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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改变历史 转捩点：164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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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寒冷气候导致的粮食歉收，外贸经济的打击，还有无法阻止的匪盗（被看成是前两项导致的结果），这些因素单独或者综合所形成的作用，并不足以导致17世纪中叶的岭南危机。也许有人想象得出，生活在那一时期的人们，面对这样一个持久恶化的情况，大概感到恐惧了吧。孰料，1644年政治上的大动荡，明朝的覆灭和清朝的建立，进一步激化了糟糕的趋势，并将各种负面因素最终聚合在一起，造成一个巨大的社会动荡和人口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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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4年初，中国北方的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汇集20万农民军对明朝做最后决战。他在四月进入了皇都北京，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崇祯皇帝，上吊自尽，明朝也就随他一起灭亡了。但是时代命运开了个大玩笑。接着，李自成很快从北京出发，欲消灭明朝对他构成最后威胁的残存军队，这时满族人越过长城，大批涌进中原，占领北京，宣布建立一个新的朝代——清朝。接着，他们的军队消灭了李自成的军队（一年内完成），后来又消灭了明皇帝宝座的最后继承者（花了17年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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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军到达岭南，迟至1646年，那是在新王朝建立两年后的事了。因为当地动乱不息，清军在1650年再度开到南方镇压了一次。当时的岭南，陷入无政府状态。也许政府绝大部分人是明朝遗留的官员，继续待在原来职位上，他们或者承认新朝，或者依然宣誓效忠明朝（溯西江而上，从广州到肇庆，成立一个南明小朝廷）。总之，不管发生什么变化，总会有人留在清王朝继续做官，不愿留的人就卷铺盖走人。南明将领只能统帅很小一部分军队，他们决心复辟明朝，很多复辟者与盗匪联合在一起，这样就能保存他们的力量。很多前明的海军单位加入了海盗，但受到严密管束。不过，在半年长的时间里，无论是逐步的，还是一次性的，很多人开始掌握权力。所以说，权力的流动是很普遍的情况。南明的继承者们，加入了斯特鲁韦（Struve）所谓的“兄弟相残的竞争”中35，为了彻底终结这个乱局，清军第一将军李成栋统帅清军，于1646年进入广东，他在1648年遭受满族人虐待，后来“投奔”了明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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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事情听起来，如果很是让人疑惑，那就对了。但是这不是事情的全部，明朝灭亡后，南方的政治权威并没有树立起来，国家的军事力量也很脆弱，在一些地区，当地土豪劣绅建立了自卫军，保护他和他的属民。朝廷的对抗力量是如此脆弱，甚至可以说不存在，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新的强大力量，摇撼了整个华南，它就是农民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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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残忍和最持久的农民军起义，发生在珠江三角洲地带，特别是新会、新兴和香山。不过，向西也发展到了高要，向北到了清远。那里有大群的人，被领主权束缚着（他们不是奴仆就是佃户），到1645年，这些农民起事了。这一暴乱从顺德揭开，很快传导到西边的新会，然后朝北发展到清远。这场起义，被污称“社贼”，这些奴隶和佃户“杀死或者驱赶他们以前的主子，夺取他们的土地和房屋，最极端的如抢了地主的老婆和孩子，扣作他们的囚犯，损毁过去的主子家的祖坟36。据新会的方志，“社贼”持续了20年之久，直到17世纪60年代初才结束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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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死土绅劣豪（乡绅、贡生、生员等）之后，“社贼”占领了新会和香山县，也许建立起一些政治、经济的机构。关于他们的组织形式，直接证据很少，只有他们被叫做社贼的事实是明确的，他们把这片地方占了十年以上，证明他们还是有一定的组织能力。奴仆佃户消灭土地领主及其家庭，延续到18世纪30年代，战火频仍的村庄才被重新整理，恢复生产。这些奴仆和佃农，并不是唯一的在明朝灭亡后起义的人，在广东东部沿海府县，那里的农民（似乎更接近于佃农的类别），停止交租交税，赶跑了所有的收税人，尽管他们没有杀死地主，他们的这些反抗行为，也造成了社会动荡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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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说，在明朝1644年灭亡之后的几年，各派军阀互相混战，试图扩大自己在中国南方的地盘。匪盗数量如此之多，足可发展出一个类似军事管理的机制。河盗海盗兴风作浪，农民军组织了近似“社贼”的团体，南明部队则在各个明王朝可能的继承者之间摇摆，是去当盗匪，还是投降入侵的清朝，在这个问题面前拿不定主意。由土绅豪强和铁腕人物指挥的自卫军，容纳一些清军的叛逃战士，信不信由你，甚至还包括李自成的一支残部。这些杂牌军队，并不是一直在前进寻找战机，只是偶尔打一仗。不过，当部队拉上正式战场时，结果就非常悲惨。在岭南，最惨烈的战役有两次，一次在1647年，一次在1650年。清朝对付匪军和明朝遗党，发动的那些零星的“清理火场”的小战役，一直延续到17世纪50年代的中期。