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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改变历史 [:1700870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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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改变历史 “所有的人都跑了”*——17世纪中叶（1644—1683）的战争和环境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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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立博（Robert B. Ma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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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2年8月，广州城北的居民，被城外突然出现的一只老虎吓个半死。城北的那些老百姓已经几十年没有见过老虎了，也许不止几十年，可能有一个世纪了，广州附近的顺德县的村民，曾在1627年报告过老虎伤人的事件1。而对于广州城里人来说，上一次老虎袭人的事，发生在147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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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老虎，在广州这个大都市附近出现，的确不同寻常，可是呢，广州居民处理这只老虎的方式更是令人意外。在所有其他的老虎事件中，不管出现在岭南的城镇还是乡村，村民们都是同一反应：打死老虎。放在当今社会，虽然一个神枪手用一支步枪就解决问题，但是杀死一只老虎可不是件小事。放在17世纪，枪的威力顶多是个“鸟枪”，或者是个“大口径的短炮”，虽然弓箭手用一支毒箭，也可以杀死一只虎，但是拥有那种技术和装备的人，通常都在军队里服役，而不是在家种地。所以，无装备的村民靠近一只老虎的方法，就是集体行动，人们从茂密的林子后面，举着长矛和鱼叉慢慢向老虎靠近，直到老虎被逼入绝境，最后用网把它给网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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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村民杀死老虎后，把它的身体肢解成各个部分，分别卖出。像很多文明程度很高的民族一样，17世纪的中国人，已将自然物开发成商品了，老虎身上的各个部分，自然有不等的市场价值。在岭南地区，不只是老虎伤人以后，人们才会去捕获老虎，它的皮毛本来就很值钱，身上其他部分据说有让人返老还童的功用2。据1839年的《中国丛报》上一篇文章反映，“（老虎的）医药优势在骨质、脂肪、皮肤、爪齿、肝脏、血，以及身上的其他部分，对多种疾病有效。即使老虎的胡须，据说也是对牙疼很有帮助”3。为了结束干旱，老虎的尸骨有时被老百姓拖进河里，说是为了“唤醒沉睡的龙王”，人们认为这样做可以带来降水4。所有这些个观念，都要老虎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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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当那只老虎在广州城北出现时，人们有足够的理由把它杀死。但是，人们并没有这样做，广州方志中仅记有一句：居民抓住了老虎，然后将其放生。组织村民捕捉老虎，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捉住老虎却把它放生了5，这一行为的确令人疑惑，简直让人不可思议，而且这和一贯的做法不同。我们无法理解，广州城北的居民为什么决定将老虎放生？搁如今，当然了，放生老虎是我们所希望的，而且是必然会去做的事情，但是那时的那些老百姓就这样做了。为什么要这样做？是否有一个关于自然和野生动物的新观念，其时已在中国发展起来了？抑或它仅仅局限于广州一地？是否人们已开始思考，野生动物在自然界的不同位置，考虑到野生动物们，甚至是危险的老虎也有生存的权力？或者，有更世俗的原因导致他们放走了老虎？这个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他们让老虎走了。也许，他们认为老虎表示了凶的征兆6（我们将看到，那段时期的中国，经济变得越来越糟，气温变得更冷，各地的农民暴乱正在兴起，传染病从长三角蔓延开来），就把它给放了，这样做代表着远离危险，否则灾难在不久后即会造访岭南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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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除了令人困惑和不可思议，在1642年放生老虎，的确是个很不寻常的行为。为了理解它为什么不同一般，我们要把这一小的事件放置在更大背景下，比如中国在1642年的历史背景——正是我这篇文章的目的所在。简洁地说，1644年之后的40年里，对中国来讲是个充满危机的时期，不同于之前或之后的任何一个时期。中国当时内战频仍，匪徒和海盗兴盛，农民起义的战火燃遍全国；对外贸易失衡，还有寒冷天气导致的粮食减产，当这些因素汇集在一起的时候，让那个年代人们的生活，至少是变得很不稳定。因战争和传染病而大批死亡，使得岭南的人口数量大幅下降，直到17世纪80年代，当地的人口才恢复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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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不只是日常生活变得很不安定，17世纪中叶的岭南，可以被描述为一个“普遍危机”的状况7。当时的全世界，被历史学家称作“17世纪的危机”，至少在17世纪中叶这段时间，岭南人像世界其他地区一样，面对的也是相似的危机。以故，有位历史学家称这段时间“非常痛苦”，她把这叫作“明清大变动”8。在上述因素中，其中某一因素不至于导致17世纪中叶岭南危机的产生，但是当政治危机和连绵战乱一同到来时，构成了一个重要的历史合并，它们共同造就了危机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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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17世纪危机背后的原因，论辩中有两个截然不同的观点。威廉 • 阿特韦尔（William Atwell）先生，最先探索了这个问题，他认为当时较为寒冷的气候，扰乱了中国的农业收成，引起谷物价格急剧上涨，严重影响农民的生计，一旦白银进口数下降，就会真正扰乱了国家经济10。理查德 • 冯 • 格拉恩（Richard von Glahn）先生，不同意阿特韦尔看法，他认为白银流入下降，不足以引起中国货币储备的危机，明朝最后几年，谷物价格的确发生上涨，但那并不是阿特韦尔的经济理论所阐释的那样11。杰克 • 戈尔德斯通（Jack Goldstone）先生说，是中国人口增长的内在因素，而不是阿特韦尔所说的外来因素，导致了整个问题的出现。先是贫穷，导致人口锐减，后反应在物价的上涨，中国的税收是完全建立在田亩上的，因白银贬值导致危机的假设，是说不大通的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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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然，人口增长确实消耗了明朝的资源，并有证据表明，物价因此快速增长。但是我认为，要解释为什么在那一时期发生危机，气候的变化和外贸的受挫，应该是更为重要的因素。如果说，一个温暖的气候和白银大量流入，帮助我们解释了16世纪50年代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的话，那么，当这两个因素逆转过来时，就应该可以解释17世纪中期的危机了。