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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与“自然脾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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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1在上文所描述的热带状况,相比在英国统治之下的印度,还是有很多不同之处的。印度的地理条件在这里起了作用,印度次大陆的大部分位于北回归线以北,比之巴西,印度更多的土地是在热带之外的。然而,东北部的孟加拉的大部分地方,还有西南部的克拉拉邦(就跟与其相连的缅甸、斯里兰卡一样),似乎更符合炎热、湿润的热带气候特征,反倒是开阔的印度河平原和德干高原,看起来不是很协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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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这一奇怪的热带性,一个更具决定性的原因是历史的,而非地理的。15世纪末,欧洲人遭遇了印度人,他们要被迫地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们要进行抗衡的,不仅有自然方面的挑战,而且还是一个拥有强大文化和绵长历史的伟大国家。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威廉 • 琼斯(Sir Willian Jones)和别的东方学者的学术调查发现,印度的古代文明与古希腊、古罗马文明,在某些方面不相上下。印度,就像洪堡到过的美洲热带一样,有雪锁冰封的高山,广阔坦荡的平原,繁茂绿色的森林;但是,在欧洲人眼里,这些并不是吸引他们的主要的东西。当时,印度很少被展现为一个热带伊甸园形象,在关于印度的著作中,“图画般的”一词确乎经常用到,但那不是用来形容人迹罕至的自然之美,而是用来描绘印度风俗的多彩:宗教的仪式,鲜艳的队列,繁忙的街道,古老的寺庙,半毁的皇宫。19世纪下半叶之前,也许只有在医师的著作中,特别是那些曾经在西印度群岛居住过和工作过的,或者是体会过迥然不同的自然环境和文化环境的医生,才会想到把“热带”一词套到印度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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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度的欧洲人很明白,印度可不是个处女地或真空地。只有在那最遥远的地方,高高的喜马拉雅山区,克拉拉邦的茂密林区,印度的中部或者阿萨姆,才可能把印度看作一个未开化的地方。19世纪初,有两名英国的工程师,身陷印度的西高止山山脉里面,他们在记录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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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片荒凉之地,从每个方向上看过去,都覆盖着高高的繁茂的绿色的森林……整个景色真是太壮观了!这里很大一部分原始森林,还没有被开发出来,也许,进入这片森林的困难程度,在一定程度上使它得以继续维持原样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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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印度大部分地方的环境,已经完全被上千年的物理的和文化的改造改变了,而且这些改变是如此显著,即使是最热衷于“欧洲化”的人,也不能忽视这一现实。印度的人口,并没有被欧洲的疾病所清除(的确,欧洲流行的旧大陆的疾病类型,只有在新大陆才有致命作用),而且印度的风景,已经打上了厚厚的一层文化烙印。德里(Delhi)的满是尘土的平原上,密布堡垒、坟墓,莫卧儿王朝和它的穆斯林统治者的宫殿、花园,以及印度教和佛教的祖先。印度其他地方大致上也是这样子,每个欧式的田园风光的野餐地点,曾经都是印度的神龛,或者是由圣苏菲派的教徒守护的陵墓;在每处树荫之下,都躺着一块朱砂色的石头,代表着一个民间的神灵,能保佑人们不得天花或霍乱。那些在大街上漫步的牛,那些在公园里趾高气扬地踱步的孔雀,还有那些在丛林里吼叫的老虎,不管是有生命的,还是无生命的,在印度的自然环境里,几乎没有几处是纯粹天然的,不被印度人特别是印度文化所触摸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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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到了19世纪末,印度逐渐变得和热带国家一样了。它的疾病、植被、土壤、气候、农业,甚至包括它的民众,都逐渐地纳入到热带范畴中来了。大家可以看到,部分原因是西方帝国科学的权威在不断增长的后果,它将各个热带殖民地联系在一起。不管印度是否还在吹嘘它的古老文明,就像热带其他地方一样,也开始种植茶叶、咖啡、棉花、橡胶和金鸡纳树。印度的契约劳工替代了非洲奴隶,从斐济到盖亚那(Guyana),他们迁移到了热带种植园,作为主要的生产力量。在观念上,地理学家如森普尔和亨廷顿认为,印度展现了很多热带国家所具备的特征属性:耗人的气候,使人羸弱的疾病,自然环境完全不适合人类的文明生活。当帝国势力发展起来的时候,特别是当英国在种族和科技上都产生优越感之后,环境之谓,越来越变成解释两国间巨大鸿沟的一个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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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说,印度的季风气候,这在印度农业中起着非同小可的作用。每年的西南和东北季风降雨的循环,在印度的气候里不仅仅是个“主要因素”,而且在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其他很多方面发生作用。所以,这揭示了印度的“自然脾气”,在印度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很有份量。