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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改变历史 怕热的欧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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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在眼前，远在天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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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弗烈德 • 克罗斯比（Alfred Cros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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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人对风的掌握，使所有处在南极和北冰洋之间的，沿海城市及城市近郊，都落在了他们手里。但是，历史却清楚地表明，并不是所有地方，欧洲人都可以掌控，可以大批移民，并最终替换掉原先的土著居民。那些地处欧洲之外，所有落入欧洲人控制的土地，即我们称作新欧洲的地方，基本吻合我上一章1引用的那句话：“这些地方都和欧洲很相似，比如气候特点，而且都距旧大陆非常遥远”。所谓“新欧洲”，是反映出欧洲人当时对海洋征服的最明显的残存证据，它们的历史，我在本书后半部分将会讲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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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先简单关照一下，看看和如今“新欧洲”不相像的地方，尽管欧洲人在那些地方确实殖民过很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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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看看太平洋的亚洲，北回归线以北的那些地方，中国、韩国和日本。欧洲人要面对这些国家众多的人口，还有它很悠久的中央集权传统，适应性极强的制度，文化自信；以及它的农作物，牲口，微生物，乃至寄生虫等等。实际上，太平洋亚洲和欧洲社会的内部几乎是一模一样，只是暂时缺乏关键性的科技。那些白色人种的帝国主义者，从未能在这些地方建立起像样的殖民地，欧洲人在比如说澳门、长崎、上海等地点，建了一些个小小的“水龙头”，只能挤出一点点亚洲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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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人和东亚人差不多，能很有效地保护自己的国土不受侵蚀。实际上，当欧洲的航海英雄们刚刚征服海洋的时候，中东人正在开疆拓土。如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由土耳其近卫军与回教“托钵信徒”（Janissaries）2一道，征服了整个中东、巴尔干半岛和北非。经过好多个世纪，甚至在土耳其衰败之后，除它边缘的阿尔及利亚、哈萨克斯坦，欧洲人仍无法在伊斯兰世界建立殖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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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人十分努力地想在这些炎热的土地上建立起殖民地，但是普遍地看来，基本上都是最终落空了，而且输得很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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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先把这个广阔的热带地带分成三类，每一类都独特地记录了欧洲人的历史。欧洲人很少喜爱干旱的热带，除非那里出产什么矿物，并且他们很少迁移到那种地方去。他们被相对湿润和凉爽的热带高山地带吸引，然而，尽管他们的很多移民搬了过去，也很难把当地的土著人全部替代。那些吸引着白人的高山地带，早在他们到来之前，已经迎来了大批的土著居民。当地人通常占据着高山里的峡谷和平原，他们的数量之多，很难被完全抹掉。比如说，很多的西班牙人迁徙到了墨西哥高原的中心峡谷，但他们并不能替代土著居民，他们能做的事情是通过通婚的方式，与阿芝特克人（Aztec）或其他美洲土著混合在一起。现在的墨西哥，就是个梅索蒂斯（mestizo）混血儿（欧洲人与印第安人的混血儿）国家，而不是上一章所举的“新欧洲”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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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某些欧洲人，曾经到过热带山地，比如东非肯尼亚的白色高地，但他们通常停留得都很短暂。不过，也有些是例外，在哥斯达黎加的高地居住的主要居民，是欧洲白种人的后裔，那个国家符合“新欧洲”的标准。但它也仅仅算是一个例外而已，而且是个很小的例外，它的总人口只有250万人。按规律说（而不能说是定律），虽然欧洲人也许把热带征服了，但他们没有能够把热带欧洲化，甚至那些和欧洲气温相似的乡村地区也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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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吸引了欧洲帝国主义者的热带地区，是又热又湿的地方，而且欧洲人对这些地方的热爱，从来也没有停止过。