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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行为的药物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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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控制行为的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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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惊厥疗法、脑的电刺激和精神外科这三种方法不常使用，因为只有少数人能够并愿意接受。更常用的是以化学方法（药物或酒精）控制行为和情态，而且越来越多地使用能够改变行为、动机、情态和思维的药物。这些药物主要有三类：治疗剂、非治疗性药物（能产生欣快状态）、改进使用者作业和能力的药物（咖啡因、安非他明）。第一类最重要，也分三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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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抗精神病药物：具有催眠、镇静、改变情态等效应，用于控制妄想（偏执）症、躁狂症、精神分裂症、青春期痴呆等病的行为症状，有利于病人在社会中生活，但不能完全治疗精神病。副作用有嗜睡、风疹、欣快感、痉挛、乳房增大、射精等。此类药物有吩噻嗪、蛇根木（印度罗芙木）衍生物、苯喹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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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抗焦虑药：并不用来治疗精神病，主要用于短期的焦虑和紧张或临终病人的应激期，长期使用容易成瘾。此类药物有巴比妥类药物、氨甲丙二脂衍生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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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抗抑郁药：有助于病人在社会中生活，有些较为安全，有些容易成瘾，引起失眠、疲倦和眩晕，并对脑、肝和心脏系统有毒性反应。此类药物有丙咪嗪的衍生物、单胺氧化酶抑制剂、精神运动兴奋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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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类药物用于非医学的目的，一般能改变人的正常情态，使人感到欣快。包括酒精、烟草、大麻、种种幻觉剂，包括麦角副酸二乙酰胺（LSD）、仙人球毒硷、种种鸦片制剂，包括吗啡和海洛因、催欲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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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使用控制行为药物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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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使用控制行为药物中存在以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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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广泛使用抗精神病和抗忧郁症药物，并结合新的心理社会治疗方法（如环境治疗）能使精神病人比以前更好地适应社会生活，从而大大减少精神病人住院人数。但这并不足以使病人在社会中独立生活。病人在言语和认知方面仍有障碍，因而仍要求某种程度的社会支持系统，如福利、残障津贴、住所、日常的护理等。在美国等国家，由于精神病人过早离开医院，而社会上又不具备这些支持条件，造成精神病人流落街头的社会问题。这样做，对病人对社会都没有好处，不如留在精神病院继续接受治疗或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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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社会越现代化，生活的节律越快，紧张度越大，因而也就使更多的人为了解决头痛、紧张、失眠等问题，更频繁地使用抗焦虑、镇静、催眠的药物。于是，整个社会逐渐变得过分依赖药物。1973年美国开了2.2亿张改变精神状态的药方，花了12亿美元，占所有处方的15％。15％的成人经常服用改变精神状态的药物，妇女为男子的两倍，不少人用药物来解决个人问题和社会问题。药物的这种广泛使用对肝、血、染色体具有潜在危险，并容易产生药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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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有些国家用安非他明等精神运动兴奋剂来治疗儿童的多动症。在美国，有3200万5至12岁的学童服用此类药物，引起公众的争论。双盲法研究表明，这些药物可减少活动、提高注意力、提高学习成绩、减少破坏行为。但对诊断标准和可能从这种治疗得益的儿童的数目意见不一。某些家长和教师为了使儿童获得好的学习成绩和适应环境，倾向于用药物控制多动儿童的行为。但是使用药物的社会后果是值得重视的。必须确定儿童确实患有什么疾病，不应该将药物轻易用于非医学目的。“多动症”作为一种医学概念本身是不明确的。应该首先探讨这种病症的实在性以及具体的诊断标准，尤其要有明确的鉴别诊断。否则，一方面可能对儿童的脑结构或智力产生不可预计的副作用，另一方面可能容易使儿童依赖药物，造成药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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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药物作消遣使用造成更大的社会和伦理学问题。但一般把酒精、咖啡因和尼古丁与大麻、海洛因等分开。大麻、海洛因的使用反映了使用者精神的苦闷、空虚、绝望，也是对现存社会秩序、生活方式和伦理观念的抗议。在某些国家，酒精中毒者与之没有实质区别。这种使用不仅摧残了使用者自己的身心，也无益于对社会的改革或改造。有人用“个人自由”来为这种行为辩护是站不住脚的。这类麻醉剂或迷幻剂的使用，并不是增强了个人的自由，而是限制了个人自由，把个人变成这类药物的附属品。社会禁止这类药物的生产和使用是有理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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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行为和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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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行为控制技术的讨论涉及一个根本问题：异常行为是如何产生的？是由于行为者内部身心方面的原因，还是外部的原因？是遗传方面的原因还是环境方面的原因？是生物学方面的原因还是社会方面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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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人类行为的遗传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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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古希腊，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就注意到，人的先天的天然能力是如此不同，以及他们要利用和实现这些能力的愿望也如此不相同。他主张基于以前证明的遗传倾向和父母的行为能力，由国家调节生殖，严格实行不同社会等级的婚姻隔离政策。19世纪的密尔也认为建立人的道德和政治观点，应该根据人的生物学本性。关于本性—教养、遗传—环境的争论，持续了100多年。在这场争论中发展了一门新学科——行为遗传学，它是心理学与人类遗传学的边缘学科。遗传学的发展，使某些科学家想到人类行为可能是由基因决定的：“一个基因——一种行为。”他们的推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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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们观察到人们所做的和如何做如此特殊，由此推论他们的行为有共同的质，用一个副词描述它：某甲举止粗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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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通过一个形容词，把这种质用于行动者：某甲是粗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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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把这种质抽象化，给予它一个名词的形式：某甲具有粗暴的特性。而生物的特性或性状是由基因决定的。但是一个基因通过什么通路导致一种行为呢？这仍然是不清楚的。但我们知道，全世界有40亿人，潜在的人类基因型有70万亿个。不同的基因型可有相同的表现型，不同的表现型可有相同的基因型。这就使问题更加复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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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雅各布（Jacob）等人首先报告说，犯罪与男性特定染色体基因型有联系。他们在监狱或精神病犯人关押所中发现具有XYY、XXY①基因型的人要比预期的多。1973年的一项研究报告说，男新生儿和年龄更大的“正常人群”的样本中，XYY和XXY基因型的比率均为0.1％，而在精神病犯人关押所中的精神病和智力低下者中XYY比率为2％，XXY为1％。监狱中XYY和XXY分别为0.4％和0.3％。但许多具有这些基因型的成年男性并未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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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有个大杀人犯具有XYY基因型，因此有人认为具有XYY的男性很可能是攻击性暴力罪犯。有人对具有性染色体异常的男性进行的研究表明，具有XXY的犯罪率确比具有XY的高。虽然具有XYY的男性往往智力低下，但与犯罪行为的联系仍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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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性染色体异常与行为异常的联系尚不清楚，但由于其一，性染色体确系异常，其二，不能全然不顾上述所见，因此当在婴儿、儿童、成人中发现这类异常时，就出现了一个知情同意或保密的重要伦理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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