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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黑医疗史 阿司匹林的外交阴谋——关键词：拜耳、孙中山、爱迪生、禽流感、二次世界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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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对曾经久咳不愈的人来说，一定吃过一味中医的成药——京都念慈庵川贝枇杷膏，它的防伪标章是个“孝亲”图样，代表的是一则孝顺的故事，也是它能问世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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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清代知县杨谨事母至孝，他的母亲久病未愈，遍访名医仍没有起色。后来听闻名医叶天士妙手回春，杨谨便不畏路途遥远，千里求医迎得叶天士至家中替母亲诊治，经由其祖传秘方治愈了杨老夫人的沉年痼疾。最终杨老夫人以84岁高龄仙逝，临终前嘱咐杨谨广制这帖秘方造福人世，所以才有今日的川贝枇杷膏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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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会说这个故事？其实是为下面要介绍的药品“阿司匹林”（Aspirin）铺陈。很多人都不知道阿司匹林之所以会被合成出来，和杨谨延请名医的故事雷同，都是为了“孝顺”的理由，才使得药品能够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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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司匹林的主要成分是“水杨酸”（又称柳酸），早在三千五百年前古埃及的莎草纸中记载，当时的人们就懂得从柳树及桃金娘的树皮中，熬煮出富含此一成分的粉末，作为治疗关节疼痛及退烧的药品；到了公元前5世纪，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也拿这种药方缓解生产时的疼痛及治疗发烧病患，而在罗马人的推广之后，更一直被当成减轻疼痛与退烧的良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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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将上述药品做有系统的研究是18世纪的英国人爱德华·史东（Edward Stone）。他在伦敦皇家协会发表划时代的报告：将磨碎的柳树皮加入水或啤酒里给50个发烧的病患服用，结果发现效果出奇的好。但当时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所以只能止于观察性的报告，一切要等到19世纪之后，化学萃取技术进步，很多科学家相继投入研究之后，才能纯化柳树皮中的主要成分。例如，1828年，慕尼黑的药理教授约翰·安德里亚斯·毕希纳（Johann Andreas Buchner）首先纯化出黄色的物质，并命名为“柳苷”（salicin）；1838年，意大利化学家拉菲尔·皮里亚（Raffaele Piria）创造出惊人的成果，从上述的柳苷中，制成了水杨酸，于是慢慢有人将这种由酚类的羟甲基氧化的物质拿来治病，逐渐成为治疗关节炎和退烧的新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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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水杨酸并非万灵丹，病患在服用之后，常有肠胃不适、腹泻的情形出现，服用高剂量才能止痛的病患尤其严重，有人因此胃出血，甚至死亡，因此限制了它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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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加入德国拜耳（Bayer）公司团队的化学家菲利克斯·霍夫曼（Felix Hoffmann）发现了自己深受风湿关节炎所苦的父亲，无法承受水杨酸的治疗，屡次出现肠胃不适的现象，于是他在上司阿瑟·艾兴格林（Arthur Eichengrün）的指导下，于1897年成功将水杨酸乙醯化成为今日大家常用的阿司匹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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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颗因为“孝亲”而激发菲利克斯·霍夫曼研究出的药片，其副作用较小，于上市后便风行世界，成为了拜耳公司的金鸡母，拜耳公司甚至将它脱离“成药”（patent medicine），推动它成为“处方用药”（ethical drug）。也因为它太值钱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战败签订《凡尔赛和约》（Treaty of Versailles）的时候，拜耳公司被迫要求放弃阿司匹林的专利权，让世界其他国家瓜分其利益。可惜的是，菲利克斯·霍夫曼在日后争取有关谁合成出阿司匹林的论战上，又染上了德国纳粹残害犹太人的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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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在1934年的时候，菲利克斯·霍夫曼向全世界宣称，是他本人、也是唯一的人，发明了阿司匹林。当时的德国正处于纳粹统治的时期，对犹太人迫害日趋严重，所以对于他是经由犹太人上司阿瑟·艾兴格林指导下而合成阿司匹林的事闪烁其词，甚至将错就错，把所有功劳全算给菲利克斯·霍夫曼，甚至为了堵住阿瑟·艾兴格林的嘴，还把他关进了集中营，以利其宣扬“大日耳曼民族”的优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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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49年，逃过死劫的阿瑟·艾兴格林对于谁才“真正”是阿司匹林的发明者提出异议，写了一篇名为《阿司匹林五〇年》（Fifty Years of Aspirin）的文章，指出菲利克斯·霍夫曼一开始根本不知道要合成的是什么，是受了他的指令，最后才合成出阿司匹林。可惜这篇文章并没得到很大的重视。