季风提供的雨水,必须满足横贯印度次大陆的大部分地区的农业,但是如果季风像19世纪下半叶那样,降水太少,那么干旱和饥荒就会接踵而至。按帝国地理学家霍尔迪奇(T. H. Holdich)的说法,季风“每年拯救上百万完全依靠土地过日子的印度人,而季雨的好坏,就是衡量丰收或饥荒的标准;如果风调雨顺,印度人就过得很好,如果雨水不足,那就意味着饥荒、痛苦和死亡”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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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在印度的殖民官员,19世纪时也许发现了,季风的失败和大规模饥荒之间的关系。这一发现非常重要,因为英国自身也是到最近,才摆脱了类似的自然对农业的羁绊问题。当时,英国人的自我感觉非常良好,对于像这样巨大的自然灾害,他们认为只会在落后的缺少启蒙的国家发生。在英国(当然除了爱尔兰),自然总是被驯服的4。但是放在印度,自然脾气几乎影响了社会和政治的各个角落。有人提出,在季风出现问题后,抢夺食物的暴动,盗窃财产等等犯罪活动,就会雨后春笋般地冒出来。价格飞涨,食物供不应求,雨水的缺乏让整个印度监狱里,关满了“饥饿的人民,而不是通常的罪犯”。绝望的人们开始谋杀或抢劫,印度女人变成了毛毛贼,最后无助地了却自己的性命。但是,对于帝国来说,却是一桩好事,这样的灾难让贫农和没土地的劳工们,愿意离开他们世代居住的村庄,迁移到阿萨姆的茶叶种植园,或者迁移到纳塔尔的甘蔗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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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当季风如期而至的时候,对大众健康水平仍然会产生不利的影响。公众卫生报告和统计数据表明,季风是如何带来霍乱、痢疾和其他肠道病等传染病的。这样,气候和疾病之间的关系,促使一个医学官员在1909年的《印度帝国公报》中,对更具普遍意义的印度与欧洲的环境问题,做了一个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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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国家的公众健康,都依赖于个体和环境之间的关系适应性。如果这个关系越完整,相适应的关系越持久,那么人们活得也就越长寿。欧洲文明的趋势,就是让人们能够越来越容易控制自己身边的环境,但是,印度的环境的力量,却是更强有力一些,它的势力范围很广阔,而且也更不稳定,个体很难对抗自然或者适应自然。这些影响,铸成了印度人道德上和生理上,以及文化上的种种特征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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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地引用如上的极端环境决定论观点,是为了说明,它给后来的历史学家造成不少麻烦。我们应该把这些已经过时的,为帝国主义统治作自我辩解的论调,全部放弃呢?还是应该将这个观点,理解为一个新的印度社会的历史背景呢?意即:季风的迟来或早到,这一主要的环境事件,如何深刻地影响了印度大部分民众的生活和生存方式呢?在理论上,我们应该把这个环境事件,从帝国主义的论调中剥离出来,仅仅是客观地分析这些历史材料;在实际上,这样的剥离很难,因为这些资料的本身,就是从一种特定的思路出发而组织在一起的,用一种殖民的思维方式来认识自然,认识它作用于人类社会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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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印度有一种认识,就是如果一个国家,基本上是大陆属性的话,那么一定会有多种多样的气候的和环境的因素,对人们的精神和身体,都有不同的作用。由此,环境决定论的观点,不光试图把印度作为一个整体来归纳其特征,而且还尽量区分印度的不同地区不同民族间的差别。在发表《人口》(Population)这篇文章的帝国公告(Imperial Gazetteer)的同一卷上,盖特(E.A.Gait)将印度的各个民族的起源,和其对应的客观自然环境联系起来,解释印度民众之间的巨大差别。他的论点反映了这样一个观念,上溯至希波克拉底时期,恶劣的自然环境,可以培养出坚强的足智多谋的个体,而温暖和多产的土地,却能培育出怠惰。但是,这样古老的一个公式,却作为一个新鲜元素,被加进达尔文的生存竞争理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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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西北干旱的气候,导致人们之间的冲突不断,在这样的环境下,只有适者才能够生存下来,由此造就了一个勇敢而坚强的民族,有着良好的体魄。而如果生活太容易了,比如恒河三角洲的水稻平原上,那里又潮湿又肥沃,尽管这样可以使人口大量繁衍出来,但是削弱了他们的能量,阻碍了他们人的发展。那些矮小、虚弱、胆小的孟加拉地区的印度农民,相比那些高个的健壮的勇敢的锡克教的人,或者相比那些脾气暴躁的爱动的住在印度西北的阿富汗人,两者之间的差距,比之于斯堪的纳维亚人对西班牙人,或者英国人对突厥人,还要大得多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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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帝国角度看,环境决定论者和还原论者的理论,其价值是相当清楚的。印度是一个受制于自然的国家,比起欧洲国家,在自然面前要显得无力得多:因此她显得落后、低等,内部存在分裂,所以需要伟大的英国来统治印度,为印度带来“改善”“规矩”和“进步”,最终解放印度人,不再屈服于自然。然而,当印度的民主主义开始兴起时,印度的多样的自然特征,却使得印度看起来不像是一个完整的国家,而且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印度也不会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印度的自然恰恰证明了,她不是个文明国家,尽管她曾经拥有昔日的辉煌。