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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改变历史 人口危机(1648—1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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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7年的岭南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行军中的部队饿得前胸贴后背,他们所到之处,给当地居民带来了同样大的痛苦。1647年的生长时节,上面说的那场可怕的战役,几乎吞没了广州。1648年的地方志,记载那一年为“饥荒”,从广东的最东部到最西部都有记载,这场饥荒几乎处处皆是,只有极少数的地方侥幸躲过了。大米价格涨到了800文一斗,是正常时期的十倍之多,所以除了富人还能买得起米,穷人是绝对无法活下去的。在广州西边的高等“饿殍遍野”40,在南边新安县的“人们很多都死于饥饿,甚至出现人吃人,或者买卖人口而换取粮食的现象。恰值一场大瘟疫袭来,盗匪蜂拥而起,有半数人去逃荒,背井离乡,要么就是死掉。有些村庄已经变成了空的。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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瘟疫,起初在广州的南部、东部兴起,从东边的惠州到南边的新安这一段。这些地方,早已被南明与李成栋的清军之间的战役搞得千疮百孔。从其他被清军毁坏的城镇的记录看,特别是清远以南、肇庆以西,俨然如一片片废墟。这些地区很多人得了传染病,但是没有保存下可以证明或者否定某种传染病的具体文件。当时流行的是一种什么传染病,现在还搞不清楚,因为当时的编年史里,只用普通的“疫”字概括当时的情况。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当时的传染病不是天花,如果是天花的话,它可是太有名了,那么开始流行时人们一定会知道,中国人叫它“天痘”或“痘疮”。举如,在1657年,揭阳有报告痘疫泛滥的情况,还介绍了各种针对儿童的防治方法42。编年史著作者不会搞错,将饿死和病死混为一谈,因为这两种死亡被分别书写了。据传染病和饥荒同时发生这一巧合,这种传染病应该不是一般病毒,毒性应该是很厉害的,可以在健康人和营养全面的人身上传播开。当然,营养不良和饥荒,的确会让正常人的免疫力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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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什么传染病,它和清军在某方面一定有联系。在1648年以前,地方志中最后有关于传染病记录的年份,是从1589年到1590年,那场传染病杀死了很多动物和人口。从那时算到1648年,即清军在广东的各个角落扫荡明军残部之前,还没什么可以称得上“疫”的传染病。对岭南的传染病,也许清军要在两方面负责,或者是直接的,携中国北方的疾病病毒传播到南方,或者是间接的,战乱让岭南的环境变得传染病容易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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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644年到1646年之间,清军南下长三角的时候,清军本身也许就携带着某种传染疾病。清军将领李成栋,1644年到1645年,曾经在长江三角洲平定了嘉定的明朝支持者。海伦 • 邓斯坦(Helen Dunstan)指出,曾经流行于1641年、1644年至1645年的传染病,包括痢疾,还可能有瘟疫,袭击了长江三角洲地区43。所以,我们依据传染病在广东爆发的时间、地点,这些病不管是什么,推断其很可能是由清军传播的。死亡本身,也许创造了适于传染病传播的环境,西班牙天主教修道士胡安 • 冈萨雷斯 • 德 • 门多萨(Juan de Palafox y Mendoza),在马尼拉曾经撰述满族入侵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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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族的暴行,如果经常性地谋杀和屠杀整个中国,那它就不会成功。这方面有很有很多的资料,足以使广东一个省就可以写成一整部的历史。那些腐臭的尸体,污染了的空气,引发严重的瘟疫……中国最富裕的和繁华的,最有人间美味食物的省份(广东),几乎完全被毁掉了……而且情况一直持续到了现在(1660年代)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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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可能性,就是传染病和饥荒有关。这场饥荒,毫无疑问是由惨烈的战争引起的,而不是由干旱、洪水等等“自然的”因素导致的。潮州地区的一些县记录了旱灾情况和米粮高价,但是这些地方还不是饥荒和传染病最严重的地区,因为清朝军队此时尚未到达那里,而清军到过的地方则是饥荒和瘟疫最重的地方。活下来的老百姓,几乎没有食物,只好到部队营地去偷窃,这种生计是非常危险的,他们还吃树根和叶子,吃动物死尸,吃生过病的人肉。还有污染了的水源,这些都会造成痢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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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8年,清军将饥荒和传染病连一起了,这是再清楚不过的。同样清楚的是,战争、饥饿和疾病,共同造就了1648—1649年的死亡率高峰。