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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道与人文 苏东坡舶棹风诗之是否合乎事实(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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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之所谓舶棹风即今之所谓东南季风,即如上述。但东南季风为自南海中挈载雨泽来中国之工具,而舶棹风古人均以为主旱,二者似相背谬其理固安在乎?明陶宗仪编《说郛》引汉崔实《农家谚》有“舶棹风云起,旱魃深欢喜”之句。(徐光启)《农政全书》谓:“东南风及成块白云,起至半月,舶棹风,主水退,兼旱。无南风则无舶棹风,水卒不能退。”(9)均与苏东坡“三时已断黄梅雨,万里初来舶棹风”之诗相合。明谢在杭《五杂俎》(10)云:“江南每岁三四月苦霪雨不止,百物霉腐,俗谓之梅雨,盖当梅子青黄时。自徐淮而北则春夏常旱,至六七月之交愁霖雨不止,物始霉焉。”《玉芝堂谈荟》谓:“芒后逢壬立梅,至后逢壬断梅。”《农政全书》所引梅雨之期与《玉芝堂谈荟》相合,又谓夏至“后半月为三时,头时三日,中时五日,末时七日”。东坡谓“三时已断黄梅雨”,则夏至后半月始断梅,与《五杂俎》及《玉芝堂谈荟》所引微有不合。但梅雨之迟早因地域之不同而异。据近时记载,我国长江下游自汉口、九江以达南京、上海,平均于6月10日即芒种后三四日入梅,7月10日即小暑后三四日出梅。自长沙、岳州、温州以南则入梅与出梅之期均较早。东坡所咏系吴中梅雨,其断梅之期与现时所实测者乃相吻合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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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历7月5日至9日可称小暑一候,10日至14日可称小暑二候。宁、沪各地断梅在于小暑一候与二候之间,出梅以后雨量与湿度骤形低落,平均温度激增2℃,风速骤加每小时4公里,足知东坡所谓“吴中梅雨既过,飒然清风弥旬”,又信而有征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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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江流域东南季风于4月间已见其端倪,但至7月初黄梅以后而鼎盛。加以梅雨期中,风速较微,出梅以后,风速顿增,此所以梅雨后之东南季风,为古人所注目,而特加以舶棹风之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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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据近来宁、沪两地之观测,舶棹风之主水退亦合乎事实。上海7月间东南风盛行,其影响于天气实非浅显。凡7月间,东南风甚竞则荒旱,东南风衰颓则雨量丰盛,揆诸过去50年之记录而不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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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道与人文 柳条能漏泄春光(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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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腊日》诗:“腊日常年暖尚遥,今年腊日冻全消。侵陵雪色还萱草,漏泄春光有柳条。”苏轼《惠崇春江晓景》诗:“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柳条能漏泄春光,鸭能先知江水暖,这统是表明物候推移是有内在因素起了作用。唐、宋诗人之所以能有如此直觉的感性认识,也是由于他们审察事物之周密而勤快。诗人如陆游,他的晚年从50岁到80多岁在浙江绍兴家乡,夙兴夜寐,几乎无时无刻不留心物候。在《枕上作》诗里:“卧听百舌语帘栊,已是新春不是冬……”又在《夜归》诗里:“今年寒到江乡早,未及中秋见雁飞。八十老翁顽似铁,三更风雨采菱归。”可见唐、宋诗人之能体会动、植物物候推移的本质,绝不是偶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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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语说道:“蒲柳之质,望秋先陨。”意思虽是比喻薄弱的东西容易摧折,但却说明了一个真理,即是许多树木像水杨类,当寒冷天气未到以前,老早就已萧萧落叶了。植物之能“未雨绸缪”,严冬未临,早做准备,不仅限于水杨类,而是很普遍的。因为植物既不能走动,而内部又无调整温度的机制,所以必须有抗御严冬的准备,一般阔叶树在夏末秋初的时候,初叶的叶端不再生长叶子,而成为芽鳞,使枝叶的生长点受到保护,不致受严冬的损害。一到春天,这芽鳞又能重新再长枝叶。在初春未来之前,芽苞、花蕾已跃跃欲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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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道与人文 唐、宋大诗人诗中的物候(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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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相传有两句诗说道:“花如解语应多事,石不能言最可人。”但从现在看来,石头和花卉虽没有声音的语言,却有它们自己的一套结构组织来表达它们的本质。自然科学家的任务就在于了解这种本质,使石头和花卉能说出宇宙的秘密。而且到现在,自然科学家已经成功地做了不少工作。以石头而论,譬如化学家以同位素的方法,使石头说出自己的年龄;地球物理学家以地震波的方法,使岩石能表白自己离开地球表面的深度;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以地层学的方法,初步地摸清了地球表面即地壳里三四十亿年以来的石头历史。何况花卉是有生命的东西,它的语言更生动、更活泼。像上面所讲,贾思勰在《齐民要术》里所指出的那样,杏花开了,好像它传语农民赶快耕土;桃花开了,好像它暗示农民赶快种谷子;春末夏初布谷鸟来了,我们农民知道它讲的是什么话:“阿公阿婆,割麦插禾。”(13)从这一角度看来,花香鸟语统是大自然的语言,重要的是我们要能体会这种暗示,明白这种传语,来理解大自然、改造大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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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唐、宋的若干大诗人,一方面关心民生疾苦,搜集了各地方大量的竹枝词、民歌;一方面又热爱大自然,善能领会鸟语花香的暗示,模拟这种民歌、竹枝词,写成诗句。