非洲的热带和美洲的热带，可以生产染料、木材、胡椒、糖，还有其他经济作物，以及奴隶；南亚，包含着广阔的肥沃土地，成千上万的物种生长在那里，当地居民们用原始的技术，支持了本土人和外来的入侵者头领的生活。在旧大陆和新大陆的热带地域，欧洲人的确发了横财，但是，通常都不能在那些地方建立起永恒的欧洲社区。从长时段看，湿热的热带为欧洲人提供了数不胜数的资源，但是他们的胃囊无法装下热带所有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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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热带大部分地区，就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对欧洲人来说太热太潮了。不过，比之让入侵者热得浑身汗淋淋来更重要的问题是，那里到处都有小规模的敌人。亚洲人和他们的植物、动物，以及他们的成千上万的村庄、城市，已经存在了上千年之久。他们已经经受了各种细菌、虫子、昆虫、锈蚀、霉菌等等，任何你可以想象到的东西的考验。亚洲人，随着这些疾病的进化，他们自身的免疫系统也在进化；相应的，他们已经对这样的生存环境完全适应，而且可以顺利地繁育下一代，使之不受这些寄生虫疾病等等的影响。相比之下，欧洲的小灾小病，比起南亚丛林中那些东西，真是小巫见大巫了。那些最早到来的葡萄牙人，发现他们的身体被疟疾、腹泻、痘疮、痔疮，还有种种“疑难病症”不断地袭击着。比如霍乱，在印度就很流行，“一次一又一次的袭来，让人变得越来越虚弱，最终把整个人都掏空了”。（这种疾病在果阿3尤其危险，因为据说当地妇女有无止境的情欲，可以把男人们都“磨成粉末”，最后就像灰尘一样被扫地出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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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欧洲人在东方建立殖民地，女人是最核心的难题。这里说的不是东方的妇女，而是西方的妇女。当西方的女性知道了殖民地的酷热，疾病，奇怪食物等等，正在东方等着她们；而同时，欧洲男人在那里很容易找到很多小老婆，于是没几个西方女性愿意开始危险的旅程，绕过好望角，去亚洲建立家庭。对一些欧洲男人来说，可能他们很渴望苏伊士以东的生活，“那里没有十诫，男人的渴望也很容易被激发出来”。但是，对一个未来的妻子和母亲，凭什么愿意从欧洲跑那儿去？欧洲人在亚洲的后代，通常是混血的（有一个在英属印度广为流传的笑话，说印度是欧亚人的母亲）。作为葡萄牙人、荷兰人，或者英国人的混血后代，混血儿通常更容易学习他的母亲所讲的语言，以及文化，而不是他的父亲那一边的。而且，欧洲人对欧亚混血儿本身就不太信任，也不太愿意理解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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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亚洲热带的欧洲入侵者，他们的难题，就和1500年前到达圣地的十字军一样，他们所渴望的地方，已经完全被当地人占领。从欧洲派到东方的人数，远远赶不上当地的人口数，而且体力上的耐久程度，文化上的强势程度，都比不过当地人。那些印度人、印度尼西亚人、马来西亚人等等，在稻田里播种的方式（特别是大米，直到文艺复兴的时候才传入欧洲），和欧洲人一样，都完全依靠同样的牲畜（尽管人均拥有量小于欧洲），而且，为了保持健康，既要和同欧洲一样的寄生虫作战，还要面对一些欧洲所不知道的厉害的疾病。我们暂且把西方和东方的文化差异放一边，这两者都是旧大陆新石器革命的孩子。所以，欧洲人针对亚洲人的优势，就显得非常微小了，尽管有了像新加坡、巴达维亚那样宏大的城市，是白人帝国主义者建立和统治的，但是实际上，它们仅仅是个巨大的贸易点而已，那里的白人居民，不过是住在岸上的水手和货物管理员，尽管他们在那里一待就待上几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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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半球的新石器文化，只有几个是处于湿热的非洲，当欧洲人到达那里时，从理论讲，欧洲人攻克非洲人要比攻克亚洲人更容易一点。然而，对非洲的征服直到19世纪末才完成。非洲的生态系统非常的繁茂、富足、原始，除非科学和技术作为武器加入到殖民活动中，才能够让入侵者彻底开发这些个地方。欧洲人并没有接受更新世6的雨林的挑战，以及所必须的相应的装备和知识。编年史学家留下了关于欧洲人1555年进入到西非探险寻获象牙等物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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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带了三十个人，去寻找大象。我们的人都装备停当，有火绳枪、长矛和长弓、弩，有游击队员，有长剑、短剑和盾牌。我们发现了两头大象，我们发射火绳枪，还有长弓，但是它们还是逃开了，而且还伤了我们的一个人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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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伤了一个人？他们的第一次探险，巧恰赶上了温和的大象，那真是他们的福气！白人一直等到19世纪，当大量的便宜的奎宁和连发枪普遍销售后，才能在非洲为所欲为。欧洲人在非洲热带种的庄稼，长得非常不好，很多都长烂了，要么就是被昆虫和各种饥饿的动物包括大象给毁了。如果播种的禾苗侥幸长起来，那持续不变的热带的白天日照长度，又会给殖民者以错误信号，或者干脆啥信号都没有，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在热带的植物应该在什么时候开花，在什么时候结果，庄稼有时候就莫名其妙死掉了。