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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改变历史 17世纪70年代的熟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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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从商人、贸易人甚至粮农的角度看，郑成功被从大陆资源隔离，意味着这些老百姓曾经的商机，以及他们随着商机增加的财富，都直线下跌了，这就是在1683年沿海贸易重新开通前的状态。揭阳地方志的目录上讲：“农民只是开垦，没有其他活计。粮食太便宜了，因为盗匪和海盗政府封锁了对外贸易”64。在沿海的广东、福建、浙江，甚至在江西，经济都发生下滑，情况变得很严重。一位历史学家将1661年到1683年这一时期，称作“康熙大萧条”65，岸本中山的研究，就集中在白银的货币流通的“萧条”，和它对物价的负面影响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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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下降，在这一时期是个普遍情况，它影响到的不只是制造业，工资，房租，还有土地价格，乃至谷物价格也受到了影响。至于谷物价格下降，部分原因和商业萧条以及白银流通下降的因素无关。现在学者们将经济下滑怪在白银货币短缺头上，谷物价格的崩溃，被叫做熟荒，可以被理解为“丰收的贫困”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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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析熟荒前，让我先描述一下熟荒的情况。这一词语，在潮州的各个村庄里，是用来描述17世纪70年代，粮食生产过量之后造成谷物价格极其低廉。在揭阳，当地地方志记载了1670年的情况：“此时，价格极低，伤害了农民利益，人们叫它熟荒……一两银子可以购买25石白米，或者30石的红米”68。同样，在潮阳，“这里没有舟船来做贸易，一两银子可以买30石大米”69。在附近的海丰县，“一斗（十斗等于一石）只卖三分钱（一百分之一两的白银）”70。整个广东省普遍出现了极端低价的情况，惠州、广州、高州、肇庆，均为大米产量最多的地区，所以价格也更便宜。在相邻的福建省，米粮价格极低的情况一直持续到17世纪80年代初期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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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理解这一谷物价格的下降程度，我们应该把它放在一个更广阔的时间背景下。首先，换算成一个统一单位，根据报道上的熟荒价格，一石粮食卖到0.04两到0.05两白银，这个价格与1600年的价格相比72，后者曾是0.35到0.40两一石。再与1648年的危机年作比较，那时是一石4到5两的价格。到1708年，大米价格是0.80到0.90两，18世纪米粮价格最低的时期，出现在1729年，大米每石0.4两到0.6两。换言之，17世纪70年代熟荒时期，米价是18世纪价格最低年份1729年的十分之一，也是1600年的十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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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粮价格大崩盘，原因不难发现。当时对这一情况进行观察的人清楚，或者至少理解背后的部分原因。首先，郑成功建立起来的贸易路线遭到打击，加上沿海地区居民内迁造成的后果，使得对外贸易陷入危机。潮阳地方志记载：“当时，没有船只前来洽谈商贸，米粮价格变得非常便宜”73；揭阳的公文解释得有点不一样：“在揭阳，人们只耕田，没有其他的职业。米粮价格如此便宜，由于因盗匪和海盗而关闭了贸易路线”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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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用来解释粮价极低的原因，是连续几年的好收成。本篇一开头说到，17世纪普遍比16世纪寒冷。只有几个时间段例外，而17世纪70年代这十年，恰是其中一个相对温暖期。17世纪60年代初，广东经历了旱灾，自1668年起，本地区连续七年都是大丰收。一系列干旱气候的结束，当然有助于提高产量，同时气温也变得暖和了。从1669年到1680年，这期间只有一个非常冷的年份，就是1672年。除此以外，旱灾和洪灾的情况也减少了。这样一个风调雨顺的背景，广东省的很多府县方志，都把这几年称作“优年”或者“大优年”。简括之，在17世纪70年代，气候条件非常有利农业生产，导致了高产和大丰收，超过了人的市场实际需求，所以就形成了熟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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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想象到，粮食低价不会让农民致富。国家的税收政策，是只收缴白银，这只会让事情变得更加糟糕。据揭阳地方志，“这样低的粮价，让农民没有办法缴税，以及继续维持他们的生活，所以很多土地荒废了”75。甚至城市里的贫民，也遭受了康熙时代的萧条影响。据浙江名叫魏际瑞的官员1675年的记叙，当大米价格很高的时候，富人有钱来雇佣劳力和购买商品，但是在17世纪70年代，当粮价只有过去的一半或三分之一的时候，富人变穷了，而穷人根本找不到食物。76甚至当米粮更便宜的时候，很多江西人死于饥饿。临时工和小贩们坦言，他们更喜欢粮食价格偏高，因为富人有钱，可以购买商品，可以雇佣劳工。只有在这种条件下穷人才可以赚点钱过日子77。“这样的说法代表了当时人们的情绪”，曰“商民交苦”，曰“富者贫，贫者死”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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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的证据支持这样一个论点：在17世纪70年代，经济发展至少是停止了，农民宁可再次抛弃土地，也不愿意上税。