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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命接触：全球大型传染病探秘之旅 第八章 艾滋病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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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自认为了解的艾滋病其实有很多源头，但大多数都从未提到过它是由一种单纯的动物传染病蔓延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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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1980年秋天，一位年轻的免疫学家迈克·戈特利布（Michael Gottlieb），同时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中心担任副教授，注意到某些男性病人身上出现了一种奇怪的感染。有5人确诊得了这种病，他们都是活跃的同性恋，都得了由真菌引起的肺炎。这种真菌通常情况下是无害的，叫卡氏肺孢子虫（Pneumocystis carinii，现在更名为Pneumocystis juroveci），这种东西四处游离，无处不在，理应能被人的免疫系统所清理，但很明显他们的免疫系统并没有起作用，真菌充满了他们的肺部。他们都还感染了另外一种真菌——口腔念珠菌，一种满嘴黏糊糊的念珠酵母（Candida），这种真菌在新生儿、糖尿病患者和抵抗力差的人群中很常见，但在健康成人中很少见。几位病人的血检显示某些淋巴细胞（白血球）消耗剧烈，具体地说是胸腺依赖淋巴细胞（简称T细胞）的数量“严重衰减”，淋巴细胞在免疫调节过程中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戈特利布还注意到了一些其他的病症，其中有三个最为显眼：肺孢子虫性肺炎，口腔念珠菌病，还有T细胞的死亡。1981年5月中旬，他和同事写了一篇论文，简要地描述了所观察到的情况，他们没有推测出病因，只是认为这种病的趋势很令人困惑且凶多吉少，应该尽快将论文发表出去。《新英格兰医学杂志》（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的一位编辑对此很感兴趣，但发表至少还要等三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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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戈特利布转而将稿子投给了《发病率与死亡率周报》（Morbidity and Mortality Weekly Report），一个过程精简的疾病防治中心时事通讯报。他的文章言简意赅，不足两页，发表在了1981年6月5日的《发病率与死亡率周报》上，标题也很简练——“肺孢子虫性肺炎——洛杉矶”。这是第一次就尚未命名的综合病症发布的医学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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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警告在一个月之后，仍然是疾病防治中心时事通讯报上发表的。当戈特利布注意到肺孢子虫性肺病和念珠菌病的时候，纽约一位叫阿尔文·E·弗里德曼–凯恩（Alvin E. Friedman-Kien）的皮肤科学家也发现了类似的发病趋势，这种病叫卡波氏肉瘤（Kaposi’s sarcoma），是一种罕见的癌症，一般攻击性不强，通常只会在皮肤上出现紫色的囊肿。主要感染者是地中海地区的中年男性，就是那些经常出没于雅典咖啡厅，喝咖啡或玩多米诺骨牌的家伙们。不到三年，弗里德曼–凯恩和他的同事们就在年轻男同性恋中发现了26位卡波氏肉瘤病人，其中还患有肺孢子虫性肺病，其中有8人死亡。1981年7月3日的《发病率与死亡率周报》上刊登了弗里德曼–凯恩的这篇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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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在迈阿密做的一系列临床观察中也发现了卡波氏肉瘤。这群病人的症状很相似，但文化背景不同。一共有20名患者，分别在1980年到1982年6月期间住院，都是海地移民，多数都是最近才到美国的。在医疗问询中，按他们自己的证词，他们都是异性恋者，没有同性恋经历。