在1647年，战役集中在珠江三角洲周围，明朝的忠臣抵抗清军，这些忠臣的军事力量，在广州附近由三个士绅率领，虽然包括一些明朝的残余部队，但是主要成分还是土匪和水盗。值得特别一提的是，这些“明军”部队里，并不包括当地的自卫军。1647年的3月到11月，明军试图攻占从南边的新安到北边的清远之间的所有城市，8月，打了一场艰苦的广州围攻战，为阻止这些反抗势力，清军指挥官李成栋，那年夏天来来回回地扫荡，就像“秋风扫落叶”所形容的39，在10月11月，清军把明军包围在清远和增城，在一次大战中彻底消灭了。明军两个领袖被抓，砍了头，而第三个首领自杀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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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改变历史 人口危机（1648—1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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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7年的岭南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行军中的部队饿得前胸贴后背，他们所到之处，给当地居民带来了同样大的痛苦。1647年的生长时节，上面说的那场可怕的战役，几乎吞没了广州。1648年的地方志，记载那一年为“饥荒”，从广东的最东部到最西部都有记载，这场饥荒几乎处处皆是，只有极少数的地方侥幸躲过了。大米价格涨到了800文一斗，是正常时期的十倍之多，所以除了富人还能买得起米，穷人是绝对无法活下去的。在广州西边的高等“饿殍遍野”40，在南边新安县的“人们很多都死于饥饿，甚至出现人吃人，或者买卖人口而换取粮食的现象。恰值一场大瘟疫袭来，盗匪蜂拥而起，有半数人去逃荒，背井离乡，要么就是死掉。有些村庄已经变成了空的。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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瘟疫，起初在广州的南部、东部兴起，从东边的惠州到南边的新安这一段。这些地方，早已被南明与李成栋的清军之间的战役搞得千疮百孔。从其他被清军毁坏的城镇的记录看，特别是清远以南、肇庆以西，俨然如一片片废墟。这些地区很多人得了传染病，但是没有保存下可以证明或者否定某种传染病的具体文件。当时流行的是一种什么传染病，现在还搞不清楚，因为当时的编年史里，只用普通的“疫”字概括当时的情况。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当时的传染病不是天花，如果是天花的话，它可是太有名了，那么开始流行时人们一定会知道，中国人叫它“天痘”或“痘疮”。举如，在1657年，揭阳有报告痘疫泛滥的情况，还介绍了各种针对儿童的防治方法42。编年史著作者不会搞错，将饿死和病死混为一谈，因为这两种死亡被分别书写了。据传染病和饥荒同时发生这一巧合，这种传染病应该不是一般病毒，毒性应该是很厉害的，可以在健康人和营养全面的人身上传播开。当然，营养不良和饥荒，的确会让正常人的免疫力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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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什么传染病，它和清军在某方面一定有联系。在1648年以前，地方志中最后有关于传染病记录的年份，是从1589年到1590年，那场传染病杀死了很多动物和人口。从那时算到1648年，即清军在广东的各个角落扫荡明军残部之前，还没什么可以称得上“疫”的传染病。对岭南的传染病，也许清军要在两方面负责，或者是直接的，携中国北方的疾病病毒传播到南方，或者是间接的，战乱让岭南的环境变得传染病容易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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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644年到1646年之间，清军南下长三角的时候，清军本身也许就携带着某种传染疾病。清军将领李成栋，1644年到1645年，曾经在长江三角洲平定了嘉定的明朝支持者。海伦 • 邓斯坦（Helen Dunstan）指出，曾经流行于1641年、1644年至1645年的传染病，包括痢疾，还可能有瘟疫，袭击了长江三角洲地区43。所以，我们依据传染病在广东爆发的时间、地点，这些病不管是什么，推断其很可能是由清军传播的。死亡本身，也许创造了适于传染病传播的环境，西班牙天主教修道士胡安 • 冈萨雷斯 • 德 • 门多萨（Juan de Palafox y Mendoza），在马尼拉曾经撰述满族入侵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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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族的暴行，如果经常性地谋杀和屠杀整个中国，那它就不会成功。这方面有很有很多的资料，足以使广东一个省就可以写成一整部的历史。那些腐臭的尸体，污染了的空气，引发严重的瘟疫……中国最富裕的和繁华的，最有人间美味食物的省份（广东），几乎完全被毁掉了……而且情况一直持续到了现在（1660年代）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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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可能性，就是传染病和饥荒有关。这场饥荒，毫无疑问是由惨烈的战争引起的，而不是由干旱、洪水等等“自然的”因素导致的。潮州地区的一些县记录了旱灾情况和米粮高价，但是这些地方还不是饥荒和传染病最严重的地区，因为清朝军队此时尚未到达那里，而清军到过的地方则是饥荒和瘟疫最重的地方。活下来的老百姓，几乎没有食物，只好到部队营地去偷窃，这种生计是非常危险的，他们还吃树根和叶子，吃动物死尸，吃生过病的人肉。还有污染了的水源，这些都会造成痢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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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8年，清军将饥荒和传染病连一起了，这是再清楚不过的。