其中许多诗句,因为含有至理名言,传下来一直到如今,还是被人称道不止。明末的学者黄宗羲说:“诗人萃天地之清气,以月、露、风、云、花、鸟为其性情,其景与意不可分也。月、露、风、云、花、鸟之在天地间,俄顷灭没,而诗人能结之不散。常人未尝不有月、露、风、云、花、鸟之咏,非其性情,极雕绘而不能亲也。”(14)换言之,月、露、风、云、花、鸟乃是大自然的一种语言,从这种语言可以了解到大自然的本质,即自然规律,而大诗人能掌握这类语言的含义,所以能写成诗歌而传之后世。物候就是谈一年中月、露、风、云、花、鸟推移变迁的过程,对于物候的歌咏,唐、宋大诗人是有成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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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白居易(乐天)十几岁时,曾经写过一首咏芳草(《赋得古原草送别》)的诗:“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诗人顾况看到这首诗,大为赏识。一经顾况的宣传,这首诗便被传诵开来。(15)这四句五言律诗,指出了物候学上两个重要规律:第一是芳草的荣枯,有一年一度的循环;第二是这循环是随气候为转移的,春风一到,芳草就苏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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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温带的人们,经过一个寒冬以后,就希望春天的到来。但是,春天来临的指标是什么呢?这在许多唐、宋人的诗中我们可找到答案的。李白(太白)诗:“东风已绿瀛州草,紫殿红楼觉春好。”(16)王安石(介甫)晚年住在江宁,有诗句云:“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据宋洪迈《容斋续笔》中指出:王安石写这首诗时,原作“春风又到江南岸”,经推敲后,认为“到”字不合意,改了几次才下了“绿”字。李白、王安石他们在诗中统用绿字来象征春天的到来,到如今,在物候学上,花木抽青也还是春天重要指标之一。王安石这句诗的妙处,还在于能说明物候是有区域性的。若把这首诗哼成“春风又绿河南岸”,就很不恰当了。因为在大河以南开封、洛阳一带,春风带来的征象,黄沙比绿叶更有代表性,所以李白《扶风豪士歌》便有“洛阳三月飞胡沙”之句。虽则句中“胡沙”是暗指安史之乱,但河南春天风沙之大也是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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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木抽青是初春很重要的指标,这是肯定的。但是,各种树木抽青的时间不同,哪种树木的抽青才能算是初春指标呢?从唐、宋诗人的吟咏看来,杨柳要算是最受重视的了。杨柳抽青之所以被选为初春的代表,并非偶然之事。第一,因为柳树抽青早;第二,因为它分布区域很广,南从五岭,北至关外,到处都有。它既不怕风沙,也不嫌低洼。唐李益《临滹沱见蕃使列名》诗:“漠南春色到滹沱,碧柳青青塞马多。”刘禹锡在四川作《竹枝词》云:“江上朱楼新雨晴,瀼西春水縠文生。桥东桥西好杨柳,人来人去唱歌行。”足见从漠南到蜀东,人人皆以绿柳为春天的标志。王之涣著《出塞》绝句有“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之句。这句寓意诗是说塞外只能从笛声中听到折杨柳的曲子。但在今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无论天山南北,随处均有杨柳。所以毛泽东同志《送瘟神》诗中就说“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如今春风杨柳不限于玉门关以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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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诗人对于候鸟,也给以极大注意。他们初春留心的是燕子,暮春、初夏注意的在西南是杜鹃,在华北、华东是布谷。如杜甫(子美)晚年入川,对于杜鹃鸟的分布,在(《杜鹃》)诗中说得很清楚:“西川有杜鹃,东川无杜鹃,涪万无杜鹃,云安有杜鹃。我昔游锦城,结庐锦水边,有竹一顷余,乔木上参天。杜鹃暮春至,哀哀叫其间……”(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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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诗人陆游(放翁),在76岁时作《初冬》诗:“平生诗句领流光,绝爱初冬万瓦霜。枫叶欲残看愈好,梅花未动意先香……”(18)这证明陆游是留心物候的。他不但留心物候,还用以预告农时,如《鸟啼》诗可以说明这一点:“野人无历日,鸟啼知四时。二月闻子规,春耕不可迟;三月闻黄鹂,幼妇悯蚕饥;四月鸣布谷,家家蚕上簇;五月鸣雅舅,苗稚忧草茂……”像陆游可称为能懂得大自然语言的一个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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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唐、宋诗人所吟咏的物候,也可以看出物候是因地而异、因时而异的。换言之,物候在我国南方与北方不同,东部与西部不同,山地与平原不同,而且古代与今日不同。为了了解我国南北、东西、高下、地点不同,古今时间不同而有物候的差异,必须与世界其他地区同时讨论,方能收相得益彰之效。因此,得先谈谈世界各国物候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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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道与人文 天气和人生(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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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这个题目,是人人日常所谈到的。在人们相见的时候,开始就道寒暄,寒暄就是温度的冷暖;讲叙说话,叫做谈天,谈天就是谈谈天气;作诗的人离不开风月,如陆放翁诗里面每四首诗当中,总有一首讲天气的。天气这个题目在我们谈吐之中占这样重要地位,这是什么缘故呢?就是因为天气和人类生活关系极其密切,差不多一刻都不能离。最切近生活的像衣、食、住、行四件事,没有一件事是不受到天气影响的。现在就把这四件事来分别说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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