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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改变历史 怕热的欧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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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在眼前,远在天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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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弗烈德 • 克罗斯比(Alfred Cros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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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人对风的掌握,使所有处在南极和北冰洋之间的,沿海城市及城市近郊,都落在了他们手里。但是,历史却清楚地表明,并不是所有地方,欧洲人都可以掌控,可以大批移民,并最终替换掉原先的土著居民。那些地处欧洲之外,所有落入欧洲人控制的土地,即我们称作新欧洲的地方,基本吻合我上一章1引用的那句话:“这些地方都和欧洲很相似,比如气候特点,而且都距旧大陆非常遥远”。所谓“新欧洲”,是反映出欧洲人当时对海洋征服的最明显的残存证据,它们的历史,我在本书后半部分将会讲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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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先简单关照一下,看看和如今“新欧洲”不相像的地方,尽管欧洲人在那些地方确实殖民过很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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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看看太平洋的亚洲,北回归线以北的那些地方,中国、韩国和日本。欧洲人要面对这些国家众多的人口,还有它很悠久的中央集权传统,适应性极强的制度,文化自信;以及它的农作物,牲口,微生物,乃至寄生虫等等。实际上,太平洋亚洲和欧洲社会的内部几乎是一模一样,只是暂时缺乏关键性的科技。那些白色人种的帝国主义者,从未能在这些地方建立起像样的殖民地,欧洲人在比如说澳门、长崎、上海等地点,建了一些个小小的“水龙头”,只能挤出一点点亚洲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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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人和东亚人差不多,能很有效地保护自己的国土不受侵蚀。实际上,当欧洲的航海英雄们刚刚征服海洋的时候,中东人正在开疆拓土。如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由土耳其近卫军与回教“托钵信徒”(Janissaries)2一道,征服了整个中东、巴尔干半岛和北非。经过好多个世纪,甚至在土耳其衰败之后,除它边缘的阿尔及利亚、哈萨克斯坦,欧洲人仍无法在伊斯兰世界建立殖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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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人十分努力地想在这些炎热的土地上建立起殖民地,但是普遍地看来,基本上都是最终落空了,而且输得很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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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先把这个广阔的热带地带分成三类,每一类都独特地记录了欧洲人的历史。欧洲人很少喜爱干旱的热带,除非那里出产什么矿物,并且他们很少迁移到那种地方去。他们被相对湿润和凉爽的热带高山地带吸引,然而,尽管他们的很多移民搬了过去,也很难把当地的土著人全部替代。那些吸引着白人的高山地带,早在他们到来之前,已经迎来了大批的土著居民。当地人通常占据着高山里的峡谷和平原,他们的数量之多,很难被完全抹掉。比如说,很多的西班牙人迁徙到了墨西哥高原的中心峡谷,但他们并不能替代土著居民,他们能做的事情是通过通婚的方式,与阿芝特克人(Aztec)或其他美洲土著混合在一起。现在的墨西哥,就是个梅索蒂斯(mestizo)混血儿(欧洲人与印第安人的混血儿)国家,而不是上一章所举的“新欧洲”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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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某些欧洲人,曾经到过热带山地,比如东非肯尼亚的白色高地,但他们通常停留得都很短暂。不过,也有些是例外,在哥斯达黎加的高地居住的主要居民,是欧洲白种人的后裔,那个国家符合“新欧洲”的标准。但它也仅仅算是一个例外而已,而且是个很小的例外,它的总人口只有250万人。按规律说(而不能说是定律),虽然欧洲人也许把热带征服了,但他们没有能够把热带欧洲化,甚至那些和欧洲气温相似的乡村地区也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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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吸引了欧洲帝国主义者的热带地区,是又热又湿的地方,而且欧洲人对这些地方的热爱,从来也没有停止过。