但他们的病症与戈特利布在洛杉矶和弗里德曼–凯恩在纽约的同性恋男性中所见到的非常相似：都患有肺孢子虫性肺病和咽喉念珠菌病，都出现了一些罕见的感染，淋巴细胞数也都不规律，还出现了攻击性强的卡波氏肉瘤，其中10个海地人死亡。将观察结果发表之后，这群医生认为这是一种“综合征”，和“对近期美国同性恋中出现的免疫缺陷综合征的症状描述极其相似”。之前将疾病和海地异性恋者联系起来，后来看似这是一种误导，在讨论艾滋病的时候也完全忽略了这一点。依据采访数据，那时候很难确认异性恋和疾病的相关性，直到现在仍然很难解释。唤起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似乎在政治上会有失公平。不过以后，其真正意义将会从分子遗传学的研究中体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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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被看作发病源头的是年轻的加拿大空乘员盖坦·杜加斯（Gaëtan Dugas），他后来成了臭名昭著的“第一病人”。你可能对他有所耳闻，如果你听过很多有关艾滋病初现端倪的故事。大家把杜加斯写成一个“从非洲感染了病毒并将其引入西方同性恋群体”的人。实际上不是这样。但在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早期的艾滋病传播中，作为一个传染者，他发挥的作用过于显著，而且他毫无顾忌的行为确实罪不可逭。作为一名空乘，经常飞行在北美各大城市之间，拥有完全免费的私人旅行特权，飞机降落他就参加当地的奢华派对，如饥似渴地寻找性伙伴，他是一个对性欲贪得无厌的男同性恋，在高档公共浴室兴盛的年代里过着荒淫无度的奢华生活。他长着金黄的头发，长相英俊，爱慕虚荣却魅力四射，一些人甚至觉得他“秀色可餐”。根据《世纪的哭泣》（And the Bard Played On）（其中有很多大胆的研究和相当一部分靠假象而虚构的情景）的作者兰迪·席尔茨（Randy Shilts）所述，杜加斯自己估算，作为一个活跃的同性恋的十年里，至少有过2 500个性伴侣。杜加斯为他的贪得无厌和肆无忌惮付出了代价，他得了卡波氏肉瘤，为治疗这种癌症进行了化疗，并患有肺孢子虫性肺炎，还遭受艾滋病相关感染的折磨，最终死于肾衰竭，享年31岁。从他确诊得了卡波氏肉瘤到他最后病入膏肓短暂的几年中，盖坦·杜加斯并未收手，继续过那种淫乱的生活，但在孤寂和绝望中，他似乎由以往的寻欢作乐变成了恶意报复，兰迪·席尔茨说，他会在旧金山的“霍华德八世”公共浴室里和新结识的陌生人发生关系，然后打开灯，露出他的病变部位，然后说：“我已经得了同性恋癌。我要死了，你也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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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杜加斯去世的那个月，1984年3月，疾病防治中心的一群流行病学专家公布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调查结果，就是探讨性接触在艾滋病传播中发挥的作用。这是人们认识艾滋病的一个标志，但却无法就此做出解释。“虽然艾滋病的病因依然未知，”第一作者为大卫·M·奥尔巴赫（David M. Auerbach）的疾病防治中心团队写道，“但可能是一种能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的传染原引起的，其传播方式和乙肝病毒类似。”乙肝病毒是一种血源性病毒，主要传播方式有性接触、共用针头静脉注射毒品，或输入被病毒污染的血液产品。看起来理解那些仍然令人迷惑不解的综合征似乎有一个固定模式。“一连串由同性恋接触关联起来的艾滋病病例与病原体的假设是一致的。”疾病防治中心专家补充道。他们的意思是，艾滋病的发病原因不是有毒的化学物质，也不是遗传学上的突变，而是有一种虫子在作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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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尔巴赫和他的同事们在加利福尼亚州南部收集了信息，涉及19例艾滋病感染，他们采访了每一位病人，如果病人去世，就采访其亲友。他们还采访了来自纽约和美国其他城市的21位病人。根据这40例病史，他们画出了一幅由40个圆盘组成的图形，这40个圆之间相互有重叠部分，就像万能工匠（Tinkertoy）套装一样，重叠部分表示两人之间有性关系。病人的身份由地名和数字组成，如“SF 1”、“LA 6”和“NY 19”。在这幅图的中心是一张标着“0”的圆盘，其中有八个圆盘与其有直接重叠部分，而其余所有都与其有间接关联。