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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精神外科的社会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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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精神外科改变人的行为这一特点，用它来解除病人的症状与用它来对人进行社会控制或用它来达到某种社会目的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马克和埃尔文两人在《暴力和脑》（Violence and Brain）［148］一书中指出，社会中的异常行为和人际暴力可归因于脑功能障碍。因此杏仁核切断术可成为那些因脑功能障碍而产生暴力行为的人的合适治疗方法。这样就把复杂的社会问题归结为个人的疾病。早在1967年这两位医生与史维特一起写信给美国医学杂志编者指出，某些贫民区发生的斗殴和暴力来源于脑病，应进行研究。虽然他们否认脑病是斗殴的主要原因，但很快被指责为把革命暴力解释为可用精神外科治疗的疾病。1970年第二次国际精神外科会议上，精神外科医生布朗（M. Brown）指出，有些犯人年轻且有智能，但不能控制暴力行为，精神外科可纠正这些犯人的行为。1972年，一组联邦德国神经外科医生给22个男病人做海马回切断术，这22个病人均有异常性行为，其中一个有神经性假性同性恋，一个对酒精和药物有瘾。术后15个性行为异常者效果良好，只有一个效果不佳，但无副作用。在印度、泰国、日本和美国，精神外科还用来驯服活动过强的儿童。据报告，在115个病人（包括11岁以下的儿童39人）中，破坏扣带回、杏仁核、海马回证明有效。还有报告说，一个7岁的智力低下儿童突然尖叫、嚎叫、乱跑、用头撞墙，三年前做丘脑切断术后病人不再表现出粗野的、攻击性的和尖叫的行为，行为的改善对儿童和父母都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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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有人担心，那些手中有权的人可因而把他们不喜欢的一些行为宣布为病症，并用精神外科加以治疗。例如用精神外科来“治疗”被关在牢中的革命者。斗殴、同性恋等也可被作为病用精神外科治疗。这样，医生就不是治疗病人的动因，而成为社会控制的动因。即使把精神外科的治疗范围限于脑病变也是不行的，因为由于所有行为都以脑为中介，这样就可以把引起不合意行为的任何脑功能都称为病理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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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手段的社会使用并不都是坏事。事实上，不少医疗手段已逐渐越出治病救人的范围。问题是，不能把社会问题归结为个人疾病。孩子不驯服、青年人吸毒或斗殴、成年人酗酒等，都有复杂的家庭、社会因素，不能简单地归结为疾病。把这些人作为精神外科的对象，就是对这种技术的滥用。而且确实会开辟凭借权力强迫人们接受这种手术从而达到操纵、阉割人的个性的目的的危险前景。前面已经说过，精神外科只能是一种高度实验性的治疗，非到不得已时才能采用，而治疗的对象只能限于用现代测试方法可以检出脑内确有病变而引起不可控制的暴力行为的病人。［44, 59,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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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行为的药物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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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控制行为的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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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惊厥疗法、脑的电刺激和精神外科这三种方法不常使用，因为只有少数人能够并愿意接受。更常用的是以化学方法（药物或酒精）控制行为和情态，而且越来越多地使用能够改变行为、动机、情态和思维的药物。这些药物主要有三类：治疗剂、非治疗性药物（能产生欣快状态）、改进使用者作业和能力的药物（咖啡因、安非他明）。第一类最重要，也分三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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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抗精神病药物：具有催眠、镇静、改变情态等效应，用于控制妄想（偏执）症、躁狂症、精神分裂症、青春期痴呆等病的行为症状，有利于病人在社会中生活，但不能完全治疗精神病。副作用有嗜睡、风疹、欣快感、痉挛、乳房增大、射精等。此类药物有吩噻嗪、蛇根木（印度罗芙木）衍生物、苯喹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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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抗焦虑药：并不用来治疗精神病，主要用于短期的焦虑和紧张或临终病人的应激期，长期使用容易成瘾。此类药物有巴比妥类药物、氨甲丙二脂衍生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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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抗抑郁药：有助于病人在社会中生活，有些较为安全，有些容易成瘾，引起失眠、疲倦和眩晕，并对脑、肝和心脏系统有毒性反应。此类药物有丙咪嗪的衍生物、单胺氧化酶抑制剂、精神运动兴奋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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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类药物用于非医学的目的，一般能改变人的正常情态，使人感到欣快。