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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改变历史 压死骆驼的一根稻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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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迁和农业衰败对罗马帝国覆灭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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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尔斯沃斯 • 亨廷顿（Ellsworth Hunting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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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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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就像科学一样，学问的一般顺序是从易到难，从明显的现象到隐蔽的原理。罗马帝国覆灭，这是一个妇孺皆知的事实，但是对于造成其覆灭的原因，至今仍是那样模糊，人们还是说不清楚，究竟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样一个雄伟帝国的迅速瓦解和崩溃。在众多的试图解释这个事件的新进理论中，最有意思的要算李比希（Liebig）的观点1，另外有斯莫科维奇（Simkhovitch）教授2，也非常赞同李比希的论点。根据两位学者的意见，在所有导致罗马覆灭的因素中，农业的衰败是最为重要的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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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罗马共和国的7尤格拉姆（jugera）3（即4.5英亩）耕地，可以满足一个正常家庭的需要。罗马帝国的农业生产非常密集，小型农场在牧业的补充之下支撑着自给自足不断进步的人口发展。罗马的城市都很小，这反映出罗马农村的相对独立性，罗马政府自然要适应它所统治的臣民的生活方式。然而，公元前2世纪，一个大的变动发生了，在西庇阿（Scipio）4的带领下，于公元前196年，要求国家仓库开始给贫民发放粮食，紧接着，农业问题就和一个叫格拉古（Gracchi）的名字联系起来。7个尤格拉姆大的面积的土地，已经不能满足普通农家的生活需要。的确，罗马很多地方的农民都变得赤贫，他们不懂得科学的休耕方法，致使很多农田又变回牧场。加图（Cato）曾经声称：好的牧场对一个农民来说是最好的，普通牧场在其次，贫瘠的牧场第三，而农田则排在第四。悲观主义者声称，罗马农民在一块土地上开始耕种以后，一共只能收获四个轮回。在后来的若干个世纪，特别是从公元2世纪开始，情况变得更加糟糕。很多农田被彻底遗弃，土地则集中在少数几个大的地主手里，佃户陷入了长期的恶性循环，对地主的欠债越积越多，他们的地位仅仅比奴隶好一点。很多佃农渴望摆脱奴役，涌进了城市，直到法律最后规定农民必须留在土地上，这样他们最终变成了农奴。所有这些恶劣后果，似乎都和大范围的农业凋敝有关，有的时候情况虽然有所减轻，但最终还是变得越来越糟，最后导致罗马彻底崩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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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的早期农业和后期农业的差别，成了一个备受争论的话题。一方的代表人物是马莱人杜尔诺（Durneau de la Malle）5，他提出：“罗马的农业处于恶性循环之中，罗马的土地两年才有一次休耕，忽略倒茬技术，在同一块土地上长期种植小麦，肥料不足，人工草地范围很小，动力牲畜数量很少，耕地的方式和工具很差；耕作方法落后，焚烧秸杆变化肥料，其他种种致命的做法举不胜举，这些就是希腊和罗马的农业情况。”罗德贝图斯（Rodbertus）6则强烈反对这一观点，他试图揭示出，罗马人其实有一个非常完善的农业系统，他们知道倒茬技术，熟悉化肥的使用，每亩地上对应的农民数量要比现在德国最好的农田的农民数量还高。他承认农业凋敝的确产生过，但是他认为是社会原因造成的。同意他的观点的人比如瓦罗（Varro）、加图（Cato）、普林尼（Pliny）、科路美拉（Columella）等，都认为罗马的农业科学已经高度发达。罗德贝图斯认为，那些拉丁语作家误解了这个问题，或者他们的观点其实更适用于另外一些情况。