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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改变历史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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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把气候变化造成的结果分为三类：经济上的，政治上的，和生物学方面的。关于经济上的情况，我觉得没有比之前引用过的斯莫科维奇教授的文章更贴切的了。虽然，我不同意他的土壤贫瘠是造成一切问题的主要原因这一看法。我觉得，他对叙利亚的垦殖方式憎恶的看法有待商榷，要知道，这个垦殖方式已经延续了上千年之久，只要保证水量是充足的，人们的生活还会很舒服地过下去。然而，斯莫科维奇教授讲到的农业凋敝，确是非常有分量的论点。他写到了“当时的伟大的农业学者对事件的看法”，接着引用了科路美拉（Columella）在公元60年写下的话，“我经常听到我们国家一些著名的学者抱怨我们土地的贫瘠，他们认为常年的极端天气降低了土壤的肥力。还有一些人认为，土地贫瘠化在很久以前就已经开始了，过度的耕种，却没有合理的管理，最终什么粮食都种不出来了，人们的生计已经无法维持了”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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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引文提供了两个理论，来解释罗马农业凋敝的原因。在科路美拉生活的年代，很明显，有点名气的人都在抱怨气候的变化，长期以来影响了土壤的肥力，最终粮食减产。而另一些人的说法，科路美拉认为更合理，即罗马的土地很久以前就已经精疲力竭了。然而，科路美拉指出，罗马早期的农业技术相当发达。就像斯莫科维奇所指出的一样，“罗马的精耕细作，7尤格拉姆大的面积的农场，这和中国、日本的农业态势很相似。他们只有有限的土地，但是作物都排列得很整齐，地都锄过，杂草也除了，用天然粪便、草灰、厩粪来施肥。中国和日本的经验告诉我们，即使是在很小的一块农田里，精耕细作仍可保证无限期的产出，根本无须用科学发明的无机肥料为土地增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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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此，我们应该能猜测到，罗马发生了一个很深刻的变化，或是她的民族性格，抑或是她的气候变化。如果罗马人像中国人或日本人那样，知道怎样耕种的话，那就有可能防止土地贫瘠造成的影响，但是当他们发现面临的困境时，他们最终还是失败了。当然，他们在精神上承受了很大挫折，“内心崩溃”，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另一方面，如果他们的晚春时节，还是得不到应该有的足够的雨水，不管怎样地细心呵护他们的土地和幼苗，都不可能施行精耕细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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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曲线中，其中最特别的一个特点，是从公元前250年到前200年树木生长的下降。如果在意大利也发生了加州那样的雨水减少的情况，那么森林一定会遭到破坏，至少森林的密度减少了，也更容易着火，而后变成绵羊和山羊的福地。因此，土壤的屏护丧失了，冬天的雨水将土壤冲刷到低地，最后毁坏了像斯莫科维奇描述的万亩良田。很少有人意识到，世界上最著名的一些沼泽地，恰恰位于最干旱的国家。在特兰斯卡斯皮亚（Transdcaspia），我候了将近两个星期，才渡过捷詹河（Tejen River）下游的泛滥地带；在波斯，我的骆驼差点陷进了沼泽当中；在中国的新疆，我骑的骆驼和另两个人的骆驼，几乎被烂泥团团包住，因为我们走进了看似坚硬实则松软的沼泽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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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后期，正当气候恶化的时候，农业进程也停滞了。公元395年，仅坎帕尼亚（Campania）这一个地区荒废的土地，面积就达到了528000尤格拉姆，毋庸置疑，大部分荒废的土地都是可以复原的，因为尽管是在过去那样的干旱气候条件下，情况也要比现在好很多，大概仅仅是由于当人们面对着恶劣的自然条件下，觉得无法取胜的时候，开始丧失信心了，土地也就无法复原了。这就是气候变化的代价。举例说，一个木匠，一年收入了1200美元，对他来说就是很好了；然而，一个银行家，如果他原本收入水平在每年50000美元，当他的收入下降到5000美元一年，那就感到陷入极大的经济困境之中。