住了两天，就感染了至少30名医护工作者。随着病情不断恶化，他被转入第二家医院，一家专门收治非典型肺炎的医院。由于在救护车上周卓峰呼吸困难、呕吐、将痰液溅到车上，转院的过程中又有2名医生、2名护士和1名救护车司机被感染。在第二家医院里，医生对他进行插管治疗以免其窒息。所谓插管治疗就是将一根软管通过口腔和声门，直接插入肺部上方气管中帮助病人呼吸。这个事件也可以作为解释SARS为何在世界各地的医院中传播如此之快的一个重要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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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在理论上讲，插管是一项非常简单的操作，但是当病人有呕反射（gag reflexes）、喷溅（sputters）和咳痰（expectoration）的时候却不易进行。插管对于周卓峰这样一个健壮、安静、发着高烧的病人来说显得尤其困难。虽然周卓峰的病情还没有得到确诊，参与医治的医生和护士好像感知到了他们可能面临的风险。那时他们就已经知道，这种非典型肺炎比普通的肺炎更易传染，更加致命。据驻港的资深外国记者托马斯·亚伯丽罕（Thomas Abraham）描述：“每次插管的时候都会有血状的黏液喷出。”亚伯丽罕继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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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黏液溅到地板、医疗设备和医护人员的脸上和白大褂上。他们知道这种黏液（原文如此）传染性极高，通常情况下，他们会尽快清理干净。但是在遇到特别危重的病人又踢又吐、软管尚未完全插入气管、黏液和血液喷出时，他们无论如何也没有办法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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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家医院，周卓峰又感染了23名医生和护士，18名病人及其家属。他的19名亲属也开始发病。周卓峰后来被广州的医护工作者称为毒王。虽然和他有过直接或者间接接触而传染的很多病人没有活下来，他却幸存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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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周卓峰的传染后，第二批发病的患者中有一位64岁的医生，名叫刘建伦，是周卓峰就诊的第一家教学医院的肾脏内科的教授。2月15日，也就是和周卓峰接触2周后，刘教授开始表现出流感的症状，后来病情好像有所好转——他自认为已经康复了，可以按计划参加侄子在香港的婚礼。2月21日，他和妻子从广州乘坐了3个小时的大巴，跨国境到达香港。晚上和家人团聚后，他们住进了位于香港九龙的一家大型的中档酒店，香港京华国际酒店，这家酒店是商人和游客的首选。他们住在911房间，在长长的楼道中间的位置，正对着电梯，这一情况也成为后来流行病调查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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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那一晚，京华国际酒店还同时发生了两件事，仿佛是命中注定的。刘教授的病情恶化，可能打喷嚏、咳嗽、或者在9层的楼道中呕吐过（取决于你相信哪种情况）。不管是哪种情况，他都在楼道中留下了大量的病原体，传染了住在这家酒店的至少16名客人和1名访客。刘教授也因此成为这场传染病的第二名超级传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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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这家酒店9层的客人中，有一名来自加拿大的78岁的老妇人。我之前曾经提到过她。她是来探望家人的，和丈夫一起在京华酒店住了几晚。在这家酒店住宿是航空–住宿套餐包的一部分。她住在904房间，在楼道的另一侧，距刘教授的房间只有几步之遥。她和刘教授同时下榻这家酒店的时间只有一个晚上——也就是2003年2月21日这个晚上。也许他们曾经同时乘坐了电梯，也许他们曾经在楼道中擦肩而过，也许他们从来没有注意到对方。谁也不知道真实的情况是怎样的，即使流行病专家也不知道。唯一知道的情况就是第二天，刘教授醒来之后病情加重没有办法参加婚礼，只能住进最近的一家医院接受治疗，并于3月4日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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