同样清楚的是，战争、饥饿和疾病，共同造就了1648—1649年的死亡率高峰。这不是结束，痛苦的尾巴一直持续了五年，因为李成栋将军率领清军南下，开始了第二回合的镇压，李将军镇压江南和广东两省的明朝忠臣，这些属于汉人的富饶地区，完全落入满人的掌控之中。李成栋希望凭借这些军功，在满人朝廷那里得到充分的肯定，然而朝廷没有依照他的功绩，给予他所认为的足够大的封赏，他于1648年宣称投奔南明，让南明政府和他一起共同抵抗清军。这一叛乱事件，使得清朝再度出兵征服华南。清军的机会一年后来了，这位姓李的将军，当时试图帮助另一支南明军队，结果在南昌兵败被杀。1649年6月，清军向广东和广西攻击，从北方以两个纵队分头南下，1650年2月，明朝的忠臣们拥戴南明小朝廷沿西江逃到梧州，清军主力则迂回移动，最后包围了整个广州，从3月开始，他们开始了长达八个月的围攻。广州于1650年11月底陷落，清军横扫整个城市，18天时间屠杀了无数居民，一个基督会的牧师描述了当时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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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人在保卫自己城市中表现出来的勇气，激怒了那些鞑靼人，开始猛烈地攻击整个城市，坚决要把城墙用他们的大炮轰倒。这样做的确很有效果，1650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他们攻占了广州……第二天，他们开始洗劫城市，完全疯狂了的活动，一直持续到十二月五日，他们不放过任何一个男人、女人，或者孩子，谁要是敢挡他们的道，就会成为刀下之鬼。他们也不听别人说的什么话，只知道杀人。杀死那些野蛮的叛乱者。但是，他们留下一些匠人，来保存必要的艺术，还有一些强悍健壮的男人，用他们搬运掠夺来的财物。不过最后，十二月六日，上面下达了命令，不许再有这样的疯狂屠杀，而到这个时候，包括那些在广州围攻战中死去的人，已经被满人杀了十万人了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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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荷兰人估计，有八万人死于这场战争，而鲍勒（Bowra）引用无名的中国资料，指出总共杀了好几十万人46。不管真实的数字是多少，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在1650年，广州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人口大幅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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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战争对岭南人的最直接的影响，迄今并不清楚，因为编年史者对这个事情保持沉默。但是，当台风和洪水在1651年袭击广东，紧接着1652年又是大旱，这个饱经战乱的地区再次出现饥荒。尽管报告的“饥”或“大饥”，就像1648年的饥荒范围一样大，但是关于饿死的和得传染病死亡的人口数字，却不清楚。在1648年遭受灾害地区，大部分的方志记载上：只说“非常高的粮价”和“吃树根和树叶”47。在海南岛，米的价格达到一斗三两银，还记有“死者不计其数，土地被荒弃，无人归来”48。在香山县，“大部分人死了”49，传染病自高州50沿西江传播，从广州传到了广西梧州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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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重灾难的共同作用，当然减少了人口数量。在我记录更多的混乱事件之后，我将重建关于这一地区人口数的模型，现在让我先来注明，这次大的人口冲击，对岭南社会1648年到1653年的影响。这几年，举例新安的报道，“半数人逃跑或者死亡”（1652年）；惠州的报道，称归善县（惠州府新在地）“曾经有37个里52，但是经连续的战争和饥荒，还有传染病，现今只剩24个里”53。假设每个里包含大致相同数量的家庭，这就表示人口下降了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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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危机，是由饥荒和传染病共同造成的，搞清楚饥荒、疾病和死亡之间的因果关系，还是很有难度的。当前的年鉴派学者，似乎比较明确地将死亡中的饿死和传染病死亡分开，“很多人死于饥饿”，他们有清楚的注明。但是，现在对饥荒、饥饿的研究，对这样的定论产生了怀疑54。约翰 • 波斯特（John Post）研究过这些问题，在他最近的关于欧洲18世纪的研究中，他认为“现代医学的观念是，饥饿已经很少成为导致死亡的原因”55。波斯特区分了“饥饿”和“长期的营养不良”，他发现，长期营养不良和痢疾，包括拉血的疾病症状是一致的。痢疾在干旱时期尤其容易传播，因为人们喝的水都是有泥土或者被污染的水56。所以，在1648年到1652—1653年，现代的学者将死亡率归因于饥饿，实际上有可能是，长期的痢疾或其他由营养不良所致各种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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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什么导致的死亡，在1648年到1652—1653年，岭南死亡率最高的时期，伴随着一个生存危机。生存危机减少了生殖率，直到家庭对未来有了信心，决定生育更多的孩子为止。遗憾是，我们没办法计算甚至是估算，在这一危机时期生育率究竟下降了多少。到底是人口维持在一个不变的水平，还是生育率降得很低？或者是1648年到1653年之间，危机出现后保持着下降趋势？为了重建广东的人口数据，我必须做一做推测，因为后来的30年内，政治上经济上的稳定还没建立起来。所以，我将采纳比较低的生育率数据，到1683年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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