这不是结束,痛苦的尾巴一直持续了五年,因为李成栋将军率领清军南下,开始了第二回合的镇压,李将军镇压江南和广东两省的明朝忠臣,这些属于汉人的富饶地区,完全落入满人的掌控之中。李成栋希望凭借这些军功,在满人朝廷那里得到充分的肯定,然而朝廷没有依照他的功绩,给予他所认为的足够大的封赏,他于1648年宣称投奔南明,让南明政府和他一起共同抵抗清军。这一叛乱事件,使得清朝再度出兵征服华南。清军的机会一年后来了,这位姓李的将军,当时试图帮助另一支南明军队,结果在南昌兵败被杀。1649年6月,清军向广东和广西攻击,从北方以两个纵队分头南下,1650年2月,明朝的忠臣们拥戴南明小朝廷沿西江逃到梧州,清军主力则迂回移动,最后包围了整个广州,从3月开始,他们开始了长达八个月的围攻。广州于1650年11月底陷落,清军横扫整个城市,18天时间屠杀了无数居民,一个基督会的牧师描述了当时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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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人在保卫自己城市中表现出来的勇气,激怒了那些鞑靼人,开始猛烈地攻击整个城市,坚决要把城墙用他们的大炮轰倒。这样做的确很有效果,1650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他们攻占了广州……第二天,他们开始洗劫城市,完全疯狂了的活动,一直持续到十二月五日,他们不放过任何一个男人、女人,或者孩子,谁要是敢挡他们的道,就会成为刀下之鬼。他们也不听别人说的什么话,只知道杀人。杀死那些野蛮的叛乱者。但是,他们留下一些匠人,来保存必要的艺术,还有一些强悍健壮的男人,用他们搬运掠夺来的财物。不过最后,十二月六日,上面下达了命令,不许再有这样的疯狂屠杀,而到这个时候,包括那些在广州围攻战中死去的人,已经被满人杀了十万人了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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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荷兰人估计,有八万人死于这场战争,而鲍勒(Bowra)引用无名的中国资料,指出总共杀了好几十万人46。不管真实的数字是多少,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在1650年,广州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人口大幅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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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战争对岭南人的最直接的影响,迄今并不清楚,因为编年史者对这个事情保持沉默。但是,当台风和洪水在1651年袭击广东,紧接着1652年又是大旱,这个饱经战乱的地区再次出现饥荒。尽管报告的“饥”或“大饥”,就像1648年的饥荒范围一样大,但是关于饿死的和得传染病死亡的人口数字,却不清楚。在1648年遭受灾害地区,大部分的方志记载上:只说“非常高的粮价”和“吃树根和树叶”47。在海南岛,米的价格达到一斗三两银,还记有“死者不计其数,土地被荒弃,无人归来”48。在香山县,“大部分人死了”49,传染病自高州50沿西江传播,从广州传到了广西梧州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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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重灾难的共同作用,当然减少了人口数量。在我记录更多的混乱事件之后,我将重建关于这一地区人口数的模型,现在让我先来注明,这次大的人口冲击,对岭南社会1648年到1653年的影响。这几年,举例新安的报道,“半数人逃跑或者死亡”(1652年);惠州的报道,称归善县(惠州府新在地)“曾经有37个里52,但是经连续的战争和饥荒,还有传染病,现今只剩24个里”53。假设每个里包含大致相同数量的家庭,这就表示人口下降了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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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危机,是由饥荒和传染病共同造成的,搞清楚饥荒、疾病和死亡之间的因果关系,还是很有难度的。当前的年鉴派学者,似乎比较明确地将死亡中的饿死和传染病死亡分开,“很多人死于饥饿”,他们有清楚的注明。但是,现在对饥荒、饥饿的研究,对这样的定论产生了怀疑54。约翰 • 波斯特(John Post)研究过这些问题,在他最近的关于欧洲18世纪的研究中,他认为“现代医学的观念是,饥饿已经很少成为导致死亡的原因”55。波斯特区分了“饥饿”和“长期的营养不良”,他发现,长期营养不良和痢疾,包括拉血的疾病症状是一致的。痢疾在干旱时期尤其容易传播,因为人们喝的水都是有泥土或者被污染的水56。所以,在1648年到1652—1653年,现代的学者将死亡率归因于饥饿,实际上有可能是,长期的痢疾或其他由营养不良所致各种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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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什么导致的死亡,在1648年到1652—1653年,岭南死亡率最高的时期,伴随着一个生存危机。生存危机减少了生殖率,直到家庭对未来有了信心,决定生育更多的孩子为止。遗憾是,我们没办法计算甚至是估算,在这一危机时期生育率究竟下降了多少。到底是人口维持在一个不变的水平,还是生育率降得很低?或者是1648年到1653年之间,危机出现后保持着下降趋势?