这一认识，正是我用来解释1642年老虎放生的历史大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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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改变历史 [:1700870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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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改变历史 17世纪的气候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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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研究17世纪的世界，经常会唏嘘不已，几乎全世界的社会和政治，都出现了大范围的混乱。其时正值俄国的“多事之秋”，英国也发生了国内战争，法国则出现了农民暴动，而中国的明朝行将灭亡之际的农民起义，也是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大家对这样的巧合会感到奇怪，如果我们试图在这些事件中寻找共同点，也许可以帮助我们解释，为什么当时的世界在很大范围上都处于混乱中。一些历史学家征引气候变化，作为一个重要的共同特征13。尽管这些17世纪的危机，还具有其他一些共同特征，比如说都发生在农业国家里，有无法解决的财政压力（参阅戈尔德斯通的论文）。然而，气候变化在那时，的确是一个世界范围的现象，因此对解释17世纪普遍的危机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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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之前的章节提到，从14世纪末到19世纪中，明朝处在全球气候的“小冰河期”14。“小冰河期”这一术语，不应该理解为一致的较为寒冷的气温，或者理解成了处于这个“小冰河期”中的每一年，都要比以前或以后的时期更加寒冷。事实上，即便是在“小冰河期”，有些年份甚至连续几十年，气温还算比较温暖。但是，普遍地说，当时全球的气温较为寒冷，冰川从趋势看在增长，而不是消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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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岭南来说，“小冰河期”的气候特征，的确要比以前寒冷一点；但是，也的确存在着比较温暖的间期，这有文献记录做证据。1961年，广东省历史档案研究组的研究者们，涵盖了所有广东省的地方志，按年份的顺序，编纂了各种有关气候变化的事件，他们的研究范围从公元4世纪起，一直到20世纪结束。为了量化和做图，显示从15世纪90年代到17世纪80年代这两个世纪的寒冷，或者是冰冻天气，图4.1为我们提供了粗略的气候变化的参考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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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 1490年到1690年报告有霜、雪的郡县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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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取自《广东省自然灾害史料》（广州：广东省文史研究馆，196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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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幅图，是从15世纪90年代开始的，而岭南在那个十年期间并没有特别寒冷的记载。实际上，即使整个15世纪，一共只有8处引文提到了寒冷天气（四个出现在1410年到1480年之间）。所以说，15世纪的岭南地区，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温暖的。到了16世纪，情况开始变得有点不一样，从1503年开始，春寒期第一次出现，然后在1510年，是一个非常寒冷的曲线，覆盖了几乎整个岭南地区。16世纪20年代又是一段寒冷期，之后，岭南的气候恢复了一点，直到17世纪10年代，中间的这80年，大概只有一或两个十年为一段寒冷气候。在之前的章节中提过（编者注：作者所著《虎、米、丝、泥：帝国晚期华南的环境与经济》一书的前面章节），这个温暖期与16世纪后半叶的经济的商业化发展正好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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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7世纪，从1614年到1621年，寒潮的频率增加了。在1614年和1615年的冬天，降雪不仅到了广东北部的南岭山脉，而且一直下到广西的邕州（南宁）。四年后，从1618年到1619年，广州城北郊的从化，也下起了同样的大雪，“那里的老人们说，以前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雪”15。同一个冬天，珠江三角洲以及南到西南沿海的阳春，都报道了降雪16。严寒在1634年再次袭来，广东有七个府县报告了极端寒冷天气，两年后，接着又是一场寒潮，在海滨惠来县居住的居民，给省上的报告说不仅下雪，还有霜冻、结冰，水塘甚至结了四到五英寸厚的冰，他们说从没见过这么冷的天气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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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在17世纪的50年代到60年代之间，以及后来的80年代，都记录了重大的寒冷事件。只有两个十年期，似乎逃过了寒冷天气，一个是17世纪40年代，另一个是17世纪70年代。后者，有17世纪70年代的粮食产量的证据，证明当时的气候比较暖和。但是17世纪40年代就比较难说，我们不能确定，为什么史料记录上没有关于那一时期的寒冷记载？一方面，也许根本没有资料记录。另一方面，当时广泛的社会和政治动荡，也许使得寒冷天气的事件被掩盖了，因而没有得到足够的注意；或者是一个小小原因，年代史编纂者没有记录这些资料，他们还不能洞察，气候变化和满族入侵明朝的战争，二者之间有着必然联系。总之，文献记录比较清楚地显示出，17世纪岭南的气候变得比较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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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随1614年的寒潮，开始了1616—1618年的两年大旱，旱灾从1616年的收获时节开始，一直延续到冬小麦收获，进而延续到1618年的春天。这场大旱，影响了人口众多的广州和惠州地区，广东东部的很多府县报告了“饥”和“大饥”，还有“混乱”。另外，惯例输送给惠州的粮食外来补给，也出了问题，广东地方长官不得不开仓救济饥民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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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在1614年左右变冷变干的严重性，体现在对农业产出的影响上19。显然，旱灾，特别在某些地方持续一年以上的干旱，会严重影响农业收成，地方志将这样长的干旱时间定义为荒年，注为“饥”或“大饥”，我在这里只写“饥”。更重要的是，低温和少雨，对农业生产造成很大破坏。尽管我们缺乏有关17世纪比较完整的数据，来证明造成重创这一现象，但我们从现代研究中得知，18世纪的较好的数据表明，寒冷气温降低了粮食的收获，因为植物的生长时间被压缩了，生长期少一天，收获就要少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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