非洲的热带和美洲的热带,可以生产染料、木材、胡椒、糖,还有其他经济作物,以及奴隶;南亚,包含着广阔的肥沃土地,成千上万的物种生长在那里,当地居民们用原始的技术,支持了本土人和外来的入侵者头领的生活。在旧大陆和新大陆的热带地域,欧洲人的确发了横财,但是,通常都不能在那些地方建立起永恒的欧洲社区。从长时段看,湿热的热带为欧洲人提供了数不胜数的资源,但是他们的胃囊无法装下热带所有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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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热带大部分地区,就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对欧洲人来说太热太潮了。不过,比之让入侵者热得浑身汗淋淋来更重要的问题是,那里到处都有小规模的敌人。亚洲人和他们的植物、动物,以及他们的成千上万的村庄、城市,已经存在了上千年之久。他们已经经受了各种细菌、虫子、昆虫、锈蚀、霉菌等等,任何你可以想象到的东西的考验。亚洲人,随着这些疾病的进化,他们自身的免疫系统也在进化;相应的,他们已经对这样的生存环境完全适应,而且可以顺利地繁育下一代,使之不受这些寄生虫疾病等等的影响。相比之下,欧洲的小灾小病,比起南亚丛林中那些东西,真是小巫见大巫了。那些最早到来的葡萄牙人,发现他们的身体被疟疾、腹泻、痘疮、痔疮,还有种种“疑难病症”不断地袭击着。比如霍乱,在印度就很流行,“一次一又一次的袭来,让人变得越来越虚弱,最终把整个人都掏空了”。(这种疾病在果阿3尤其危险,因为据说当地妇女有无止境的情欲,可以把男人们都“磨成粉末”,最后就像灰尘一样被扫地出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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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欧洲人在东方建立殖民地,女人是最核心的难题。这里说的不是东方的妇女,而是西方的妇女。当西方的女性知道了殖民地的酷热,疾病,奇怪食物等等,正在东方等着她们;而同时,欧洲男人在那里很容易找到很多小老婆,于是没几个西方女性愿意开始危险的旅程,绕过好望角,去亚洲建立家庭。对一些欧洲男人来说,可能他们很渴望苏伊士以东的生活,“那里没有十诫,男人的渴望也很容易被激发出来”。但是,对一个未来的妻子和母亲,凭什么愿意从欧洲跑那儿去?欧洲人在亚洲的后代,通常是混血的(有一个在英属印度广为流传的笑话,说印度是欧亚人的母亲)。作为葡萄牙人、荷兰人,或者英国人的混血后代,混血儿通常更容易学习他的母亲所讲的语言,以及文化,而不是他的父亲那一边的。而且,欧洲人对欧亚混血儿本身就不太信任,也不太愿意理解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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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亚洲热带的欧洲入侵者,他们的难题,就和1500年前到达圣地的十字军一样,他们所渴望的地方,已经完全被当地人占领。从欧洲派到东方的人数,远远赶不上当地的人口数,而且体力上的耐久程度,文化上的强势程度,都比不过当地人。那些印度人、印度尼西亚人、马来西亚人等等,在稻田里播种的方式(特别是大米,直到文艺复兴的时候才传入欧洲),和欧洲人一样,都完全依靠同样的牲畜(尽管人均拥有量小于欧洲),而且,为了保持健康,既要和同欧洲一样的寄生虫作战,还要面对一些欧洲所不知道的厉害的疾病。我们暂且把西方和东方的文化差异放一边,这两者都是旧大陆新石器革命的孩子。所以,欧洲人针对亚洲人的优势,就显得非常微小了,尽管有了像新加坡、巴达维亚那样宏大的城市,是白人帝国主义者建立和统治的,但是实际上,它们仅仅是个巨大的贸易点而已,那里的白人居民,不过是住在岸上的水手和货物管理员,尽管他们在那里一待就待上几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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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半球的新石器文化,只有几个是处于湿热的非洲,当欧洲人到达那里时,从理论讲,欧洲人攻克非洲人要比攻克亚洲人更容易一点。然而,对非洲的征服直到19世纪末才完成。非洲的生态系统非常的繁茂、富足、原始,除非科学和技术作为武器加入到殖民活动中,才能够让入侵者彻底开发这些个地方。欧洲人并没有接受更新世6的雨林的挑战,以及所必须的相应的装备和知识。编年史学家留下了关于欧洲人1555年进入到西非探险寻获象牙等物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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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带了三十个人,去寻找大象。我们的人都装备停当,有火绳枪、长矛和长弓、弩,有游击队员,有长剑、短剑和盾牌。我们发现了两头大象,我们发射火绳枪,还有长弓,但是它们还是逃开了,而且还伤了我们的一个人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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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伤了一个人?他们的第一次探险,巧恰赶上了温和的大象,那真是他们的福气!白人一直等到19世纪,当大量的便宜的奎宁和连发枪普遍销售后,才能在非洲为所欲为。欧洲人在非洲热带种的庄稼,长得非常不好,很多都长烂了,要么就是被昆虫和各种饥饿的动物包括大象给毁了。如果播种的禾苗侥幸长起来,那持续不变的热带的白天日照长度,又会给殖民者以错误信号,或者干脆啥信号都没有,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在热带的植物应该在什么时候开花,在什么时候结果,庄稼有时候就莫名其妙死掉了。