为了重建广东的人口数据,我必须做一做推测,因为后来的30年内,政治上经济上的稳定还没建立起来。所以,我将采纳比较低的生育率数据,到1683年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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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改变历史 重置沿海人口(1661—1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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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人口,在经过十多年的战争之后,几乎没有时间恢复,清军又采取了巩固政权的第二阶段措施,它与第一阶段一样毁灭岭南的人口。满人赢得了很多土地,但控制公海和沿海地区却不太成功。名义上的反清复明的追随者——郑成功,自由管理着东南沿海的贸易,甚至在他的老家福建省,建立了基地。在那片地盘上,郑氏经营一大片范围的贸易,他在福建的内陆建立起他个人的海关机构,用来管理贸易和税收。而且时不时地对抗清朝的势力,有时还和清军发生正面冲突。他的存在和力量,对清朝来说不可小觑,到1659年,郑成功变得更加反抗,甚至威胁要攻占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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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1年年初,习惯了用铁腕方式来统治中国的满人,新皇帝康熙决定消灭郑成功,及其有关连的沿海人口。为了这样做,政府就命令整个沿海人口进行重新配置,从浙江南部起,一直到与越南接壤的边界,大概50里宽的地带,所有的沿海人口都被清空,意在建立起对无主荒地的控制。为保证政策能在广东实行,朝廷特地派了两个满族官员到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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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因为满族朝廷政策的毁灭性,国家政府方面的资料不能提供足够信息。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不过,从潮州到高州的所有的地方志中,显现这一人口重置的命令的确有效。我至少可以讲两个例子(海丰县和广州)。人口重置分两步走,第一步,命令沿海居民内迁30里,两年后,再内迁到相距50里的地方。的确,朝廷的这项政策被严格执行,人口逼迫着迁移到内地,栅栏、边防、高塔,在这些人烟绝灭的地方建起来了。现保留在菲律宾的西班牙人记下的资料显示,人口不仅仅是重置,而且沿海人口资源整个浪费掉了,是“世界上最大的灾难和混乱”57。另一资料称,那些拒绝在规定时间搬到内地的岭南人,都被“屠杀”了58。当然,我们不知道有多少广东人,在这场人口迁移中丧了命,福建报告有8500人死亡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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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海封锁继续着,人们在1669年之前,都撤离了海滨地区。在广东地方官员王来仁(注:清康熙时曾任广东巡抚)的奏章中,提议废除内迁政策。王来仁引述了很多原因论说放松封锁的好处,甚至用海滨的人口充实反而能加强边防这一事实,来驳斥封锁的观点。他说,事实上在他做广东巡抚的两年里60,没有发生一起海盗袭击;相反,当广东沿海人口内迁后,强遣的边民和内地匪盗结合在一起,最后变成大问题了。的确,这些新会的边民被迁出去,别人贬称他们“迁移户”,在1668年被蔑称为“叛乱分子”61。另外,维持关防的花费也很大,王来仁说,大概每年要花250万两白银,而政府可以征收到的盐税,只有这一数字的一半。高塔、边关的建筑和维护,材料费和人工费也很花钱。最后,王来仁进一步说,将人口从海滨强行迁移内地,致使很多农田荒废,政府因此损失了30万两白银的田税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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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第二个谕令于1662年下达到南方,禁止所有的沿岸航行,特别是和郑成功有关的贸易活动。人口重置政策,意图在减少郑成功的经济补给线。皇帝谕令中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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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郑成功)没有土地可以维持人们的生活,那些谷子(稻谷)、大米、铁,还有造船的木材和其他材料,都是从大陆来的……在过去……商人和小贩带来各种的货物,从南方内地几经倒手,到了盗匪手里……自从海滨的居民都被搬到内地,防御和监视都很容易,我们不会允许再有任何疏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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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迁沿海居民到内地,为的是卡断郑成功的海外贸易,作为衡量这一政策的成功标志,我们可以看到,1661年,郑成功废除了在内地的贸易据点,他强力从荷兰人手中抢过台湾,把他的贸易据点都搬到了台湾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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