在圣多美8，早期的葡萄牙人发现，小麦“只长叶子不会抽穗，长高以后不结果实”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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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人养的牲畜，在西非的生长也不好。当地的寄生虫和疾病，特别是锥虫病，几乎能完全把欧洲的畜种消灭掉。当白人到达非洲海滨，发现西非有一些本土牛群，一个个体型矮小，肉质“又干又瘦”，产奶也很少。二三十头牛，还不能满足“十七世纪驻扎在西非的荷兰殖民长官的餐桌”。至于马，除非引进，在西海岸或者近郊的地方根本就没有，欧洲的马在那里活不长，而且无法在热带的湿热气候下繁殖。不过，葡萄牙人倒是做了件好事，把马带到了西非海滨，用来换取金子、胡椒，还有奴隶。有一些马，的确能在苏丹草原边上的丛林深处活下来，但是它们长得“非常矮小”，“一个高个子的人骑在它背上，会感到自己的双脚快要蹭到地面了”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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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非抵御欧洲人入侵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疾病。黑尿热、黄热病、登革热、痢疾，还有所有的肠道寄生虫病，它们的破坏力量，从欧洲殖民的早期到后期，都是很大的。若昂二世国王（King João II，1481—1495），派了他家的一个护卫，一个马夫，一个宫廷弩手，还有一些仆人（共8个人）去非洲，到非洲后沿着冈比亚河去见曼迪（Mandi）国王。他们中间只有一个人活了下来，因为他“比起其他人更能适应那里的环境”11。在19世纪早期，英国军队在非洲黄金海岸的士兵中，每年有超过一半的人会毙命，而这是再正常不过的情况了12。过了两代人，约瑟夫 • 康拉德（Joseph Conrad）为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King Leopold II）去开发刚果，近乎疯狂地工作，差点丧命。在给比利时国王的报告中，他说他带去的人发烧和痢疾的发病率非常高，几乎所有的部下，都是在合同期没完之前就被送回国了，这样，“他们就不会死在刚果”，“看来大概只有百分之七的人，才能在非洲完成他们的三年期劳务合约”。“上帝禁止我们！”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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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对欧洲来说，乃是囊中之物，但是，它却灼伤了那双企图抓住它的双手。巴罗斯的若昂（João de Barros），16世纪时站在圭亚那海岸，富有深情地表达了所有欧洲帝国主义者面临的困境。他凝视着非洲，一个富足的诱人的但是无法获得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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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起来，我们的原罪，或者是上帝做出的一些不可理解的裁决。当我们独自地前进进入到埃塞俄比亚，神就让一位令人可怖的天使，手握着致命的热病这一宝剑，防止我们深入到它的内部，去凯觎它花园里的源泉，让从那里流出的黄金之河，从我们征服者的脚下流到大海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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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20世纪初，外来者在热带非洲的殖民地，开始显现颓势。美国革命结束了英国输送犯人到美洲乔治亚（做苦役）的权力，犯人中有一些就被押送到非洲的黄金海岸。但是，这个判刑经常被证明了是要命的，埃德蒙 • 伯克（Edmund Burke）说，这无异于判处死刑，不过是戴了一副讽刺的“仁慈面具”而已15。还有些英国罪犯，被送往那些“新欧洲”的胚胎之地，比如波特尼湾（Botany Bay）16，相对说，他们在那里还能活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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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英国和美国的白人自由主义者，试图加速结束奴隶制度，阻止种族冲突，把自由身份的黑人运回西非殖民地，比如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废奴主义者这样做，只能说明虽然黑人有非洲的基因，但是缺乏一个非洲的童年经历，他们所剩下的，对抵抗非洲的病菌来说，只是一个软弱无力的黑人外壳。在塞拉利昂，自由之省的第一个年头，白人死了46%，而新迁移回来的黑人也死了39%。在1820年到1843年之间，返回利比里亚的几乎全部是黑人和黑白混血儿，他们中的21%的人口，在到达非洲的第一年就死掉了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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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人在非洲所遇问题的大部分，在美洲热带也同样遇到了，只是后者的程度稍微轻一点，在西印度群岛，阿克斯塔的乔塞（José de Acosta），在16世纪曾有这样的抱怨，小麦“长势很好，绿油油的，但是高低不一样，完全不能收割，种子一播下去，有结了干瘪穗子的，有挂了饱满麦粒的，有长得像茅草的，也有的长得像是谷子的”18。只有在美洲热带的山地和高原，小麦和其他的中东嘉禾，才能按犹太基督教的传统方式生长。在美洲的低海拔地方，和非洲一样，欧洲人经常得须采用当地的植物，比如木薯、玉米、红薯，还有其他品种，当然这些食物对欧洲人的饮食贡献也不会比其它种族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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