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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尔蒙战争 后记 王者已逝——别了，睾酮是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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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老的生殖选择理论的提出，到现代“睾酮是王道”观点的建立，动物界和人类经历了繁复多样的性革命历程。而其中的“睾酮是王道”观点更是历经了性科学史和人类性史的重重考验。从“睾酮是王道”的观点来看，性是强有力的、两极分化的发展力——这个观点很有道理。正如我们所见，在性和科学的进化史中，“睾酮是王道”的观点没能幸存下来。我们已经从本书的第一章了解到，不管是在物种间或是物种内，生物上的性都没能直接影响男性和女性的角色。有时人们也认为，男性能提供大量的精子不代表精子很廉价，也不代表女性与竞争和主导世界无关。贝特曼原则并不过时，但也不是无所不能、无处不在。很多不同的社会因素、心理因素和生态因素混合在一起，使性角色变得有活力，甚至可以相互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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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人类自身上，这一点尤其明显。在我们的进化史中，人类显然没能在性交和喂养孩子的“这种”方式上达成共识。当然，每一种有关人类进化的描述都承认物质、社会和文化环境对性的影响，但却不太愿意承认，我们的性行为是相当不实惠的——我们享受着无与伦比的非生殖目的的性行为。如果人类世界是生产婴儿的工厂，那么我们每个人都要被炒鱿鱼。正如第三章所讲，我们时常会花费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进行毫无生殖效益的性行为。如此一来，性行为的主要目的就不再是生殖繁衍了。想了解性行为，我们就要像卡罗尔·泰吾瑞斯说的那样，“重新把生殖器和人相连”。对我们来说，性行为并不是让两个般配的生殖潜力聚在一起，而是在我们自身独特的被文化雕刻的个性中，在我们自身特定的文化、社会和经济背景中，我们渴望性的行为能成就一个人。这大概就是为什么配对和偏好在其他文化甚至熟人文化中，竟然会如此神秘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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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低效性行为的第二个重要后果是破坏了所谓的普遍性原则，既然男性不用怀孕、分娩、母乳喂养，那人们就该努力把他们塑造成开玛莎拉蒂、围着美女转、不带孩子的形象。据说，男性受到繁殖经济的驱动比女性更渴望成功繁殖，更渴望四处留情，但他们在考虑到可能的投资回报时，又很容易忘乎所以。现实生活中，缺乏允许一夫多妻制的生态、社会、经济和法律条件。因此，为了在一夫一妻制下生育更多孩子，男人不得不四处奔波。历史上有一小拨那样的男人，但我们为什么要指望具有这种生殖潜力的男性变成男性的祖先——成为性学史上的第一个“成吉思汗”，为每一名男性而奋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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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具备多种可能性，向我们展示出人类必须解决相当棘手的发展问题：“一个新生儿必须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做好准备，以便加入地球上的任何一种文化。”这是由进化生物学家马克·帕格尔指出的。我们的基因无法提前知道，在当地的文化共识中，女性和男性分别适合什么角色。一个女婴可能出生在这样一个社会：她被要求会弹钢琴，会刺绣，上大学，每天走路去担水、种庄稼、养家禽、剥兽皮、打猎物，长大后过着朴实的一夫一妻制生活，或者同时拥有两三个丈夫。一个男婴在一生中可能会从事制作乐器、屠宰动物、制作渔网、挤奶、做陶器、投资银行，或照顾小孩的工作，他未来的妻子可能是一个13岁的女孩儿或者30岁的职业女性。有些未来的角色更可能发生在他们身上，这是肯定的，因为一切皆有可能。同时，无论我们是什么生物性别，生活都会要求我们所有人在某些时刻珍爱和照顾他人，承担风险，争取地位、资源和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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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要期待生殖选择固化我们的基因密码，分别创造具有独特性别特质的“女性大脑”和 “男性大脑”呢？当然，至于生殖系统，生物性上的各种基因和激素必须采用可靠直接的方式去协调。除了生殖器，这些基因和激素对性的作用也很暧昧，会通过耳朵对大脑和行为的影响对性发挥作用，也会通过适应许多发展资源来对性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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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进化难题不是激素之王强势地为我们解决了一切；性如何在文化的掩饰下创造了男性，而且男性普遍永恒地像这样，女性则像那样；真正的难题是，性通常会怎样创造出本质不同的生殖系统，同时又允许男性和女性的行为存在可有可无的差异：两者之间有重合和“马赛克”（模糊地带），而不是截然不同。具体条件应随情况而定，两性行为也应多元化而不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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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在本书第二章所见，在探索如何实现的进程中，出现了一个重大的科学转变。