包括酒精、烟草、大麻、种种幻觉剂，包括麦角副酸二乙酰胺（LSD）、仙人球毒硷、种种鸦片制剂，包括吗啡和海洛因、催欲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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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使用控制行为药物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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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使用控制行为药物中存在以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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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广泛使用抗精神病和抗忧郁症药物，并结合新的心理社会治疗方法（如环境治疗）能使精神病人比以前更好地适应社会生活，从而大大减少精神病人住院人数。但这并不足以使病人在社会中独立生活。病人在言语和认知方面仍有障碍，因而仍要求某种程度的社会支持系统，如福利、残障津贴、住所、日常的护理等。在美国等国家，由于精神病人过早离开医院，而社会上又不具备这些支持条件，造成精神病人流落街头的社会问题。这样做，对病人对社会都没有好处，不如留在精神病院继续接受治疗或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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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社会越现代化，生活的节律越快，紧张度越大，因而也就使更多的人为了解决头痛、紧张、失眠等问题，更频繁地使用抗焦虑、镇静、催眠的药物。于是，整个社会逐渐变得过分依赖药物。1973年美国开了2.2亿张改变精神状态的药方，花了12亿美元，占所有处方的15％。15％的成人经常服用改变精神状态的药物，妇女为男子的两倍，不少人用药物来解决个人问题和社会问题。药物的这种广泛使用对肝、血、染色体具有潜在危险，并容易产生药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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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有些国家用安非他明等精神运动兴奋剂来治疗儿童的多动症。在美国，有3200万5至12岁的学童服用此类药物，引起公众的争论。双盲法研究表明，这些药物可减少活动、提高注意力、提高学习成绩、减少破坏行为。但对诊断标准和可能从这种治疗得益的儿童的数目意见不一。某些家长和教师为了使儿童获得好的学习成绩和适应环境，倾向于用药物控制多动儿童的行为。但是使用药物的社会后果是值得重视的。必须确定儿童确实患有什么疾病，不应该将药物轻易用于非医学目的。“多动症”作为一种医学概念本身是不明确的。应该首先探讨这种病症的实在性以及具体的诊断标准，尤其要有明确的鉴别诊断。否则，一方面可能对儿童的脑结构或智力产生不可预计的副作用，另一方面可能容易使儿童依赖药物，造成药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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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药物作消遣使用造成更大的社会和伦理学问题。但一般把酒精、咖啡因和尼古丁与大麻、海洛因等分开。大麻、海洛因的使用反映了使用者精神的苦闷、空虚、绝望，也是对现存社会秩序、生活方式和伦理观念的抗议。在某些国家，酒精中毒者与之没有实质区别。这种使用不仅摧残了使用者自己的身心，也无益于对社会的改革或改造。有人用“个人自由”来为这种行为辩护是站不住脚的。这类麻醉剂或迷幻剂的使用，并不是增强了个人的自由，而是限制了个人自由，把个人变成这类药物的附属品。社会禁止这类药物的生产和使用是有理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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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行为和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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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行为控制技术的讨论涉及一个根本问题：异常行为是如何产生的？是由于行为者内部身心方面的原因，还是外部的原因？是遗传方面的原因还是环境方面的原因？是生物学方面的原因还是社会方面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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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人类行为的遗传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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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古希腊，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就注意到，人的先天的天然能力是如此不同，以及他们要利用和实现这些能力的愿望也如此不相同。他主张基于以前证明的遗传倾向和父母的行为能力，由国家调节生殖，严格实行不同社会等级的婚姻隔离政策。19世纪的密尔也认为建立人的道德和政治观点，应该根据人的生物学本性。关于本性—教养、遗传—环境的争论，持续了100多年。在这场争论中发展了一门新学科——行为遗传学，它是心理学与人类遗传学的边缘学科。遗传学的发展，使某些科学家想到人类行为可能是由基因决定的：“一个基因——一种行为。”他们的推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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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们观察到人们所做的和如何做如此特殊，由此推论他们的行为有共同的质，用一个副词描述它：某甲举止粗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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