这个银行家，可以暂时缩减开支，应对这一场经济危机，但是如果过上几年时间，他的收入降到4000美元，然后又降到3000美元，最后到了1500美元，那么，尽管他仍然挣得比木匠的要多，但是他也许会让他的孩子从大学退学，变卖他的车子房子，辞退佣人，完全改变他以前的生活模式，他会感到自己是天底下最可怜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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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也一样。在公元前4世纪，意大利的气候似乎非常适合人类生存，平均不到5英亩的土地就足够养活一个家庭。农业上精耕细作，最先进的技术都被运用在农业上。农业歉收的情况非常罕见，基本上是年年有收，五谷丰登。农民生活在他们有限的土地上，却过得非常满足，不会向其他人索要什么，我们看看他们过去生活的镇子，就知道他们当时生活的状态。然而，假设当春夏之交的雨水不能如期而至的时候，一小块土地就不能够维持农民和他的家人的生活了。曾经值钱的农产品，现在也变得无利可图，农民们开始负债累累，他们的土地逐渐落入大地主的手里。像一些著名作家所写到的，因为农作物已经变得不再值钱，土地开始被用来放牧，这造成了两个后果。第一，山羊和绵羊不仅吃草，还吃树苗，所以妨碍了新的森林的生长。当他们被大量放养的时候，土地被严重地践踏，植物的根不能抓牢土壤。所以，冬雨就将这些浮土冲到山脚下，毁坏低地的耕田。第二，放养和放牛，需要大面积的牧场，这样导致了土地逐渐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在奥古斯都时代，农业明显恢复了一些活力，而且似乎要比公元前2世纪还好一点。下一个时段，公元1世纪末，恶劣气候又来了，重重地压在罗马人身上。这之后陷入了漫长的气候恶化的周期里，一直到公元7世纪才结束。在这样长的一个时间段，罗马农民的处境，就和我刚才描述的那个银行家一样，每况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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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这样的经济变化肯定会引发政治变动。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变化，就是税收制度的破坏。从理论上说，税收应该按人们的收入的一定比例收取，而实际上，情况往往是差强人意。收税人以令人厌恶的固定税收的方式，公事公办，不管实际条件是否有了变化。当庄稼歉收的时候，政府的花费却不会减少，本来可以轻易地上缴的税款，现在却变得难之又难。人民对政府越来越不满，怪不得当时格拉古（Gracchi）要进行农业改革。在那一时期，罗马所遭受的气候灾难，要比公元300年之前的任何时期还糟糕，在这一状况下，很多穷人不可避免地，开始接受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的现实。这样，民主制度受损，独裁制度开始凌驾于旧有制度之上。说过多的话无用，我仅仅重申一下斯莫科维奇教授的观点，他和我的观点上的唯一差别，就是对农业凋敝产生的原因的看法不同。不光是罗马自身，罗马帝国其他的省份也在遭受气候灾害，而他们对宗主国的不满，逐渐变成了瓦解罗马帝国的重要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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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农业凋敝进而造成的土地衰竭的理论，和野蛮人的入侵没什么关系，那么，这个观点就直接和气候变化造成衰败的理论相悖。游牧民族，比如中亚那些部落民族，他们应该是最初感受到气候干旱的人，他们经常去的沙漠边上，泉水都逐渐干涸了，放牧的草场也变得越来越少，这样迫使他们寻找新的草场。最初，他们遇到的麻烦可能不会太大，因为人口密度毕竟是很小的，但是不久以后，这些游牧民族将和他们的邻居发生摩擦，他们的邻居也因为干旱的压力而向外寻找新的牧场。当水草稀少的时候，一个部落和另一个部落遭遇，就意味着冲突的爆发。那么，遭受气候灾害更严重的部落必然要奋起一搏，劫掠比他们状况稍好点的另一部落，游牧民族既可以抢劫他们的游牧邻居，也可以掠夺定居在绿洲或者沙漠边上的水源充沛的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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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在亚洲的沙漠中居住过，一定知道以下事情会怎样发生了。比方说，在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沙漠上，1909年的春天是个不寻常的大旱，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游牧者大举入侵农业国家。帕特森（Patterson）博士指出，一个希伯伦（Hebron）传教士的内科医生说，在他的医院里，遭枪杀的手术病例，比他过去16年任何时候遇到的都要多。“在两个月里，我遭遇了四次抢劫。第一次是阿拉伯的一群人，他们已经抢劫了一些阿拉伯本国人，然后又在晚上接近了我的帐篷，但是因为我们发现了他们，所以他们就悻悻而返了。