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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道与人文 论祈雨禁屠与旱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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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1926）自入春以来，长江、黄河之下游，以及东北沿海一带，雨量极形缺乏。据上海徐家汇气象台之报告，上海本年雨量之稀少，为34年之所仅见。计自阳历1月至5月，本年合共雨量只抵往年同时期内平均61％。山东、直隶、奉天（今辽宁）各省，亦纷纷以旱灾见告。于是各省当局，先后祈雨禁屠，宛若祈雨禁屠，为救济旱灾之唯一方法。此等愚民政策，若行诸欧、美文明各国，必且被诋为妖妄迷信，为舆论所不容。而在我国，则司空见惯，反若有司所应尽之天职，恬不为怪。夫历史上之习惯，是否应予以盲从；愚夫愚妇之迷信，是否应予以保存，在今日科学昌明之世界，外足以资列强之笑柄，内足以起国人之疑窦，实有讨论之必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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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旱祈雨之事，在我国起源极早。《周礼·司巫》云，若国大旱，则师巫而舞雩。又《女巫》云，早暵则巫雩。《礼记·月令》云，命有司为民祀山川百原乃大雩。《诗·桑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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倬彼云汉，昭回于天。王曰于乎，何辜今人！天降丧乱，饥馑荐臻。靡神不举，靡爱斯性。圭璧既卒，宁莫我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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旱既大甚，蕴隆虫虫。不殄禋祀，自郊徂宫。上下奠瘗，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临。耗下土，宁丁我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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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汉何休注《春秋公羊传》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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旱则君亲之南郊，以六事谢过自责：政不善欤？使人失职欤？宫室崇欤？妇谒盛欤？苞苴行欤？谗夫昌欤？使童男童女各八人而呼雩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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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君主专制时代，天子抚有兆民，代天行使职权，偶有灾荒，即当引咎自责。“故耗下土，宁丁我躬”之口吻，出之于当时之天子，极为得当。即在今日视之，亦只能认为科学未明，知识不足，要非敷衍之政策也。自来祈雨之诚，无过于北宋之张士逊。《宋史·张士逊传》：(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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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逊字顺之……为射洪令，后知邵武县，以宽厚得民。前治射洪以旱祷雨白崖山陆史君祠，寻大雨，士逊立庭中，须雨足乃去。至是邵武旱，祷欧阳太守庙，庙去城过一舍，士逊彻盖，雨霑足始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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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士逊之愚，虽不可及，而其诚要足嘉，以视普通官吏之祈雨为循行故事，官样文章者，已足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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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我国号称共和，则上自总统，下迄知事，应对于人民负责。旱潦灾荒，须备患于未形，植森林，兴水利，广设气象台。不此之图，而唯以祈雨为能事，则虽诚悫如张士逊，夫亦何补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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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屠善政也，若干科学家主张蔬食不背于卫生，而在人满为患之中国，则蔬食尤宜提倡。据英国第二生产率委员之调查，谓“每100英亩的土地，若种马铃薯，可以供给420个人的食用；若种草饲牛，便只能供给15人”(6)。足知日食膏粱之靡费。世界人口日多，恐将群趋于蔬食之一途。唯禁屠何为必于旱潦之时，则殊无理由之足言。禁屠与祈雨并提，其俗大抵传自西域。秦、汉之际，未闻有此习俗。六朝梁武帝酷好佛教，舍身同泰寺者屡矣，而武帝天监元年（502）、十年（511）均有事于雩坛。大同五年（539），又筑雩坛于籍田兆内，四月后旱，则祈雨行七事：一理冤狱及失职者，二赈鳏寡孤独，三省徭役，四举进贤良，五黜退贪邪，六命会男女恤怨旷，七彻膳羞弛乐。(7)此与何休注《公羊传》所引大同小异，特增六事至七事，而彻膳羞弛乐为何休注所无，实开后世禁屠祈雨之滥觞。