尤其在阿瑟·艾兴格林去世之后，真相因此石沉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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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末，英国医学家及史学家瓦尔特·斯尼德（Walter Sneader）几经周折之后，获得德国拜耳公司的特许，查阅了其实验室的全部档案，终于替阿瑟·艾兴格林的功劳找出历史证据：菲利克斯·霍夫曼第一次合成阿司匹林真的是完全采用阿瑟·艾兴格林提出的方法才获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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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真相澄清了，对阿瑟·艾兴格林来说已经太晚了，他的后人似乎也没有替他发声，菲利克斯·霍夫曼“孝亲”的声名也未减低，徒留下令人感慨的叹息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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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看来，杨谨孝亲图的防伪标章，似乎比阿司匹林的故事还有人情味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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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所著的《段祺瑞政权》，其中有一则有关孙中山先生的故事，相当有趣：在“一战”后期，是由于德国给予金援，让孙中山能发起海军及国会议员南下“护法”，才会有“孙大元帅”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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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的场景在1917年，持续了三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因为德国对美国实施无限制潜艇战，美国遂于2月3日宣布与德国断交，并且要求其他中立国对德宣战，所以当时德国驻华公使辛慈（Paul von Hintze）便开始奔走于中国各势力之间。当时担任国务总理的段祺瑞是辛慈重要的目标，可惜段祺瑞对德宣战的意志坚决，不只没有被收买，反而在3月14日宣布对德断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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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交后必须回国的辛慈并没有因此放弃，他在回国途中仍指示原德国驻上海总领事克里平（Hubert Knipping）强化对中国各势力的活动，于是克里平透过国民党的干部曹亚伯与孙中山接上线，允诺以最高额两百万马克（换算今日币值约660万美元）的援助，支持国民党的“倒段”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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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秘密在二次世界大战后，因为德国国家档案被全部公开，由精通德语的华裔资深历史学家李国祈博士细心翻阅有关的核心档案后揭露。只是根据国民党的党史记录，孙中山先生只收到一百万马克，而另一百万据唐德刚先生透露，李国祈先生曾向他说过，可能是被经手人曹亚伯中饱私囊了，而事实真相是如何呢？由于当事人都已仙逝，这事就成为历史的悬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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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会提到这则故事？其实是想告诉大家两件事：首先，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为了防止其他国家与其作对，确实进行了很多金钱外交，孙中山先生是一例；而在俄国，德国也资助了列宁的布尔什维克（Bolsheviks），使他得能发动“十月革命”，导致俄国军队力量被削弱，果然退出了大战。另外，这种金钱外交并非只是扶助对方，有时德国援助的方式，反而是要削弱反对它的势力。接下来我讲到的主角就是参与其中的“阿司匹林”，因为它的制程中所必须使用的原料，可能左右着大战的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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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在制造阿司匹林的过程中，“石炭酸”（phenol，也就是酚）是不可或缺的原物料，而它也是制造炸药的苦味酸（trinitrophenol）重要来源之一。因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仰赖自英国进口石炭酸的美国，国内石炭酸价格水涨船高，不得不让美国拜耳公司减产当红的药品阿司匹林来因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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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对石炭酸有需要的并非只有炸药和阿司匹林，美国的发明家托马斯·爱迪生（Thomas Edison）对于它的缺乏也深受其害——他发明的留声机中所需的唱片制造少不了石炭酸。为了怕制造成本提高，爱迪生干脆自己盖起了可以制造石炭酸的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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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美国与英国关系良好，德国深怕爱迪生多制造出来的石炭酸会卖给英国而帮助他们制造炸药，于是在德国驻美公使约翰·海因利希（Johann Heinrich Graf von Bernstorff）授意下，透过使馆成员海因利希·亚伯特（Heinrich Albert）金援拜耳公司的前员工雨果·史怀哲（Hugo Schweitzer），利用一家由德国人掌握的公司与爱迪生的工厂签约，每天买下三吨的石炭酸交给雨果·史怀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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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如此大量的石炭酸，不只使得美国拜耳公司恢复了原有阿司匹林的产能，而且还有余裕卖给其他非“军火”相关的工厂，从中获得不少利润，当然其中有些石炭酸也被运到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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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一石二鸟的计划，历史上称“Great Phenol Plot”（大石炭酸阴谋）。原本不露痕迹，却于顺利进行了几个月后，在美国媒体的追踪下曝了光。原来是海因利希·亚伯特不小心将公事包遗留在火车上，泄露了相关文件。只是他的行为并非违法之举，美国政府无法对其行为有约束能力，因此有人将该批文件透露给当时美国反德的报纸《纽约世界报》（New York World），才让这计画于1915年8月15日摊在大众的眼前（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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