这个问题总是很自然地被提出来：“大脑和激素中的性别差异是如何使女性和男性的举止思维和行为变得完全不同呢？”当你用“睾酮是王道”的理论来解释这个疑问时，又会面对另一个重要问题：既然有生理差异，为何男性和女性常常还会有相同的行为举止呢？我们注意到，女孩儿和女性在参与冒险和竞争时会达到男孩儿和男性相同的程度。我们也意识到，人们的大脑奇怪地混合了“男性”和“女性”的大脑特征和性别品质。很明显，生物上的性不能像影响男性和女性的身体结构那样，强有力地影响男性和女性的行为。当我们不再认为性别差异在不断扩大和加深时，我们就会开始询问是否有些性别差异可以互补，以使得两性变得相似，而不是相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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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科学变化也有助于解释性怎么能如此高明、灵活地影响人类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性别是如何影响与性相关的因素的，比如，睾酮。安妮·福斯特·斯特林建议，“从进化的角度去思考。记住，身体是一个动态系统，会为了适应社会和历史背景而发展变化”。比如，睾酮既改变身体又改变大脑。这意味着当你测量一个人的指长比时，你不只是在捕获“性”的影响，也是在通过其他人的性别镜头回应，在那个人更多或更少的男性化外表下潜在的累积效应。循环的睾酮水平也不能反映纯粹的性。正如我们在第六章所见，社会背景、经验和主观意图都会改变睾酮水平，也会无视睾酮对行为的影响或补偿睾酮不足的情况。这些常见的性别现象都是人类特色。当我们想这样做时，我们就有相当强大的能力去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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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无论我们选择哪一个方向，全都在于我们自己：这是有关我们价值观的问题，而不是科学问题。但不断发展的科学表明，一时特别好的选择已经不再适合我们了。是时候停止责怪“睾酮是王道”了，因为国王已经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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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想要什么样的性别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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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中，人们出于各种理由，渴求两性平等。有些人希望，被伴侣攻击或谋杀的女性会更少；有些人想要缩小退休金的巨大差距，因为它使男女比例失调的女性在晚年时身处贫困；有些人想要组织中的性别更平等，因为研究表明这有益于提高生产效率和利润；有些人希望父母更平等地分担养育孩子的责任，这样下一代孩子就能享受到父亲参与育儿所带来的好处，孩子们也会拥有一个更温情的父亲以及更快乐的父母；有些人想为爱人提供一个更轻松的旅程，他们的身份或身体介于两性的中间地带；有些人想让人们更容易追求和实现反传统性别角色的野心；有些人想要挽回那些在职场中迷失的才智出众且受过良好教育以及高昂培训的女精英；有些人希望看到单身母亲摆脱困境，不再贫穷；有些人渴求更平等的政治参与权，如此，政府的政策才能更好地为女孩儿和女性的利益服务；有些人是为男性的福利而想要性别平等——与满足严苛的要求，有时是危险的殖民式的种族关系的行为模式分开，来减轻作为养家糊口主力的男性的负担和压力；有些人希望将男人成功的定义从工作、财富和性征服中解放出来；有些人甚至更进一步希望将品质、角色和责任视为人类必备，而不是女性或男性独有——这种思维转变将会改变我们的世界并造福每个人。其他一些人认为，更大的性别平等很可能是人们都成为男性的混合体。但无论如何，我们都应该尝试一下，因为在权力、财富和地位更平等的情况下，一切都会变得更公平、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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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认为性别平等原则是一个可爱的想法，但“睾酮是王道”理论也阻挡了它通向美好前方的路径。为什么？因为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女人不能像男人，而男孩终究是男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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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从未听说有人承认过以下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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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着，我同意，这的确不太公平。它也不是自然法则，所以我们如果想改变，就能改变很多事情。但是性别不平等已经存在了几千年，我变得有点儿喜欢它了。所以，我们继续保持现状吧，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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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我们都认同性别平等。那么现在我们该干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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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能够明确判断的是，满足于这个只改变了一半的世界太麻烦了。