岸本中山坚持认为，“萧条”持续到了17世纪80年代初期，不管她的看法正确与否，也不管是否就像当年魏际瑞记叙的那样，即尽管当时谷物价格极其低廉，死亡率却在城市贫民中上升。目前从现有资料中还找不见这样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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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鲜花在山火留下的灰烬中重新绽放一样，17世纪70年代的熟荒预示了危机的结束。米粮产量丰富，而价格极低，这不仅仅是生产力恢复的表现，而且也因为岭南的消费人口数下降了。曾经，商业线路将岭南各地不同的生态系统联系在一起，那个运转系统被切得四分五裂，米粮再也没有沿着西江盆地下来，送往珠江三角洲，而珠三角的农民，也无法买卖或出口丝绸，广东的谷物也无法从它的东部流向福建。不过，这一来，岭南的各个地方变得越来越自给自足，而不是依赖外地食品。同时，战争，杀戮，还有传染病，似乎都停止了。熟荒年的人口也许下降了，土地也许荒芜了，但是熟荒作为危机期的最后一个时段，希望的曙光已经可以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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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危机没有完全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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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改变历史 危机年代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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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673年到1681年的“三藩之乱”在岭南开始了另一段政治上军事上的不稳定期。关于康熙皇帝平定叛乱的事，大家耳熟能详，所以我就不在这里重复了，我必须说的是，在岭南并没发生什么战事。如果有，也是在1677年到1678年那点时间79。最初的三藩反叛者，挑战清朝的从中国南方到长江流域的统治，后来其中一些叛乱分子开始变节，立场也变得不坚定，再加康熙皇帝的坚定不移的领导，尽管那场战争劳民伤财，总归反叛者不是投降了，就是被打败了。到1681年，三藩和他们的特权，包括财政上军事上的，还有行政上的自主，都被消灭了，中央集权的方式彻底替换了地方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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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3年，稳定清朝统治的最后一块障碍也消除了，郑成功（注：应为郑成功的儿子）带领他的家族以及拥戴者，代表台湾投降清朝。对在台湾的郑家的社会和经济势力的打击，还不是来自军事压迫，而是来自朝廷禁止海上交通和贸易的命令。1678年，广东地方官张（章）之信上奏，要求放松对海滨的禁令，“允许商人修建船只，在广州和琼州之间自由通商”。康熙皇帝批示道：“如果我们重开了航线，商人可以自由贸易，我们担心那些不可靠的老百姓就会利用这个机会，和盗匪们重新联系，扰乱海滨人们的生活……这个禁令不应太快地解除”80。清军在1683年强行占领台湾以后，沿海的航行禁令有所松动，四个海岸关口建立起来，其中一个就是澳门，开始和欧洲人重新做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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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改变历史 人口和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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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藩被削以后，在1684年，海滨港口重新开始正常的贸易，经过了40年的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混乱，经济凋敝，人口危机，这一切终于结束了。本篇讲述的这段历史，它确实反映出这40年对岭南的沉重创伤，当地人口大幅度下降，而且大部分良田都荒废了。但是，仅有的资料几乎都是主观性陈述，有一些资料说“半数人口”离开了，我们还是没有一个量化评估，几十年来的浩劫对岭南的人口和土地使用，其影响究竟有多大？写这一节的目的，就是试图重建岭南的人口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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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章、第三章81讨论过，明朝在1391年的人口数据大致是可信的，清朝在1776年的人口数据也是基本可信的82。从1776年向后推，直到1391年，采用广东、广西的平均年人口增长率的各家数据，也采用一些专业性推测，可以建立17世纪中期的岭南人口数据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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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前一章提到（编者注：《虎、米、丝、泥：帝国晚期华南的环境与经济》第三章），明朝的岭南人口数，从1391年的400万增加到了1640年的1200万。从那个高峰开始，17世纪中叶危机致使当地人口数在1661年，至少减少到了1000万。如果生育率下降到平衡水平之下，那么人口会下降得更厉害。我认为，岭南人口从17世纪的60年代到70年代，开始缓慢地回升，然后在17世纪80年代和平时期开始加速上升，我把人口的动态变化总结在表4.1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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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 1391—1685年岭南人口和土地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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