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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改变历史 重置沿海人口（1661—1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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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人口，在经过十多年的战争之后，几乎没有时间恢复，清军又采取了巩固政权的第二阶段措施，它与第一阶段一样毁灭岭南的人口。满人赢得了很多土地，但控制公海和沿海地区却不太成功。名义上的反清复明的追随者——郑成功，自由管理着东南沿海的贸易，甚至在他的老家福建省，建立了基地。在那片地盘上，郑氏经营一大片范围的贸易，他在福建的内陆建立起他个人的海关机构，用来管理贸易和税收。而且时不时地对抗清朝的势力，有时还和清军发生正面冲突。他的存在和力量，对清朝来说不可小觑，到1659年，郑成功变得更加反抗，甚至威胁要攻占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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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1年年初，习惯了用铁腕方式来统治中国的满人，新皇帝康熙决定消灭郑成功，及其有关连的沿海人口。为了这样做，政府就命令整个沿海人口进行重新配置，从浙江南部起，一直到与越南接壤的边界，大概50里宽的地带，所有的沿海人口都被清空，意在建立起对无主荒地的控制。为保证政策能在广东实行，朝廷特地派了两个满族官员到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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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因为满族朝廷政策的毁灭性，国家政府方面的资料不能提供足够信息。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不过，从潮州到高州的所有的地方志中，显现这一人口重置的命令的确有效。我至少可以讲两个例子（海丰县和广州）。人口重置分两步走，第一步，命令沿海居民内迁30里，两年后，再内迁到相距50里的地方。的确，朝廷的这项政策被严格执行，人口逼迫着迁移到内地，栅栏、边防、高塔，在这些人烟绝灭的地方建起来了。现保留在菲律宾的西班牙人记下的资料显示，人口不仅仅是重置，而且沿海人口资源整个浪费掉了，是“世界上最大的灾难和混乱”57。另一资料称，那些拒绝在规定时间搬到内地的岭南人，都被“屠杀”了58。当然，我们不知道有多少广东人，在这场人口迁移中丧了命，福建报告有8500人死亡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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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海封锁继续着，人们在1669年之前，都撤离了海滨地区。在广东地方官员王来仁（注：清康熙时曾任广东巡抚）的奏章中，提议废除内迁政策。王来仁引述了很多原因论说放松封锁的好处，甚至用海滨的人口充实反而能加强边防这一事实，来驳斥封锁的观点。他说，事实上在他做广东巡抚的两年里60，没有发生一起海盗袭击；相反，当广东沿海人口内迁后，强遣的边民和内地匪盗结合在一起，最后变成大问题了。的确，这些新会的边民被迁出去，别人贬称他们“迁移户”，在1668年被蔑称为“叛乱分子”61。另外，维持关防的花费也很大，王来仁说，大概每年要花250万两白银，而政府可以征收到的盐税，只有这一数字的一半。高塔、边关的建筑和维护，材料费和人工费也很花钱。最后，王来仁进一步说，将人口从海滨强行迁移内地，致使很多农田荒废，政府因此损失了30万两白银的田税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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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第二个谕令于1662年下达到南方，禁止所有的沿岸航行，特别是和郑成功有关的贸易活动。人口重置政策，意图在减少郑成功的经济补给线。皇帝谕令中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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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郑成功）没有土地可以维持人们的生活，那些谷子（稻谷）、大米、铁，还有造船的木材和其他材料，都是从大陆来的……在过去……商人和小贩带来各种的货物，从南方内地几经倒手，到了盗匪手里……自从海滨的居民都被搬到内地，防御和监视都很容易，我们不会允许再有任何疏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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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迁沿海居民到内地，为的是卡断郑成功的海外贸易，作为衡量这一政策的成功标志，我们可以看到，1661年，郑成功废除了在内地的贸易据点，他强力从荷兰人手中抢过台湾，把他的贸易据点都搬到了台湾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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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改变历史 17世纪70年代的熟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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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从商人、贸易人甚至粮农的角度看，郑成功被从大陆资源隔离，意味着这些老百姓曾经的商机，以及他们随着商机增加的财富，都直线下跌了，这就是在1683年沿海贸易重新开通前的状态。揭阳地方志的目录上讲：“农民只是开垦，没有其他活计。粮食太便宜了，因为盗匪和海盗政府封锁了对外贸易”64。在沿海的广东、福建、浙江，甚至在江西，经济都发生下滑，情况变得很严重。一位历史学家将1661年到1683年这一时期，称作“康熙大萧条”65，岸本中山的研究，就集中在白银的货币流通的“萧条”，和它对物价的负面影响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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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下降，在这一时期是个普遍情况，它影响到的不只是制造业，工资，房租，还有土地价格，乃至谷物价格也受到了影响。至于谷物价格下降，部分原因和商业萧条以及白银流通下降的因素无关。现在学者们将经济下滑怪在白银货币短缺头上，谷物价格的崩溃，被叫做熟荒，可以被理解为“丰收的贫困”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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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析熟荒前，让我先描述一下熟荒的情况。