虽然研究人员没有写出这个人的名字，但大家都清楚他就是盖坦·杜加斯。后来兰迪·席尔茨称之为“零号病人”，前面提到过，在他书中改成了多少能引起共鸣的“第一病人”。但是“第一”隐藏了什么，“零号”又忽略了什么，在那幅图形当中占据中心位置的大圆盘没能告诉大家的是什么，其实就是盖坦·杜加斯不是艾滋病毒的起源。一切事物自有出处，那么艾滋病毒是从哪儿来的呢？是他从别人身上感染来的，假设疾病是在性交时染上的，那么不是在非洲，不是在海地，而应该是在他家附近。这是可能的，因为现在有资料表明，当杜加斯还是一个白玉无瑕的少年时，HIV-1已经到达北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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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也到达了欧洲，但没有传播开来。一位叫格蕾特·拉斯克（Grethe Rask）的丹麦医生，曾在非洲工作过，1977年从当时的扎伊尔回国，到首都哥本哈根治疗一种多年来已经把她拖垮的疾病。在非洲时，一开始她在扎伊尔北部一个偏远的镇上经营一家小诊所，后来在首都金沙萨的一个大的红十字医院做外科主任医生。这期间，可能在一次外科手术中，由于缺少充足的防护措施（如橡胶手套）染上了一种病，这种病在当时从来没人遇见过，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她感觉非常难受而且疲惫不堪。持续的腹泻使她又干又瘦，体重迅速下降，淋巴结也肿了起来，而且一直不见消肿。她和一个朋友说：“我还是回家等死吧。”回到丹麦后，一系列检查发现她缺乏T细胞。后来她变得呼吸困难，需要依靠氧气瓶才能呼吸，与此同时，还要和葡萄球菌感染抗争，并且满嘴黏黏的念珠菌。1977年12月12日，格蕾特·拉斯克去世了，去世之前她的肺部塞满了卡氏肺孢子虫，也许就是这些病毒一步步吞噬了她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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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标准医学知识，不应该出现这样的结果，一般来讲肺孢子虫肺炎不具有致命性。这就需要有个更明确的解释，事实上确实有，9年后，拉斯克血样检测显示其HIV-1呈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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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不幸的人们，格蕾特·拉斯克、盖坦·杜加斯、戈特利布报告的来自洛杉矶的那5名男子、弗里德曼–凯恩所熟悉的卡波氏肉瘤患者、迈阿密的海地人、在大卫·奥尔巴赫研究中被确诊的39位病人（包括杜加斯），都是现在回想起来叫艾滋病的早期确诊病例。但他们并不算艾滋病的第一批受害者，甚至都不沾边。而他们代表着这场传染病蔓延的中点，标志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病人逐渐感染，几乎在没有明显症状的情况下病情突然飙升到极为严重的状态。疾病数学家的研究成果在艾滋病的传播历程中极其适用：R0代表讨论中的病毒，已经超过了1.0，也就是超过了警戒线，依然还有继续蔓延的趋势。但艾滋病的发端并不在此，而且几十年过去了，能找出艾滋病源头的科学家却寥寥无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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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艾滋病刚检测出来的几年里，由于人们对这种新型疾病的认识不断发生变化，所以被冠以很多不同的名字和缩略词。GRID，Gay-Related Immune Deficiency就是其中之一，意思是同性恋相关免疫缺陷。后来随着异性恋患者的出现，如共用针头的瘾君子、血友病患者，以及一些不走运的异性恋，这个名字就显得太有局限性。有些医生更喜欢用ACIDS，Acquired Community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获得性群体免疫缺陷综合征）。“community”一词表示社会群体，就是强调这种病是在社会群体中获得的，而不是在医院。一个更加精确的版本，虽然形式有些冗余，叫“卡波氏肉瘤和先前健康人群的机会性感染”，短期内在疾病防治中心的《发病率与死亡率周报》中经常用到，缩写成KSOIPHP不太好记，所以这个名字没有简短的缩略词。