第二次，我在本地的一个帐篷里睡觉，其他部落的一些男人把我们的骆驼都放跑了。第三次，我们看见一伙强盗，在山顶上准备打劫我们，我们队伍中只有一个人没有遭受此难，因为他落在了后面，所以没有被发现。最后，我的一个随从，去前面探路，跟一伙袭击人员交上了火，后来他藏了好几个小时，才敢回来和我们会合。”如果在一个气候好的年景里，一个人可以安全地通过那同一片沙漠，而不遭受任何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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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类事情的发生，只因了长达一年的干旱，那么，要是干旱持续好几个世纪的话，影响该是多大呢？肯定是成千上万的人背井离乡。这样的大迁移，首先开始于最干旱的地区，比如特兰斯卡斯皮亚，或者阿拉伯半岛的沙漠地带。像地处叙利亚、北非的罗马帝国那样的对象，游牧民族会遭遇到坚固的防护壁垒，所以他们也捞不到什么好处。但是放在东欧，没什么东西可以阻止他们前进，所以，一个部落袭击另一个部落，最后整个大陆陷入了混战之中。就这一点说，我相信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公元后的几个世纪里，欧洲遭受少数民族入侵的原因。游牧男人不会带着他们的妻儿老小进行远征，除非他们已经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我不需要描述野蛮人入侵罗马的细节，现在已经足可以说明，他们的入侵人数只会是，随着亚洲的气候的变糟而越来越多。他们进攻了欧洲南边所有的半岛，席卷了北非，最后，在公元7世纪，从来自亚洲荒漠的移民，终于停止了，然而罗马帝国也早已消失了。阿拉伯人在默罕默德带领下，蓬勃发展（且统一行动），宗教煽动力固然是一很重要的因素，而干旱移民可能是更主要的促进力量。同样的，后来的成吉思汗，个人作用也许是统一蒙古的原因，但是人类历史上第二个大的干旱期，也许是很重要的原因，它驱使着成吉思汗的战马冲出中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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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对生物造成的影响，目前还没有得到充分认识，但是，其最终的影响也许比政治的经济的影响还重要。人们在很久以前就知道，古罗马和古希腊的领袖很多是北欧白人，但是，为什么希腊的很多神像，都是红色的或黄色的头发？还有眼睛，为什么是蓝色的？并不是所有的领袖都是身材修长、皮肤白皙的北欧人，苏格拉底就是一个例子，这个世界上最著名的智者，长得又黑又矮，完全是一副地中海人的典型模样。但是，从北方来的北欧白人，非常具有侵略性，又得了神的庇佑，宙斯、阿波罗、雅典娜、戴安娜等等，都是这一族人的代表。希腊和意大利的气候，对很多北欧的入侵者来说，阳光太过充足，强烈的光照常常导致皮肤和神经系统上的疾病，长期生活下去，似乎减少了北欧人新生儿的出生率。所以，像意大利这样的气候，特别是意大利南部的气候，北欧人在当地人口中的比例变得越来越小。这样一个趋势虽然不很明显，但是自公元前三四百年以后，的确是个很普遍的现象。另一方面，这样的人口变化和气候变化的关系，则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当罗马的统治者不断奴役其他战败国的臣民时，这反而帮助了种族的逐渐变化，于是，罗马早期的领导者的族人，在后来的时间里，人口数逐渐下降，很可能因了气候的干旱而加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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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造成罗马人健康问题的因素，大概是疟疾。罗斯 • 琼斯（Ross Jones）23和其他学者均表示，尽管疟疾早在罗马初期，就已经得到广泛关注，但是直到公元前2世纪，才开始在各个地区显露出来，就是在这一时期，逐渐衍生为大规模的传染性疾病。任何一个在疟疾泛滥的国家生活过的人，都理解祸患的意义。经历一个长期的干旱的夏季，成千上万的人被病魔征服了，他们看上去迟钝而愚笨，不能思考，也不能工作。他们不光是暂时性地失去了生活能力，而且一年又一年地忍受着病痛的折磨，直到最后被彻底拖垮。罗斯发现，现在的希腊人，几乎有一半人得过疟疾，疟疾不光侵蚀人的肉体，还侵蚀人的精神。人的自我控制的能力减弱了，独立思维的能力消失了，勤奋工作的精神也耗尽了。如今，奎宁成了专门治疗疟疾的灵药，而且我们也具备关于蚊子传播疟疾的知识，疟疾的威力便大打折扣。但是，它仍然是个大的祸患，不光是在希腊，在意大利的部分地区，还有东方的很多国家仍是个祸患。在古代，我相信这种情况肯定要更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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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有人觉得，把疟疾和气候变化扯在一起，太离谱了。然而，它们确实是紧密相联的。传播疟疾的蚊子，分布在中欧到赤道的广大地区。