他举例说，比如罗马可以扩展到其他地域而获得更多的粮食，所以意大利农民就改为经营葡萄、橄榄、果园、养牛，只有最糟糕的土地才种植小麦，因此农民一块地上只收获四次小麦，并不让人惊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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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莫科维奇教授表示，上面两个观点其实并不互相矛盾。罗德贝图斯描述的画面，说的是罗马帝国的早期状态，而前一种观点则说了罗马后期的状态，斯莫科维奇教授认为，两者的不同是缘于土壤变得贫瘠化。他还认为，土地贫瘠，不一定必然就是错误耕种方式导致的，只有当不明智的耕作方法继续持续下去，那时土壤贫瘠化就开始了。范海斯（Van Hise）7指出，导致土壤贫瘠的最重要的因素，在于土壤的含磷量下降，只有大量的施肥才能使土地肥力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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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土壤贫瘠的观点，时常出现在国家衰败的论调里。菲特（Fetter）8提供了一个常见的观点，他讲到，亚洲的不良的耕种方式耕种，导致本来可以支持几百万人甚至上千万人口的土地，变成了沙漠。他甚至暗示埃及的衰败和罗马一样，都是由于土地的贫瘠化。但是，在这一点上，没有人比李比希更有权威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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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李比希的假设的人分两类：那些和罗德贝图斯一样的人，认为罗马的覆灭是因为社会和政治的原因；另一类人则认为罗马的衰败是由于客观环境的变化造成的，但是，土壤贫瘠化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原因。第一个详细阐述后者观点的人是康拉德（Conrad）9，他比较欣赏李比希的原话：“土壤的成功与否，本身造成了国家的兴起和覆灭，也就是说造就了历史。”但是他并不完全接受这个看法。康拉德说道，当希罗多德（Herodotus）和普林尼说起美索不达米亚，过去的富饶出产和现在的贫瘠收获，“如果我们相信希罗多德的观察，亚述的气候对于葡萄生长来说太湿润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就是降雨量在逐年递减，现在的缺水和干旱，在昔日并不常见，这本身也解释了目前美索不达米亚成了沙漠的原因。”他还证明，在希腊和其他地方，都出现了相似的证据证明降水在逐渐变少，但是他认为，意大利则是由于火山爆发和森林锐减，造成了历史上的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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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康拉德挑战李比希学说的五十年里，我们关于过去气候的知识增长了很多。现在，有种种证据可以证明，在过去的两千到三千年中，气候的确发生过变化，而且这些变化造成了诸多后果，最终导致了李比希和斯莫科维奇所认为的土地贫瘠化。农业凋零情况，不仅仅出现在意大利，还发生在其他多个国家，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它的后果很明显，且非常有害。如果气候变化要对土壤贫瘠化负责，那么我们就需详细分析一下气候变化的一般情况，才好对罗马帝国的覆灭做具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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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改变历史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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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关于气候的假说有四个，它们的关键词分别是：1．同一性；2．局地变化；3．世界范围内的朝一个方向逐渐变化；4．脉动的或者不规则的变化，有时朝一个方向，有时朝另一个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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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证明过去气候情况的主要证据，就是地质上的证据。虽然，我们研究的仅仅是人类历史的一个短暂时期。古老的化石，人类遗址，淤泥中的沉淀物，河流阶地，古河道，内陆湖的含盐量，绝迹植被的特征，灭绝的动物的等等，都属于地质学范畴。