1982年9月，《发病率与死亡率周报》把这个术语改成AIDS，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 （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随后全世界都沿用这个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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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刚开始面临的各种问题中，为综合征命名是最不具挑战性的了，最棘手的问题是确认病因。我刚才只是顺便提到了“讨论中的病毒”，但是请记住：没人知道病因是什么，在戈特利布和弗里德曼凯恩的报告中，开始对这种综合征进行密切关注的时候，没人知道到底是一种什么病原体引发了这么令人费解又高度致命的综合征，就算病因是单单某一种病原体，也没人知道。不过病毒这一猜想的提出倒是可圈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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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提出这一猜想的是当时巴黎巴斯德研究院的吕克·蒙塔尼（Luc Montagnier），那时候他只是一个名气不大的分子生物学家。蒙塔尼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引起癌症的病毒，尤其是那些逆转录病毒，其中一些能导致鸟类或哺乳类患肿瘤。逆转录病毒如恶魔般残忍，比一般病毒更阴险，更难缠。之所以叫逆转录病毒是因为，这种病毒能够在基因转化成各种功能蛋白质的过程中进行倒退（逆）。逆转录病毒在基因指导蛋白质合成时，不用RNA作为转录模板，而是在宿主细胞中将RNA转化成DNA；然后病毒的DNA进入宿主的细胞核，和宿主的基因组整合在一起，因此就可以确保只要宿主细胞复制一次，病毒就能复制一次。吕克·蒙塔尼在动物身上做的这些研究，如鸡、老鼠和灵长类，他想知道在人类的肿瘤细胞中是否也能发现这种可能。有关逆转录病毒还会出现一种令人极为不安的可能性，就是出现在美国的新型疾病——艾滋病，是不是由这种逆转录病毒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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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证明艾滋病是由病毒引起的，但是有三种证据表明确实有这种倾向，蒙塔尼在他的研究报告《病毒》（Virus）中回顾了这些证据。第一，同性恋中由于性关系而感染艾滋病表明艾滋病是一种传染病。第二，通过静脉注射吸毒的人沾染艾滋病表明艾滋病的病原体是血源性的。第三，血友病患者患艾滋病暗示着这一血源性的病原体，能够逃过血液产品的检测，比如凝血因素，所以艾滋病的病原体是无穷小的，能传染的，是血源性的。“艾滋病不可能是传统的细菌、真菌或原生动物引起的，”蒙塔尼写道，“血友病患者所需的血液产品必须进行过滤，这种细菌能够被滤器过滤掉，那么只剩下更小的生物体：引起艾滋病的病原体只能是一种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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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其他迹象暗示这种病毒可能是逆转录病毒。这是个新领域，但当时AIDS也是。早在1981年，唯一已知的人类逆转录病毒叫作人类T细胞白血病病毒（HTLV），最近正在罗伯特·加洛（Robert Gallo）的带领下进行研究，他是一位智慧、外向、备受尊重且雄心勃勃的研究人员，他的肿瘤细胞学实验室是马里兰州贝塞斯达市的国家癌症研究所的一部分。人类T细胞白血病病毒，看名字就知道它会攻击T细胞并能引发癌变。T细胞是免疫系统三种淋巴细胞之一。（后来，HTLV又更名为人类T细胞淋巴病毒，变得更加精确。）有一种相关的逆转录病毒，叫猫白血病毒，能引起猫的免疫缺陷。所以在恶性肿瘤病毒研究者中就出现了这样的质疑，艾滋病的病原体通过攻击人类淋巴细胞（特别是一种叫T辅助细胞的淋巴细胞）而破坏人类免疫系统的，它很可能就是一种逆转录病毒。蒙塔克的研究小组开始寻找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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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洛的实验室也在研究这个问题。但这两个小组并不孤独。全世界其他实验室的很多科学家都意识到找出艾滋病的病因是医学研究领域最激烈的，最紧迫的，潜在的回报最丰厚的一个研究项目。1983年春末，三个独立研究团队分别研究出了一种候选病毒，在5月20日《科学》杂志上，其中两个团队发表了声明。