环境因素、气候和疾病等,都不断地证明和解释着,印度道德上和生理上的脆弱,从而证明大英帝国无限期的统治是正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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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殖民者自封的一个使命,即用卫生和医药科学来拯救印度人,帮助那些被自然奴役的可怜人们摆脱自然的束缚。但是,与此同时,英国人证明了,印度人自己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就职于印度医学部的罗纳德 • 罗斯(Ronald Ross),他的最出名的发现就是,在19世纪90年代发现蚊子在传播疟疾方面的作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第一次来印度的欧洲人,经常被这些病怏怏的印度人吓得不轻,他们看上去“很是勤劳……虔诚,温顺,聪明”,但是在这个国家的很多地方,他们都具有“令人惊奇的脆弱的体格,还很胆小,而且还有完全服从的习惯”。罗斯问道,是什么造成了这样的脆弱?是贫穷,是气候,还是疾病?他的回答是疟疾。经历许多许多年,这种疾病已经把印度人弄成一个“古老的磨损了的民族”,通过医学研究,罗斯发现了疟疾的起因。他在一首诗里说,“在这里,啊,自然,要对我俯首称臣!”1895年,罗斯在攻克疟疾上做出了最后的突破,他用完全是一副胜利者的口吻,写了下面这首小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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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万物的上帝,放在我双手中的,是令人惊奇的答案。我赞美上帝,在他的命令下,我发现了你那勾当的秘密,啊,你那谋杀了百万人性命的原因!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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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须夸张地说,罗斯个人的宗教使命感,从一个宽泛的角度讲,可以理解为帝国主义的目的性。尽管印度是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尽管她曾经拥有辉煌的古代文明,至今仍在印度的大地上到处散发闪耀的光芒,但是,她没有完成这件事(在大英帝国的评价中),就是克服自然。所以,要大规模地改造印度的自然环境,建立起对自然的控制权——英国就是用这样的借口,使自己在印度的统治合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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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改变历史 改造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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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一些历史学家开始讨论,英国的统治给印度环境造成的深刻后果。这样的议论可以看作是,对英国在印度殖民统治的一个广泛讨论的话题中的一部分。印度的环境变化被引用来,作为论据证明殖民影响有多么巨大,甚至是远离都市的边远地区,也被英国统治的力量影响着。这和那些认为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特别在她的边远农村是相对肤浅的的论调,形成了鲜明对比。英国在印度的殖民影响,不像罗斯描述的那样充满英雄主义色彩。相反的,它本身的恶劣影响,恰恰构成了对殖民思想和自我吹捧的殖民论调的一个重大逆转。现在人们更为热衷的讨论话题是,英国在印度统治造成的环境负面后果,而非英国殖民者们曾经鼓吹的“伟大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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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对印度的环境历史的再评价,是对“生态帝国主义”的敏锐回击。根据克罗斯比的说法,印度与美洲和澳大利亚不同,明显地没有变成下一个“新欧洲”,它没有因疾病而打开入侵通道,欧洲的新植物、新动物、新移民,并没有源源不断地进来,也没有发生本土居民人口几乎被消灭殆尽,变成少数民族人口的情况。1498年,达伽马和葡萄牙人从西南角登陆印度,从生态的角度说,和西班牙人1492年史诗般的发现新大陆,是无法相提并论的。当然了,印度在欧洲早期扩张阶段,起到了跨洋交换的作用,梅毒从美洲传到印度(也许是通过欧洲)。但是,就算这个病毒再恐怖,这也不会对印度的道德产生多少影响。很多美洲原产的植物,包括辣椒、番茄和花生,在印度都变成了独特的现代佳肴,但是这些作物的大批引进,再加上烟草,因为印度原有的农业基础,外来作物的发展其实相当缓慢。然而,经过足够长的一段时间后,重大的变化的确发生了。虽然印度没有成为下一个“新欧洲”,但是她的生态在与欧洲人的逐渐接触中,特别是自18世纪中期的殖民统治以来,被深深地影响了。究竟这些环境变化的程度有多深,历史学家还是刚刚开始觉察,不过,有一位历史学家在1947年(英国撤离印度殖民地)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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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印度所有的植被的情况,都在一个复杂的权力结构之下,被提前预设好了,而这个权力就是在英国的王权之下进化而来的。印度,这片次大陆的土地,是欧洲帝国在发展中国家所能建立起来的,最为复杂的资源榨取系统的殖民地,她的自然,在英国人撤离之前,几乎完全被驯服了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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