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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改变历史 宇宙论和气候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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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1000年，中国的宇宙论逐渐现出轮廓。《易经》由占卜起源，发展了阴阳理论。阴和阳，两个互补的力量，辩证地相互作用着，形成无数的组合：静止和运动，女性和男性，等等。气候的变化同样被解释为，四季交替像阴阳互相转换一样。另一个宇宙论系统是五行说，五个基本元素（金、木、水、火、土），按顺序依次循环流动，统一着宇宙和气候。但是五行理论的起源，迄今还没有彻底研究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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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么样，在公元前5世纪到前4世纪，宇宙系统被组织得非常好，大部分人很能接受这样的理论。两套理论，不久就融合成一个对宇宙秩序的理解，现在可以称其为机械主义自然观。很多古代的思想家支持这一观点，他们中间有一位，就是公元前4世纪的荀子，著名的孔子思想中的唯理论的大师（Schwartz 1985: 309—311, 350—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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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行为，宗教仪式等引起的环境气候变化，还有神职人员所记录下的气候变化等等，也许这些都代表了在远古时代的中国对气候的社会记忆。而宇宙论由此衍生成了一种知识或信息，用来纠正不好的气候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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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改变历史 天气变化观察和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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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对四季交替的天气和气候变化的经验知识，都来自日常观察。比如说对动物行为的观察，就可以标示出时间的逐渐推移，诗歌中常有小细节写实的观察。诗经中《七月》就有如下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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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载阳，有鸣仓庚。七月鸣鴃，八月载绩。四月秀葽，五月鸣蜩。五月斯螽动股，六月莎鸡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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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自然现象观察，还收在一个乡绅的黄历书《四民月令》里。列出每个月的植物生长、气候变化、农业活动，还有他所谓的各种自然现象变化，星星和星座的位置变化。这本黄历里的数据的精确性，有待进一步确认。很有可能它是在公元前5世纪写成的，巧合的是，那正是中国农业进入精耕细作时代的开始（Hsu 1980: 215—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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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改变历史 天气变化和气候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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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50年，对气候的态度和天气的变化，有三种相对独立发展的传统看法。第一种，是皇家统治者声称的所谓责任，这大概是从国王和祭司两重角色发展而来的。第二种，是理想的阴阳二重性的理性分析，它最终和五行说融合成了机械主义自然观。第三种，对动物行为和植物生命循环，随季节气候变换的观察。在那个时期，中国已经进入秦汉的统一大帝国，三个气候传统，最后融合成一个理论，就是宏观世界和人类世界之间的相互勾通。发展到这一理论，大概反映了帝国统治的惟一性，以及儒学文化在中国的独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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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阴阳五行感应说，实际上可以被描述为关于宇宙秩序相统一的理论。整个宇宙处于一个平衡状态中，如果有任何部分出现偏离，那么宇宙的平衡秩序将会打破。因为人类世界是整个系统中的一个部分，自然领域中的变化会对人的领域造成影响，同样，任何人类的活动，特别是那些国家统治者的作为（据说他们要比普通人更具自然力），会引起自然领域的变化。普通的气候变化，还有地震、日食、月食等等，都被认为是打乱了系统平衡。在气候变化面前，人类的行为被认为是打乱平衡的原因。因此，某个个人或某个群体，被认为要对环境的变化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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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相互影响的理论，使得前述三种不同观点，即对于气候和天气的看法，融合成为一种观点。进而得出这样的结论：第一，统治者要在自然和人类之间，起到一个中间媒介的作用，使宇宙维持平衡状态。第二，要把气候的变化、动物的行为和植物的生长，联系在一起进行记录。第三，需要建立起一个机械观的体系，来解释自然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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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改变历史 宇宙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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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这个融合后的宇宙论是很具吸引力的。它在中国大一统的前夕产生，不久，秦汉帝国就建立起来，统治了整个中国，一些百科全书著作随即编纂成书，如《吕氏春秋》《淮南子》等，为的是证明一个大一统政权的合法性，而不是多国割据、各自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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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宇宙理论最终推向高峰的人，是公元前2世纪学者董仲舒。董仲舒在他的著作中，如在最著名的《春秋繁露》中谈到，气候变化的不正常，天体运作的不正常（包括月食、日食），还有其他怪异现象（连体婴、变性人等等），都是人类社会的错误行为的征兆。比如，如果一个皇帝有太多的嫔妃，或者对某些妃子的亲属特别宠信，那么他就会受太多的女性影响，也就是太多的阴元素的作用。体现在人类社会上，就是过多的降水，因为水在阴阳体系中表示女性元素。以同样逻辑，董仲舒指出，如果对罪犯惩罚过度，或处死过多，就会在秋天引起严重的恶劣天气，因为惩罚概念和秋天概念，在五行说中都是与“金”联系在一起的（Hsiao 1979：503—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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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解释立足于，认为不同的独立的现象之间能够相互产生联系，从而开启了两种可能的方式，用以修复或纠正被打乱的宇宙平衡。一个方式是巫术。董仲舒在他的著作中建议这种方法，比如为了保证一个温和的春天，既有足够的雨水，又不至于过多，就可以将一个用泥土做的绿色的龙放在城东。因为东方、绿色与春天，在五行学说中的概念联系在一起，而龙当然和雨水联系在一起（Loewe 1994: 142—153）。它们的象征关系，实际上一直存在到了今天。农用黄历书每年都在香港和台湾出版，第一页通常包括一幅画，要么就是春天的龙，或者是一只“春牛”，它的身材大小和形状、面孔方向等等，都是经过细心描绘的。它既指导人们怎样耕作就可以带来好天气，又是对农忙时节降雨的一个预告。没人闲得没事了要去问究，到底是谁做了这样的预告？或者预言是否得到应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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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对打破宇宙平衡的纠正方式，就是归咎于违法者，因为他们的错误行为，被认为是脱离了正常的平衡状态。在整个汉朝时期，宰相经常被指责，认为他们要对旱灾、流星、日食、洪水、瘟疫等等负责。皇帝则会遭到有勇气的官员的指责，他们会上表提醒朝廷，一些不寻常的自然现象发生了，而皇帝的错误行为要为此负责。甚至当改朝换代的时候，就会找这样的借口来弹劾旧的势力（Loewe 1994： 88—97; Henderson 1984: 24—28）。总之，一旦人们有了这个信念，社会舆论就会越扇越旺，最后变得无法抗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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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自然秩序的变化暗示政治上的成败，这一信仰在中国人的生活中保持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尽管在公元2世纪之后，董仲舒主张的学说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但是在接下来的将近一个千年里，官方的断代史书通常会有一个特别章节，记载不同寻常的现象，它们经常被认作天象示警，这其中很多记载都和气候有关。有严峻的长期的寒冷和酷热，格外长的雨季，提早到来的霜冻，或者是降雪，和季节不相合的炎热或者寒冷，大旱，频繁的台风，某些植物过早开花，候鸟过早迁徙。还有其他现象，都会被记载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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