在圣多美8,早期的葡萄牙人发现,小麦“只长叶子不会抽穗,长高以后不结果实”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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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人养的牲畜,在西非的生长也不好。当地的寄生虫和疾病,特别是锥虫病,几乎能完全把欧洲的畜种消灭掉。当白人到达非洲海滨,发现西非有一些本土牛群,一个个体型矮小,肉质“又干又瘦”,产奶也很少。二三十头牛,还不能满足“十七世纪驻扎在西非的荷兰殖民长官的餐桌”。至于马,除非引进,在西海岸或者近郊的地方根本就没有,欧洲的马在那里活不长,而且无法在热带的湿热气候下繁殖。不过,葡萄牙人倒是做了件好事,把马带到了西非海滨,用来换取金子、胡椒,还有奴隶。有一些马,的确能在苏丹草原边上的丛林深处活下来,但是它们长得“非常矮小”,“一个高个子的人骑在它背上,会感到自己的双脚快要蹭到地面了”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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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非抵御欧洲人入侵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疾病。黑尿热、黄热病、登革热、痢疾,还有所有的肠道寄生虫病,它们的破坏力量,从欧洲殖民的早期到后期,都是很大的。若昂二世国王(King João II,1481—1495),派了他家的一个护卫,一个马夫,一个宫廷弩手,还有一些仆人(共8个人)去非洲,到非洲后沿着冈比亚河去见曼迪(Mandi)国王。他们中间只有一个人活了下来,因为他“比起其他人更能适应那里的环境”11。在19世纪早期,英国军队在非洲黄金海岸的士兵中,每年有超过一半的人会毙命,而这是再正常不过的情况了12。过了两代人,约瑟夫 • 康拉德(Joseph Conrad)为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King Leopold II)去开发刚果,近乎疯狂地工作,差点丧命。在给比利时国王的报告中,他说他带去的人发烧和痢疾的发病率非常高,几乎所有的部下,都是在合同期没完之前就被送回国了,这样,“他们就不会死在刚果”,“看来大概只有百分之七的人,才能在非洲完成他们的三年期劳务合约”。“上帝禁止我们!”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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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对欧洲来说,乃是囊中之物,但是,它却灼伤了那双企图抓住它的双手。巴罗斯的若昂(João de Barros),16世纪时站在圭亚那海岸,富有深情地表达了所有欧洲帝国主义者面临的困境。他凝视着非洲,一个富足的诱人的但是无法获得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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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起来,我们的原罪,或者是上帝做出的一些不可理解的裁决。当我们独自地前进进入到埃塞俄比亚,神就让一位令人可怖的天使,手握着致命的热病这一宝剑,防止我们深入到它的内部,去凯觎它花园里的源泉,让从那里流出的黄金之河,从我们征服者的脚下流到大海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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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20世纪初,外来者在热带非洲的殖民地,开始显现颓势。美国革命结束了英国输送犯人到美洲乔治亚(做苦役)的权力,犯人中有一些就被押送到非洲的黄金海岸。但是,这个判刑经常被证明了是要命的,埃德蒙 • 伯克(Edmund Burke)说,这无异于判处死刑,不过是戴了一副讽刺的“仁慈面具”而已15。还有些英国罪犯,被送往那些“新欧洲”的胚胎之地,比如波特尼湾(Botany Bay)16,相对说,他们在那里还能活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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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英国和美国的白人自由主义者,试图加速结束奴隶制度,阻止种族冲突,把自由身份的黑人运回西非殖民地,比如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废奴主义者这样做,只能说明虽然黑人有非洲的基因,但是缺乏一个非洲的童年经历,他们所剩下的,对抵抗非洲的病菌来说,只是一个软弱无力的黑人外壳。在塞拉利昂,自由之省的第一个年头,白人死了46%,而新迁移回来的黑人也死了39%。在1820年到1843年之间,返回利比里亚的几乎全部是黑人和黑白混血儿,他们中的21%的人口,在到达非洲的第一年就死掉了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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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人在非洲所遇问题的大部分,在美洲热带也同样遇到了,只是后者的程度稍微轻一点,在西印度群岛,阿克斯塔的乔塞(José de Acosta),在16世纪曾有这样的抱怨,小麦“长势很好,绿油油的,但是高低不一样,完全不能收割,种子一播下去,有结了干瘪穗子的,有挂了饱满麦粒的,有长得像茅草的,也有的长得像是谷子的”18。只有在美洲热带的山地和高原,小麦和其他的中东嘉禾,才能按犹太基督教的传统方式生长。在美洲的低海拔地方,和非洲一样,欧洲人经常得须采用当地的植物,比如木薯、玉米、红薯,还有其他品种,当然这些食物对欧洲人的饮食贡献也不会比其它种族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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