因此，地质学家是最有资格谈论利用地质证据，来衡量古代的气候变化的。美国涉及到气候变化的主流的地质学家们，关于气候变化的态度可以从下面一段话中看出，在马修（W.D. Matthew）博士回答一位作者的回信中，写到：“作为一个地质学家，习惯了地球是处于长期变化的事实，所以气候也必然和地质运动一样发生着变化。需要有足够的证据说服我，过去的两千多年以来，气候没有发生过一丝一毫的改变。相反，我却知道，在过去这两千年里，有很多的证据能够证明，在很多不同的地方，气候发生过相当大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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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地质学家已经排除了气候“同一论”，但是其他三个假说则是分庭抗礼，所以对这四个假说，我们还是一一来作分析，然后看看各自理论的支持者都是什么样的。关于气候“同一论”的假说，目前仍为少数气象学家支持，他们的理由是，过去的气象记录，记载了过去100年间气候的持续性波动和循环，但是并没有表现出气候朝某一方向的发展趋势。他们的证据中排除了对降雨记录的考虑，所以这一说法的本身就更难具有准确性。他们坚信气温表现出恒定的趋势。但是，他们恐怕忘记了，冰河时期气温的平均水平只有10华氏度10，比现在要低，最高水平也不会超过15到20度范围。在最后一个冰河时期，离现在至少两万年甚至更远，从那时都现在，每一世纪的气温平均变化已经超过0.1度的水平。而且，早期的气象记录数量太少，而且准确度不高，我们很难发现一世纪之内0.5度范围的气温变化。由此，很难用气温作为他们气候“同一论”的有力论据，地质学家们几乎都否认了这个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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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学家中，有关“同一论”的另一种论调非常流行。他们承认气候变化看似造成了西亚和北非的遗迹，以及地中海周围的人口锐减、农业衰落、交流停滞。但是，他们认为这些表象却是最容易欺骗人的。而实际上，政府管理不当，瘟疫，战争，和古老文明无法避免的衰落命运，都会造成社会凋敝。这个论点的局限性，可以从斯莫科维奇教授的话中看出11：“古代世界的人口数，并不是因为血腥的战争而逐渐减少，滑稽的是，反而越是和平时期，人口数收缩得越厉害。一方面，罗马在战争中受到重创，比如对古迦太基人的那一仗；另一方面，人口很快恢复起来了，尽管此后战事未停息，罗马人口的总数是稳步上升的。瘟疫也一样，只是造成了人口暂时性的减少而已。我们现在讨论的情况和上述是不同的，我们的主题是罗马逐渐走向衰落的时期，战争和瘟疫造成的人员损害，再也无法恢复，在最长的一个和平时期，罗马的人口却在稳步地下降，国势渐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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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支撑气候“同一论”的论据中，最有力的一说就是，古代时期人们同样受着旱灾的影响，约瑟夫执政埃及时的七年大饥荒，仅仅是众多例子中的一个。很多历史记录都证明了，过去有短时的气候反常，庄稼颗粒无收，到处缺水。尽管能证明古人的确遭受过旱灾，但是这与平均年降水量问题实际并无关系。譬如一个国家，如果平均年降水量是15英寸，如果连续几年的降水量在10英寸以下，那么这个国家就要遭受旱灾。另一个国家，如果它的平均年降水量在30英寸，那么当降水量到20英寸时，就会发生旱灾。而这种情况下的旱灾，降到20英寸的国家要比降到10英寸的国家所承受的后果要厉害得多，因为，降水量大的地区就意味着更多的居民，一旦发生干旱，遭灾的人数和范围就会相应地波及范围很大。由此，尽管曾经发生饥荒的论点证明了，过去某些时候的降水量的确要小一些，但是它对于回答过去两千年的降雨量问题的实际变化，并没有什么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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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支持气候“同一论”的论据，是罗马在叙利亚、北非和其他地方的水利工程。为什么，罗马要花费如此大的人力，如果她根本感受不到一丝干旱？看看赫迦（Kharga）的水渠吧，看看昔兰尼加（Cyrene）的水库吧，还有上百个相似的水利工程。难道这些不能证明，水是多么的稀少，每一滴都要珍藏起来？毫无疑问，每个人都会说，水是珍贵的。然而，这个道理就和饥荒一样，降水量在10英寸或者30英寸都有可能是稀少的，问题的核心是有多少人口需要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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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先检验以下两个具体的事例：北非的昔兰尼加，叙利亚的伊兰德阿林（Ilandarin）。