巴黎的蒙塔克团队，在从一位患有淋巴结病的33岁同性恋男子身上筛选细胞时，发现了一种新的逆转录病毒，取名为LAV（lymphadenopathic virus，淋巴病毒）。加洛的团队也发现了一种新病毒，他认为这种病毒和人类T细胞白血病病毒很相似（此前出现了第二个相似病毒，叫作HTLV-II，那么第一个就叫HTLV-I）。他把这个最新的命名为HTLV-III，恰当地把它列入其中。无论是法国的LAV，还是加洛的HTLV系列，至少有一点是相同的：它们确实都是逆转录病毒。但是在逆转录病毒科，还有很多丰富且重要的分类。他们的论文都发表在了《科学》上，编辑在发表二者的论文时，使用了一个误导性的标题：人类T细胞白血病病毒与艾滋病有关，而事实上蒙塔克的LAV与人类T细胞白血病病毒无关。哎，弄错身份了。蒙塔克对此再清楚不过了，但他发表在《科学》上的文章似乎完全无视这个差别，编辑也把整件事挡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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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经过深入调查和精确分类后发现，加洛的“HTLV-III”不属于HTLV，而是一种与蒙塔克的LAV几乎一样的病毒。蒙塔克给加洛了一份冷冻样本，一次去贝塞斯达时，蒙塔克亲自用干冰将样本送了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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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就为以后的争执播下了的种子——到底发现了什么，谁发现的，什么时候发现的，这场争执会在激烈的争名夺利和不断的指责和否认中逐渐激化，经过几十年的酝酿，最终会诉诸法律。以后会上演艾滋血筛检测专利的版税之争，因为这项检测来自于加洛的实验室，但在蒙塔克最初隔离种群中也有迹可寻。（不同实验间的相互沾染，或者样品间的相互沾染，在病毒实验工作中非常常见。）这不是一个小争执，而是个大纷争，而且在这其中任何一个小的细节都会起着极为关键的作用。最终利益攸关的，除了金钱、尊严和国家荣誉，不仅关系艾滋病治疗或疫苗研究的前进或停滞问题，也关系诺贝尔医学奖最终花落谁家的问题，这项奖最终被吕克·蒙塔尼和他的首席搭档弗朗索瓦斯·巴尔–西诺西（Françoise Barré-Sinoussi）收入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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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由一位叫杰·A·利维（Jay A. Levy）带领的第三支研究团队也在无声无息地默默探索，他们的实验室在旧金山的加州医学院，于1983年也发现了一种候选病毒，但是在发现一年之后发表的。1984年夏，利维意识到艾滋病已经感染了“全世界4 000多人；仅旧金山就报告了600多例”。这些数字在当时听起来已经大得惊人，但相比于3 000万的死亡人数，现在回想起来算是相当低了。利维发现的也是一种逆转录病毒，但不是HTLV。他的团队从22位艾滋病人身上检测出这种病毒，并培养了6个隔离种群。因为该病毒是与艾滋相关的逆转录病毒，所以李维称之为ARV（AIDS-associated retrovirus）。他怀疑这种ARV和蒙塔克的LAV其实只是相同病毒进化过程中的不同变种，他的怀疑是正确的。它们非常相似，却又不太相似。“我们的数据可以证实我们的病毒培养与LAV毫无沾染，”他写道，“因为我们实验室从未收到过法国的最初隔离种群。”尽管这话听起来并无恶意，却暗中戳了罗伯特·加洛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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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的细节，和几乎同时发生的三重发现，以及其后续的发展，都极为复杂，充满争议，各方为此进行科技层面的较量，也暴露出了最丑恶的一面，就像一锅盛着分子生物学和尔虞我诈的人际策略的乱炖，放在太阳底下，只有发酵变质的份儿。他们已经远远偏离了研究人畜共患病这一主题。回到我们关注的问题上，归根结底就是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发现了一种病毒，从三个不同的地方发现，有三个不同的名字，后来成为备受信服的艾滋病病因。一个著名的逆转录病毒学家协会于1986年将名字定了下来，他们规定这种病以后就叫H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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