这一词语，在潮州的各个村庄里，是用来描述17世纪70年代，粮食生产过量之后造成谷物价格极其低廉。在揭阳，当地地方志记载了1670年的情况：“此时，价格极低，伤害了农民利益，人们叫它熟荒……一两银子可以购买25石白米，或者30石的红米”68。同样，在潮阳，“这里没有舟船来做贸易，一两银子可以买30石大米”69。在附近的海丰县，“一斗（十斗等于一石）只卖三分钱（一百分之一两的白银）”70。整个广东省普遍出现了极端低价的情况，惠州、广州、高州、肇庆，均为大米产量最多的地区，所以价格也更便宜。在相邻的福建省，米粮价格极低的情况一直持续到17世纪80年代初期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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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理解这一谷物价格的下降程度，我们应该把它放在一个更广阔的时间背景下。首先，换算成一个统一单位，根据报道上的熟荒价格，一石粮食卖到0.04两到0.05两白银，这个价格与1600年的价格相比72，后者曾是0.35到0.40两一石。再与1648年的危机年作比较，那时是一石4到5两的价格。到1708年，大米价格是0.80到0.90两，18世纪米粮价格最低的时期，出现在1729年，大米每石0.4两到0.6两。换言之，17世纪70年代熟荒时期，米价是18世纪价格最低年份1729年的十分之一，也是1600年的十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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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粮价格大崩盘，原因不难发现。当时对这一情况进行观察的人清楚，或者至少理解背后的部分原因。首先，郑成功建立起来的贸易路线遭到打击，加上沿海地区居民内迁造成的后果，使得对外贸易陷入危机。潮阳地方志记载：“当时，没有船只前来洽谈商贸，米粮价格变得非常便宜”73；揭阳的公文解释得有点不一样：“在揭阳，人们只耕田，没有其他的职业。米粮价格如此便宜，由于因盗匪和海盗而关闭了贸易路线”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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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用来解释粮价极低的原因，是连续几年的好收成。本篇一开头说到，17世纪普遍比16世纪寒冷。只有几个时间段例外，而17世纪70年代这十年，恰是其中一个相对温暖期。17世纪60年代初，广东经历了旱灾，自1668年起，本地区连续七年都是大丰收。一系列干旱气候的结束，当然有助于提高产量，同时气温也变得暖和了。从1669年到1680年，这期间只有一个非常冷的年份，就是1672年。除此以外，旱灾和洪灾的情况也减少了。这样一个风调雨顺的背景，广东省的很多府县方志，都把这几年称作“优年”或者“大优年”。简括之，在17世纪70年代，气候条件非常有利农业生产，导致了高产和大丰收，超过了人的市场实际需求，所以就形成了熟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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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想象到，粮食低价不会让农民致富。国家的税收政策，是只收缴白银，这只会让事情变得更加糟糕。据揭阳地方志，“这样低的粮价，让农民没有办法缴税，以及继续维持他们的生活，所以很多土地荒废了”75。甚至城市里的贫民，也遭受了康熙时代的萧条影响。据浙江名叫魏际瑞的官员1675年的记叙，当大米价格很高的时候，富人有钱来雇佣劳力和购买商品，但是在17世纪70年代，当粮价只有过去的一半或三分之一的时候，富人变穷了，而穷人根本找不到食物。76甚至当米粮更便宜的时候，很多江西人死于饥饿。临时工和小贩们坦言，他们更喜欢粮食价格偏高，因为富人有钱，可以购买商品，可以雇佣劳工。只有在这种条件下穷人才可以赚点钱过日子77。“这样的说法代表了当时人们的情绪”，曰“商民交苦”，曰“富者贫，贫者死”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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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的证据支持这样一个论点：在17世纪70年代，经济发展至少是停止了，农民宁可再次抛弃土地，也不愿意上税。岸本中山坚持认为，“萧条”持续到了17世纪80年代初期，不管她的看法正确与否，也不管是否就像当年魏际瑞记叙的那样，即尽管当时谷物价格极其低廉，死亡率却在城市贫民中上升。目前从现有资料中还找不见这样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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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鲜花在山火留下的灰烬中重新绽放一样，17世纪70年代的熟荒预示了危机的结束。米粮产量丰富，而价格极低，这不仅仅是生产力恢复的表现，而且也因为岭南的消费人口数下降了。曾经，商业线路将岭南各地不同的生态系统联系在一起，那个运转系统被切得四分五裂，米粮再也没有沿着西江盆地下来，送往珠江三角洲，而珠三角的农民，也无法买卖或出口丝绸，广东的谷物也无法从它的东部流向福建。不过，这一来，岭南的各个地方变得越来越自给自足，而不是依赖外地食品。同时，战争，杀戮，还有传染病，似乎都停止了。熟荒年的人口也许下降了，土地也许荒芜了，但是熟荒作为危机期的最后一个时段，希望的曙光已经可以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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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危机没有完全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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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改变历史 危机年代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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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673年到1681年的“三藩之乱”在岭南开始了另一段政治上军事上的不稳定期。关于康熙皇帝平定叛乱的事，大家耳熟能详，所以我就不在这里重复了，我必须说的是，在岭南并没发生什么战事。如果有，也是在1677年到1678年那点时间79。最初的三藩反叛者，挑战清朝的从中国南方到长江流域的统治，后来其中一些叛乱分子开始变节，立场也变得不坚定，再加康熙皇帝的坚定不移的领导，尽管那场战争劳民伤财，总归反叛者不是投降了，就是被打败了。到1681年，三藩和他们的特权，包括财政上军事上的，还有行政上的自主，都被消灭了，中央集权的方式彻底替换了地方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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