在意大利，蚊子数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国家的死水的数量，当一年四季的雨水都很充沛时，死水是很少的。沼泽当然一定有一些，但它里面的水经常被新的雨水替换，这样蚊子的卵就冲走了，或者淹没了。而在溪流里，流水使蚊子的卵无法存活，所以雨水充沛反而防止了疟疾的传播。只是，森林长期处于潮湿状态，降水也无能为力，这就造成很多赤道地区的国家，长期遭受着疟疾的肆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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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三四百年的时候，意大利的气候是非常有利的，山上应该是树木丛生，溪流的水量也很充足。这些溪流一定是活水，持续不断地流淌着，按它们固定的路线奔流不息。后来发生的干旱，我们已经知道了，那就导致了山上的植被稀薄，最终是小溪小河携带着大量泥沙冲下去。这样不光毁坏了农田，而且还增加了疟疾的传播概率。地形学者肯定知道，当溪流载着大量泥沙，从山上往平原流淌的时候，一部分沙石便会沉淀下来。这样，它们堵塞了溪流的旧河道，水被迫转向新的河道，分为很多条细小的支流，在平原上漫无目的地流淌，最后经常形成沼泽。在干旱的夏天，当溪流逐渐变小时，旧河道也变成一串大大小小的死水泡子，成了蚊子的乐园。另外，在干旱的夏季，当农田最需要灌溉用水的时候，灌溉也会造成停滞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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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提出：意大利的气候变化，是导致疟疾泛滥的主要因素之一。气候干旱所助长的蚊虫滋生，使疟疾变成无法控制的大型传染病，最终彻底毁坏了罗马人的自控能力，耗尽了罗马人最后的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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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改变历史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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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气候变化最重要的影响，留在最后讨论。生态学学者，研究生物体适应自然环境的现象，特别在人类方面，得出很多令人惊讶的结论。我们经常吹嘘，在地球众多物种之中，只有人类可以在世界上任一角落，适应环境并存活下来。有证据证明，白人的确可以在北极或非洲热带地区生活和工作；我们也发现，人类的种族有黑人、黄人、白人，还有红人24，每个人种都特别适应各自的气候环境。现在看来，其实有两种适应性，一种是适应光照，另一种是适应温度和湿度。对光照的适应，相对而言似乎更容易一些，日常生活的观察告诉我们，在冬季或当人们主要待在屋子里面的时候，皮肤会比较白皙，而如果暴露在太阳下面，皮肤肤色就会马上发生改变。同样的，当人们的栖息地发生变化的时候，那些肤色无法适应新的生存环境的人，就会被逐渐淘汰掉。而对气温和湿度的适应，比起对光照的适应似乎更难一点，对此，曾经有关于气温和死亡率关系的调查可以表明，在各人种之间，在全世界范围内，都表明了这一点。如果把一整年作为一个单位，那么我们发现，死亡人口数随着气温带的变化而变化。低温情况下死亡的人数较多，表明那些人身体素质较弱。正常情况下，当气温在60度25到65度之间时，死亡率降到了最低。如果平均温度高于65度，那么死亡率就开始上升，如果是超过70度，那么就是说中午的气温大概在80度左右，特别是空气还很潮湿的地区，死亡率飞速飙升。这一调查结果，乍看似乎颇为奇怪，美国南部的黑人、古巴人，比起白人并没有显示出对湿热气候的特别明显的适应性，而生活在很靠北的芬兰人、瑞典人，也没有展现出比黑人更强的耐寒冷气温能力，日本人的死亡率保持着同样倾向，适应温湿度的表现和黑人、白人都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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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实验也表示出，平均气温处于60度到70度之间的时候，其相应的湿度也是最适合各个种族的。对精神活动来说，气温低一点是最好的，但是如果只讨论身体方面，我们有如下发现：在美国工厂工作的欧洲技工，当平均气温在60度的时候，干起活来最有效率，这表明了他们非常强壮。在佛罗里达的古巴人，平均气温相比稍微高一点，65度是最好，不过两个例子之间气温的差别实在不重要。在弗吉尼亚的黑人，当平均气温在61度的时候，干活效率最高，温度在67度的时候，黑人的死亡率是最低的。有项实验测量了曼彻斯特的英格兰人，呼吸中的二氧化碳含量，显示62度是最佳气温。所有种族人的体温都是一样的，不管是黑人、白人、红人，还是黄人，所以看起来相同的62度的户外气温，对所有的人种都是最好的。大气的湿度也是同样的道理，对人的工作能力也有影响。