《北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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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夏后旱，则祈雨行七事（如梁之七事）。七日祈岳镇海渎，及诸山川能兴云雨者，又七日祈社稷及古来百辟卿士有益于人者，又七日乃祈宗庙及古帝王有神祠者，又七日乃修雩祈神州，又七日仍不雨复从岳渎以下祈礼如初。秋分以后，不雩但祷而已，皆用酒脯。初请后二旬不雨者，即徙市禁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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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南宋郑樵《通志》所载，则我国历史上禁屠以祈雨，当以此为始。六朝之际，胡僧往来频繁，其影响于我国之风俗习惯者颇多，而以北朝为甚。则禁屠以祈雨，非我国本有之习俗，乃传自胡僧，安可以为后世法？况当时祈雨行七事，而彻膳羞列于殿，其视为无足轻重可知。苟欲师法前人，亦不当舍本逐末。而近代官吏每逢干旱，不理冤狱，不赈鳏寡，不省徭轻货，不黜退贪邪，而唯于屠之是禁，不亦数典而忘祖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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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苟在今日无冤狱之可理，无鳏寡之可恤，无徭货之可轻，无贪邪之可黜，犹可言也。特今日之军阀，往往为一己之地盘，不惜牺牲数千百无辜之生灵。自我国有历史以来，人民在水深火热之中，如现代者，亦不多觏，然则如欲禁屠以免天谴，亦应自禁军阀之屠戮人民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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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祈雨之迷信尚有甚于禁屠者。去岁7月湘省旱灾，省当局迎陶、李两真人神像入城，供之玉泉山。不雨则又向药材行借虎头骨数个，以长索系之，沉入城外各深潭之中，冀蛰龙见之相斗，必能兴云布雨。又无效，则迎周公真人及所谓它龙将军者，并供之于玉泉山庙。仍无影响，则又就省公署内，设坛祈雨，按照前清纪文达公《慎斋祈雨》印本。此事载诸去岁7月沪上各报，(8)事将一载而尚未见更正，当为事实。幸7月14、15日，长沙一带，即有骤雨。若不然者，当时湘省当局必另设新奇玄妙之方法以祈雨。长沙既不在沙漠带内，则在盛夏之际，天天祈雨，当必有奏效之一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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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虽有“龙见而雩”之言，《易》虽载有“云从龙”之说，但媚龙以求雨，古时叙述最详者当推汉之董仲舒。依《春秋繁露》，(9)则春旱求雨以大苍龙，夏以大赤龙，季夏以大黄龙，秋以大白龙，冬以大黑龙。此外尚有取虾蟆、燔豭猪之术，其说荒诞不经。董书早有人疑其为伪，或为隋、唐时人所作，亦未可知。自魏、晋以后，佛教盛行于中国，而召龙致雨之法，遂为当时人主所倚重。《图书集成》(10)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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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涉者，西域人也，不知何姓。少为沙门，苻坚时，入长安，能以秘咒下神龙。每旱，苻坚使之咒龙请雨，俄而龙下缽中，天辄大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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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唐李德裕《明皇十七事》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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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宗尝幸东都，天大旱且暑，时圣善寺有竺乾僧无威号三藏善召龙致雨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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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知召龙致雨，为西域印度僧人愚人之术。至于礼拜偶像，其属迷信更无足声辨。近者风传鲁省当局，又有焚千佛山鸣炮打龙王之说。《春秋繁露》(11)谓：“大旱雩祭而请雨，大水鸣鼓而攻社。”则今之大旱鸣炮而攻龙王者，固亦无足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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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国古时执政者，留心民事，其补救旱潦，不出以迷信而以科学方法者，则亦代有其人。所谓科学方法者何？即实测各州县历年之雨量，洞悉各种农产水量需要之多寡，然后因地择相宜之农产而种植之，使季候不致失时，旱潦不致常见是也。要而言之，则测量雨量实为救济水旱灾荒之唯一入手方法。因不然，则不能知该地之适于何种农产，遑论其他。而调查雨量，我国自汉以来即有之。郑樵《通志》(12)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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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汉自立春至立夏尽立秋，郡国上雨泽，若少，郡县各扫除社稷，公卿官长以次行雩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