格雷戈里（J. W. Gregory）教授，在昔兰尼加调查了泉水和水库的供水情况，他认为，干旱的气候给每个人的最低供应水量是八到十加仑，这些水不光要用来做生活用水，还要照顾牛羊和家畜，还有花园的灌溉。所以他认为，昔兰尼加的人口数，根本不可能有超过两万五千人。不过，他没有想到气候会发生改变。从这个城市的遗址来看，它非常的雄伟，所能承载的人口数应该远远超过两万五千人。作为这个方面的权威，霍格斯（D. G. Hogarth）博士认为，昔兰尼加的人口至少也有十万人12。这个例子就是典型的数学问题，自然方面做出的解释是，过去水的供给上要大于现在。要是我们还是认定气候没有发生变化的话，那么我们就是在说，此地的历史记载和考古挖掘都在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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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兰德阿林是个彻彻底底的废墟，位于叙利亚沙漠的边上，与胡姆斯（Homs）相距50英里。根据巴特勒（H. C. Butler）教授的说法，离此地最近的水源，向西行约需两个小时13。然而，伊兰德阿林曾经也是个很大的城市，至少有十个教堂，教堂的遗迹都还依稀可辨。像其他罗马的城镇一样，它也有自己的水利系统，在城市的一头，有个巨大的水库，在城市的中心，有个大澡堂，建得比水库还高，显而易见它一定有别的来水供给。这个城市的面积大概有一平方英里，据巴特勒教授研究，人口至少有两万人，或许至多能有十万人。就和昔兰尼加的例子一样，但是它的情况更糟，曾经可以提供成千上万的人口用水，可以维持一个罗马浴池那样的奢侈用水场所，现在的水连一个人都供应不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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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用气候“同一论”来调和这些事实，就等于说，地震将地下水全部转移到别处去了；或者曾经有纵横敷设的饮水管，这些水管现在都已经化为废墟，它们的藏身之处也不为人知。如果伊兰德阿林是唯一一个有这种情况的城市，那么这样来作分析也许还站得住脚。但是，它其实是千万个相似事例中的一个，像伊兰德阿林这样的废墟，遍布在从蒙古一直到直布罗陀，从德克萨斯州到亚利桑那州再到索诺拉（Sonora）14的广大地区。如果这些地方古代的供水系统全部被毁，那么在离这些地方的不远处，应该存在大量的水资源。但是，就我所知，没有一位支持气候“同一论”的学者可以准确告诉我，这些水到底藏到什么地方去了。另外，比如利比亚沙漠上的赫迦（Kharga），还有叙利亚沙漠上的巴尔米拉（Palmyra），当旧的引水渠被发现并修复后，随后能引来的水，相比城市规模，提供的水量要少得多，而且花费在这些水利工程上的劳力，和旧时的实际人口也不符。由此，从逻辑角度归纳，罗马的晚期的确已经不能满足她的臣民的用水需要，尽管当时的水资源比现在的还要多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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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同一性”假说的最后堡垒是植被。经典著作中，一次又一次地提供了大量的证据，除了曾经在北非大量生长的阿魏（Sylphton）这个药材，现在已经绝迹之外，随便哪个国家，过去的作物和现在几乎没有差别。气候“同一论”立足的植被，主要是说蔓藤和棕榈。这两种植物的生存基本上是相互排斥的，只有在一个很窄的地域内，它们才可以共同生长。这个窄窄的范围，包括现在的巴勒斯坦，和它在古代时期的地盘。如果平均气温只改变2到3度，且是朝着变冷的方向，那么棕榈树就完蛋了；如果是变热，那么蔓藤就无法生存。因此，气候是没变化的。很多人感到这个观点很有说服力，但是它却忽略了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第一，在亚热带地区，冬天多雨，夏天干旱，对于农作物来说，降水量不管是15英寸还是30英寸，都不重要。如果有人要质疑，那就将大马士革的花园、田野与黎巴嫩山的西麓做个比较，后者的降水量是前者的两倍之多。在希腊，西海岸的降水量是中部阿提卡（Attica）的两倍，但是阿提卡灌溉区和西海岸生长着同样的作物，因此，尽管过去和现在的作物基本上保持一样，但是还是无法告诉我们，降水量和过去相比是否有所增加或减少。第二，气候“同一论”只注意了植被，却忽略了地质学家们所得出的结论，对一个外行来说，即使气温改变10到20度，也不至于让美国的东北部到俄亥俄河这片地区变成冰雪世界。但是，我们要尊重专业学者的观点，如果古代到现在的温度变化，只有从冰河时期到现在的气温变化的十分之一，那其实已经是非常严重的改变，它意味着平均气温至少改变了2度！这个数字好像既不会让巴勒斯坦的棕榈树难以生存，也不会威胁到那里的蔓藤植物生长。所以，自古代以来的农业生产记录，也不大专门记载这样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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