还有很多证据证明，每天气温的变化，每个季节的变化，都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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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一个气候条件，不管它在某些方面表现得多么好，我们还得追问，处在一个气候经常发生变化的条件下，人的经历、动力、成就，能否一代接一代的维持在最好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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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不同气候条件下的无数人的实际成就为基础，仅仅以气候为衡量指标，26我们可以画张图出来，地图上标出不同人种所在的不同地方，所表现的不同的能量总值。这个地图，也就像一张人类文明的舆图。两种图的相似性，反映了今天有活力的有进取心的种族，那些占领了世界的种族，均位于气候上经常发生变化的区域。如果全人类对气候的反应都一样的话，那么这对解释罗马的覆灭，就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了。我们已经知道，气候变化在意大利发生过，而且是朝着激发性下降的趋势，特别是春天和夏天，气候一天天地变差。这可以反映公元前三四百年时，罗马曾被赐予非常有利的气候，而且情况比现在还要好，就跟我们北美的气候一样，不仅在农业方面，而且对于人类的各种活动，都具有很大的激发性。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公元前300年到前200年的变化，还有公元元年前后的逐渐变化，还有7世纪的气候变化，都对罗马人的精力和能力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即使罗马居民的种族成分没什么改变，即使没有疟疾，没有农业凋敝，没有野蛮人的入侵，他们民族的能力还是很明显的出现了下降，这一下降，当其他情况也开始变得糟糕的时候，就显得特别具有杀伤力。比如说，当克服干旱的灌溉系统出现麻烦时，人们就必须要有足够的精力和动力去解决难题。这样的人的素质，不但要面对疟疾、河流毁坏农田从而形成的沼泽、野蛮人的入侵，还要面对农业凋敝、农民贫困、苛捐杂税、因普遍的不满导致的政治问题。所以，当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的时候，情况就显得尤为严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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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篇文章中，我所表达的观点，对读者而言似乎显得基础薄弱了点。甚至对我自己而言，在研究气候和人类效率的关系时，很多结论让自己都感到吃惊了，我感到很难修改自己以前形成的概念。我这里提出的假说，不管其是否正确，它至少为将来的研究提供了一个非常充分的基础。它并没有诠释，为什么会有天才，为什么政治和社会机制会进化，或者为什么很多历史事件会发生。但是，它对于一些国家的谜一样的衰败和瞬间瓦解的经过，提供了一个可能性的解释。至于检验它的实在性，在于三个方面：第一，地理学家必须更进一步研究，气候变化后果的精确值，气候变化的程度，以及气候变化的本质。第二，生态学家和生理学家必须区分人类的精力，有多少是依赖于遗传能力，有多少是后天的训练，还有多少是受着自然环境的影响。特别是气温、湿度和其他气候因素，比如臭氧或空气中电子成分等等的影响。第三，对于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有很大的一个领域值得探寻，地理学家也许可以给予期待的结果，即指出在特定的时期，气候环境对历史事件的影响。但是，那个期待的结果，取决于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的是否确认它真实发生过，取决于学者们的仔细搜寻历史上无数的蛛丝马迹。世界就会逐渐地发现，人的机体、精神和道德的特征，是多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总之，非得各领域之间进行合作，对各个复杂因素导致的罗马覆灭，得出一个清晰的观点，历史教训才能被真正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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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尤斯图斯 • 冯 • 李比希（Justus von Liebig）：《化学在农业和生理学上的运用》（Die Chemie in ihrer Anwendung auf Agricultur und Physiologie），187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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