或者，我们可以继续保持礼貌，按照无差别分组来讨论性别平等，再耐心地等上50年到100年，因为预言经常说，到那时，工作上就能实现男女平等了。但是，这两种选择对我们来说都没有吸引力。那么也许是时候像第一波和第二波的女权主义者那样，变得不那么礼貌，变得更具破坏性了。的确，他们并不会一直受欢迎。姑且看看他们什么也不问就实现了什么吧。正如行动往往比动听的语言来得更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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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这些性别结构是我们发育系统的核心部分，对我们理解性、性别和社会的相关性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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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尔蒙战争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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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要感谢众多专家学者：伊丽莎白·阿德金斯·里根、约翰· 杜普雷、安妮·福斯特·斯特林、奥古斯汀·富恩特斯、玛莎·希基、达芙娜·乔尔、朱莉·纳尔逊、伊莉丝·佩赞·纳斯托、莎莉·范·安德斯、比尔·冯·希普尔等。他们以不同的方式促成了本书的诞生。他们慷慨地贡献出自己的时间和专业知识，并在阅读本书的章节后欣然做出评论或给予早期指导。然后，我要特别感谢我那既出色又不辞劳苦的经纪人芭芭拉·洛温斯坦及其洛温斯坦公司的团队。我也很感激诺顿出版社的人士，尤其是我的编辑艾米·谢丽，她的体贴、细心、鼓励以及耐心带给我莫大的力量。我还要感谢雷米·克劳利给予我的高效善意的帮助，以及一丝不苟的文字编辑尼娜·纳托佛。另外，我还要特别感谢墨尔本大学的马克·埃尔加、尼克·哈斯拉姆和卡斯滕·穆拉沃斯这三位好同事。他们在我写作这本书时提供了精神上的支持，还善意地回复了与本书相关的奇怪问题，并在阅读书稿后给出了无价的反馈。同时，这本书也受到了由墨尔本大学心理科学学院在澳大利亚研究委员会设置的未来奖学金的支持，以及墨尔本商学院、墨尔本大学奥蒙德学院的道德领导力中心的支助。我也要感谢澳大利亚妇女领导学院特瓦拉基金会对我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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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有些段落节选自先前出版的一些著作。例如，第三章的内容包含科迪莉亚·法恩（2012年11月）发表在《每月》的《阴道对话：性欲来临时，睾酮被高估》；第四章包含达芙娜·乔尔和科迪莉亚·法恩（2015年12月1日）发表在《卫报》的《是时候庆祝有很多方式成为男性和女性了》。在此我要分别感谢约翰·范·提格伦和伊恩·范斯对本书所做的贡献。我非常感谢与我一起执笔完成本书的同事，感谢他们为这本书出谋划策。第八章的论据源于科迪莉亚·法恩（2015年）发表在《性角色》第72(9)期第427–433页的《扩大性别主义本质论的角色在单性别教育的辩论：对利本的评述》。达芙娜·乔尔、瑞贝卡·乔丹·杨、安丽斯·凯瑟和吉娜·瑞彭这四位同事，在我思考性分化的科学模型和如何研究人类的性/性别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这种作用部分体现在我与他们合著的以下作品中：科迪莉亚·法恩、瑞贝卡·乔丹·杨、安丽斯·凯瑟和吉娜·瑞彭（2013年）发表在《认知科学的趋势》第17(11)期第550–551页的《可塑性及性的刚性问题》；吉娜·瑞彭、瑞贝卡·乔丹·杨、安丽斯·凯瑟与科迪莉亚·法恩（2014年）发表在《人类神经科学前沿》第8期第650页的《性/性别神经影像研究建议：研究设计、分析与阐释的要领与影响》；科迪莉亚·法恩、达芙娜·乔尔、瑞贝卡·乔丹·杨、安丽斯·凯瑟和吉娜·瑞彭（2014年12月15日）发表在《大脑》上的《为什么男性≠克尔维特，女性≠沃尔沃，科学评论≠意识形态》。在本书的写作期间，这四位同事一如既往地提供专业支持和情感支持。第八章受到了由科迪莉亚·法恩和艾玛·拉什（2016年）合作发表在《商业伦理期刊》上的《“为什么女孩都爱粉色的东西？”性别化玩具营销的伦理与科学辩论》的启发。2015年7月7日，由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在悉尼欧田磨中心举行的第三届艾伦·桑德斯论坛上，曾演讲过本章中的部分内容，该演讲是由国家广播电台的哲学界以及澳亚哲学联会举办的。我还要感谢理查德·弗朗西斯对本书书名所做的贡献。正如第六章提到的，弗朗西斯在《为什么男性不会问路：生物社会学的魅力》（普理查德·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中使用了术语“睾酮是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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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已经是我写作的第三本书了，但丝毫不轻松。最后，像往常一样，我仍然要感谢拉塞尔，他是如此优秀，如此忠诚的父亲。当然，我还要向我的母亲安妮· 费恩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她的评论和亲情支持。我也要感谢我的作家朋友西蒙·卡特森、莫妮卡·杜克斯、克里斯汀·肯尼利和安妮·曼妮。他们不仅有写作才能，还知道如何鼓励其他作者。最后，我要向雷克斯·R致以最衷心的感激，感谢他耐心的鼓励和支持，感谢他对这本书坚定不移的兴趣和信心。所有这一切都给了我无限的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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